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远未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
历经洋务运动以来一百多年的追求，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工业化现代化。
今天，尽管中国拥有了位居世界前茅的GDP总量，却没有取得可以在世界经济、科技、军事舞台可以挥舞铁拳的经济质量，而GDP增长的代价是全国上下空气污浊、污水横流、肿瘤高发，民怨四起。这是为什么?
依靠外资、外贸和外汇打造出来的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工厂，可以像化学膨胀剂一样催大中国经济体的脂肪，但没有增强中国经济的筋骨。不少学者和官员认为，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和德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可以不提工业化，而要推动城镇化，发展自贸区等等，以此作为改革和开放的新内容。这是错误的。工业化的国家不同于“工厂化的国家”，工业化国家有着独特的衡量标准，正如老虎和猫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一样。
如果说中国像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一样已经属于一个工业化国家，那么意味着：
(1)中国本土资本应该占据和主导着国内绝大部分产业部门而不是外资;
(2)各个产业的前三名企业是中国本土企业而不是外企;
(3)中国的装备工业可以持续武装国内各个产业并保障这些产业拥有全球竞争力而不是依靠进口;
(4)中国企业在各个产业领域应该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而不是跟随;
(5)中国企业背靠大国市场和大国优势应该拥有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采购话语权而不是寄人篱下;
(6)中国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应该主导流通领域并掌控下游产品的定价权而不是贴牌代工;
(7)中国经济体创造的经济成果和剩余价值应该归于本国国民享有(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或低价住房)而不是以各种方式(包括不公平贸易、跨国公司利润和美元铸币税等)转移到海外;
(8)中国应该拥有强大而自主的工业化体系支撑着强大的国防装备体系而不是国防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和关键材料处处受制于人;
(9)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即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掌控而不是由美联储、美国政府和海外金融机构所掌控;
(10)中国军队应该可以保卫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经济利益而不是驻外工程技术人员走为上策。
中国和日本通过各自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对照上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任何一条标准。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付出了极大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和人力资源代价，但并没有变成一只“工业虎”，而是成为一只“工业猫”。在世界经济与科技的丛林里，听不到“中国虎”的咆哮，而只有“中国猫”的声音。人心生万象，人间万象生于心念。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实践，什么样的实践就有什么样的结果。指导中国后三十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不是“虎论”而是“猫论”。这决定着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成为“工业虎”或“中国虎”，而只能成为“工业猫”或“中国猫”。真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猫论”得猫，“虎论”得虎。
今天，中国需要进行理论反思；需要建设可以指导中国完成工业化使命的、服务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经济理论。应该冷静地反思并承认：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理论来自于西方，但中国经济理论界和经济管理者并没有掌握西方经济理论的整体并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精华，至少完全忽视了指导德国和日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思想精髓，而是全盘采纳了最具殖民主义色彩的、服务于跨国垄断资本攻城略地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经济思想的沦陷导致了经济版图的沦陷和经济结构的病态。
要调整中国经济，必须首先调整经济理论。这才是中央政府经济工作的根本方法。
二、工业化是经济建设的核心
迄今为止，中国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政策智囊和高层经济决策者根本就没有工业化的正确概念、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工业化、根本就没听说过“工业化国家的衡量标准”、根本就不知道“工业化之虎”与“工厂化之猫”的本质区别。当然，从洋务运动以来，始终没有人深入思考过上述问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错，问题是“什么是经济建设的中心”、什么是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核心和灵魂”?难道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吗?难道是“世界工厂化、开发区化、特区化、自贸区化、房地产化、城镇化”吗?难道是把土地、矿产、实体产业控制权、金融企业股权、互联网等信息产业的收益权与管理权毫无节制地对外开放而转换为美元纸币和美国债券吗?
