国企私有化绝非中国经济摆脱下行压力的出路

宋方敏

一些学者用私企的效率标准片面进行实证分析，在貌似公正的数据包装下断言国企低效，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最近一个时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一股拿国企低效说事的论调又多了起来。如“彭博报道”称，“倘若把中国臃肿且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视为一个国家，它会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家“大部分资本被分配给了一个生产效率相对低下的企业群体”，将“国有企业Vs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就可发现“非国有企业几乎总是效率更高”。还有“安邦智库”以《钱给国企还是给社会？这是个问题》为题发文，警告：“在新一轮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中，如果国家控制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还像过去一样流向国有企业，为国有经济继续输血，将有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结果——低效的国有经济占用大量资源后，将在L型走势的轨道上拖垮中国经济！”

这股“国企低效论”思潮的卷土重来，说白了，就是要借去产能调结构之机削弱国企，为再推国企私有化造舆论。

评价国企效率与考察问题角度有很大关系

评价国企效率高低，长期存有争议。在我看来，这与考察问题的角度有很大关系。一些学者用私企的效率标准片面进行实证分析，在貌似公正的数据包装下断言国企低效，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中国国企不同于西方为私人资本拾遗补缺的辅助性国企，而是作为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政权基础的支柱性国企。我国国企既要追求企业利润和效益，又要承担国家战略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更多责任，考量中国国企的效率和效益，非私企所能简单类比。而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起来看，国企的整体效益比私企要高得多，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从对国家战略发展功绩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国企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人民根本利益创造的发展效率和效益，绝非私企可比。且不论新中国成立后，依靠发展国企，短短时期内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国防事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是近些年来，国企的发展速度依旧举世公认。《财富》杂志1994年到201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上榜企业名额从最初入围仅3家到现在有110家，国有企业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占比接近九成；最新榜单中，前50强的中国企业共有12家，全部为国有控股企业。可见，即使在全球市场不景气、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的情况下，中国国企仍然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排名进一步上升，成为美欧等跨国公司不可小视的竞争对手，促进了国际战略格局的积极改变，这样的历史功绩是国内私企无以企及的。

二是从对国家公共财政贡献看，虽然目前在我国企业户数、资产、主营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头，国企皆处劣势，但在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金及附加占比中，国企却远远高于私企。2014年规模以上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的23.7%，但上交税金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44.6%。即便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时期，中国央企利润同比下降30.8%，但上交税金不降反升，同比增长18.6%，这是私企根本达不到的。

另外，衡量企业资产回报率高低，不能光看企业的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还应看回报的利润给了谁。是回报给私人老板，还是回报给国家和人民，两者对于一国经济振兴、强盛和全面协调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三是从资本投入与产出的综合效益看，国企比私企的层次要高得多。国企一直引领和承担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一些公共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如高速铁路、大飞机制造、卫星通信导航、载人航天、绕月探测、载人深潜等重大项目，投入巨大，周期较长，不可能立马见效，但一旦见效，对整个经济社会发挥的作用力和对国际竞争产生的影响力，绝非一般企业可比。

另外，国企是科技创新的领军力量，技术进步是其效率考量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绝大多数重大的先进工程和技术项目由国企承担；我国经济技术要求较高的生产资料和重要消费资料的生产领域，80%以上的技术产品都是由国企提供。总体讲，国企的科技含量、产品质量和发展后劲比私企强得多。

仅以中央企业为例，从2006年到2009年科研投入年均增幅高达37．3％，建立了占全国46．2％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且囊括了历年全部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从企业对社会就业创造的贡献看，也并非有人所言是“国企占用了大量资源”，而“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数量几乎为零”，“如此令人失望的成绩单应该是中国经济资源错配的又一佐证”。其实，在国家改革政策下，过去20年国企一直处于数量收缩状态，而技术集成度不断提高，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被私企占据发展，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用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来衡量国企与私企优劣呢？客观地说，在目前非金融世界500强企业里，中国央企创造的就业规模与美国企业大体相当。而在国内，就单位企业或单位企业资产所提供的社会就业规模，国企大大超过私企；且国企职工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也明显高于私企。我国国企还承担着扶贫帮困、抗御风险、应对灾害、优化生态环境、协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支持国防布局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社会职能，这些担当必然给国企加重负担，表面上看是降低了企业效率，而实质上是国企给社会发展带来了私企无可比拟的高效益。

四是从成本和利润比较看，我国国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私企竞争，同样表现出经济高效性。有研究表明，国企能够严格遵守国家规定，所承担的税负明显高于私企，节能降耗的成本也高于私企，还承担着养老帮困、抗御风险、应对灾害、维护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收入仍然实现了较快增长。

以本世纪头十年（2000—2010年）为证，我国工业国企资产年均增长11.4%，而利润年均增长19.9%，这是举世惊叹的成就。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和2.3万亿元，是2003年的4.7倍；截至2015年底，所有者权益40.1万亿元，是2003年底的4.8倍。据有学者研究，1998—2006年，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均维持在30%以上，而同期私营企业的增长率仅为25%左右；2005和2006年，国企的成本费用利税率分别达8.44%和7.09%，而私企则仅为4.93%和5.27%。可见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和效率水平比私企只强不弱。

有种论调，把国企任何一点绩效都贬责为靠资源“垄断”而予以否定。事实情况是，目前我国国企绝大多数都处于非垄断行业，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并不享有特殊的垄断占有条件。真正属于垄断行业的企业极少，且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像水、电、油、气和铁路等垄断性行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价格都由政府制定，由于政府定价要考虑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宏观经济形势、社会稳定等因素，在一个时期保持相对平稳的物价水平，往往会造成相关国企政策性亏损，这并不能证明国企效率低下，相反是社会优越性的表现。而国际国内铁的事实证明，一旦垄断行业被私有化，第一恶果往往就是“涨价”，这种“效率”是靠向消费者开刀割肉、转嫁负担获得的，是用社会公众利益损害换取私人资本利益提高的假效率、恶效率。

客观上讲，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企业个体效率有高有低的差异分布，是不奇怪的；但从总体状况看，无论是社会效益水平，还是企业本身的技术、管理和经营水平，国企都要比私企高，而且高出不止一个档次，根本不存在国企比私企低效的普遍性。

对国企面临的困境应有客观认识

应当承认，在目前我国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国际市场低迷、国内矛盾叠加的情况下，部分国企出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负债加重、经营困难的低效甚至亏损状况，但对此应作具体、客观、公正的分析。

首先，要看到当前部分国企面临的低效状况只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是整个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后必然经受的阵痛。在经历3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放缓、发展驱动转换、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时期，这必然不同程度地影响所有企业。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直线前进的，在市场竞争的选择中经受效率水平的波动和曲折不足为怪。经济转换时期，出现局部性和阶段性的国企低效，并不意味着国企全局性和长期性的低效，更不能由此整体否定国有企业在宏观和微观意义上客观具有且被长期历史所证明的经济高效性。

其次，要看到造成当前我国部分国企低效或亏损的主要导因不在企业，而属政策所致。实事求是说，部分国企今天遭遇的是全行业性的产能过剩局面，造成这种结构失调状况，是与过去一些年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施行了扩张性宏观政策和扭曲的产业政策，以及听任市场扩张冲动、推助产业结构盲目发展带来的直接后果。对于国企本身，可谓“不可抗力”影响。在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历史上，由于政府瞎指挥给国企带来困境的情况，已经多次发生过。我们必须把政策引导责任与企业效率责任分开，不能把政府的政策失误归罪于国企低效。

其实，越是经营机制高效的企业，在错误的指导下产生的结果也会越显著。如果把政策指导失误的责任归罪于国企，政府犯错却让国企“买单”，那就违背了常理。今天进行结构性调整，政府也不应该对受困的国企甩手不管，简单推给市场，而应当积极扶助、科学引导，多方努力、共渡难关。

再者，还要看到在困境中我国大部分国企的绩效表现是好的，仍然发挥着经济顶梁柱的作用。在当前经济转换期，我国私企的亏损面比国企的亏损面要大得多，那些无力挣扎、不死不活，甚至停业关门、破产倒闭的“僵尸私企”大量发生，多得难以计数，但我国舆论场并未以“效率低下”责之，仍然为支持其发展不懈鼓与呼；而对于少数国企暂时处于困难处境，就擎出“国企低效论”来全盘抹黑？事实上，当下能够为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支撑的恰恰正是大批好的国企，而绝不是靠私企。若无视这些现实，反倒说国企效率不如私企，要靠国企私有化走出经济困境，道理如何讲得通？

“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不容动摇

从主张私有化的角度看问题，凡是公有制经济，凡是国有经济主导的体制，永远都是低效的，这是“铁律”。因为，只要看到企业在为国家和人民担责任、增效益、作贡献，看到资源、财富在社会层面上的使用和分配，就会觉得这是私人资本利益的损失和浪费。反观之，私营企业的高效率，往往凭借劳资利益关系的对立和分化，通过加重雇佣剥削、漠视劳动条件改善和向社会转嫁负担等办法，即以牺牲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而取得，这对公有制经济来说，并不承认是其生产效率的真正提高。可谓体制不同，利益出发点不同，效率标准也不同。公有制度的效率观，要让私有制度的信奉者认同，很难说不是一种奢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内外总是有些人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国企，抹黑国企，这将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如果没有国企作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确立。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国企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一些国企在如何适应市场资源配置，完善企业制度机制和国资监管体制，提高国资运行效率，防范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我们不否认国企存在问题，改革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国企存在问题”与“国企存在就是问题”完全是两码事！国企改革，只能为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解决问题、排除障碍，开辟更好的前景。

鼓吹“国企低效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真正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把国企搞弱搞垮搞掉，搞国企私有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这些无疑都是国企理所当然要带头完成的任务。但是，绝不可以成为削弱和搞掉国有企业的借口。

国企是全体人民的国企，是全体劳动者的国企，遇到困难不能不顾国家利益和工人死活，一混了之、一卖了之，应该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发挥主人翁积极性，同舟共济，集智聚力，发奋图强，共同努力去实现转型升级目标。政府责无旁贷地也应该提供支持和帮助。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把化解过剩产能变成消化国企，把暂时遇到困难的国企当作“僵尸”处理，甚至给所有的国企都戴上“低效”的帽子，走出卖产权、国退私进的路子。历史证明，这个口子一开，再好的国企也会“被低效”、“被僵尸”，为私有化创造条件。国企私有化，绝不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摆脱下行压力的出路，只有紧紧依靠国企，发挥支柱作用，才是引领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发展和健康腾飞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