当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和储蓄大量投入并形成一个超级世界工厂之后，发达国家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和设置贸易壁垒，开始关闭贸易的大门。这只吃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下脚料养肥的“工业猫”开始感到窒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腾笼换鸟是中国“工业猫”渴望成为“工业虎”的呼唤。遗憾的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还是“猫论”的延续，正如上海自贸区是经济特区的升级版一样。
1990年笔者曾在《经济学动态》和《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文章质疑经济特区的开放政策，指出搞特区是以农业社会的经营思路来推动工业化，势必一事无成。近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四大经济特区培养出可以称雄世界的工业企业了吗?没有。
当今中国走在世界前列的少数几个行业，如航天工业、核电工业、水泥装备工业和高铁工业，没有一项是利用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模式发展起来的。以高铁工业和水泥装备工业为例，他们的对外开放经验是以铁道部和国家建材局为主导、统一控制国内市场、坚决杜绝无序开放、采取统一对外谈判、引导外资企业之间竞争、逼迫外资转让核心技术、推动国内企业消化创新赶超。以国家资本为主的国内产业资本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对外开放的谈判主动权和主导权。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行业导向型开放模式。遗憾的是，这种“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模式和工业化模式并没有得到普及和推广。
中国的外汇储备由6千亿美元膨胀到3万6千亿美元，这是发生在中国最近十年最严重的经济事件。美联储发行的廉价的美元纸币主导着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主导着房地产泡沫和物价指数并使得政府宏观调控完全失效；美元资本以国际化、法制化、证券化、货币化的外衣窃取了数以万亿计的中国企业股权和珍贵资源。中国境内的美元势力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农业、工业、互联网及生物技术的布局。在5.91亿中国网民的互联网世界里，美元资本主导着中国的舆论方向，这仅仅是美元资本掌控中国的冰山一角。中国企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和平、稳定与发展，但为什么事与愿违，出现了战争的危险、动乱的苗头和倒退的趋势?这种“异化现象”值得深思。
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应该是打造财富的创造力，而不是一场以资源换美元的交易，不是以房地产为主的GDP数量之增长，不是资源的货币化和股权的证券化。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有句名言：财富的生产力相比之财富本身，不知重要多少倍!从人类生产力发展史的角度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只有两个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因此，按照工业化国家的标准，实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中国的工业化不是为了成为“世界工厂的肥猫”，而是要成为主导科技创新潮流、主导全球商品定价权、主导全球财富分配权的“工业之虎”。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今天，政府和金融部门用的是美国公司提供的服务器和浏览器、百姓点击的是美国资本控制的门户网站、司机使用的是日本人控制的国内导航地图(如果日军再度侵略中国就无需王小二带路了)、中小学学生浏览的是外资控股的教育网站……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迈向信息化，而是意味着美国、日本完成了对中国的信息化改造和信息化控制。
一个靠进口芯片组装产品的国家、一个进口芯片的外汇使用量超过进口石油的国家，有何资格抛开工业化高谈信息化?而且，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国防现代化。
如果说经济建设是政府的工作中心，那么，工业化必须成为经济建设的核心。
三、中国面临工业化进程中断的危险
改革和开放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而不能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两大陷阱。
如果改革措施导致社会行政成本上升、资金成本上升、生活成本(住房、医疗、教育)上升，那么，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改革的目的是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国的工业化。如果中国经济的行政成本、企业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都比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高出1倍甚至10倍，那么，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和成本优势何在?三十多年来，究竟是哪些改革的政策和开放的措施摧毁了中国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和成本优势?这才是顶层设计者们需要冷静思考的重点问题。
如果对外开放的政策导致中国产业龙头被外资控制或斩首，导致互联网、生物技术、新兴产业被外资全面控制，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得出口导向型企业全面亏损，导致中国商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而国外商品的中国市场占有率持续上升，那么，这样的对外开放政策不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而是断送中国的工业化，是断送中国的未来，是卖国的开放政策。打开世界经济发展史，哪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是通过出卖产业自主权、出卖技术主导权、出卖市场控制权、出卖基础货币发行权、出卖本币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实现了工业化(而不是被殖民化)?难道中国可以违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规律而创造意外吗?显然不可能。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面临着停摆的危险：日益攀升的住房价格、教育支出、医疗费用正推高着劳动者的生活成本，进而推高着实体企业的用工成本;持续升值的人民币汇率一方面在为跨国资本输送着数以千亿美元的投机收益、另一方面正在把出口导向型经济逼到绝境;停滞的资本市场配合着数倍于美、日、德国家的贷款高利率正在把中国的储蓄优势化为乌有，社会资本已经逃离实体经济并参与到房地产与金融投机的狂欢;几乎所有的年轻农民都逃离了土地涌向城市，乡村开始荒芜，粮食和油料严重依赖进口，支撑中国工业化的农业基础正在坍塌;城市并没有建立起类似于德国一样的职业培训体系，技术工人队伍还远未形成，但十年涨十倍的房价已经将年轻的农民工推向了城市的边缘，几亿农民工游离于农业与工业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成为可能的不稳定因素;隐藏在3.6万亿美元储备中的美元资本在美林、摩根、黑石等金融大鳄的主导下正在奔赴中国农村分享“二次土改”的盛宴(第一次土改是共产党把集中于地主的土地均分给农民，共产党因此获得政权;第二次土改的结果是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交给以海外资本为主的资本家，完成土地向资本集中，共产党会因此丢失政权吗?值得思考)，这将彻底切断几亿农民工返乡的退路，把中国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转变为现实火药桶;那些当年高呼产业工人“下岗光荣”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再次接受资本的使命，开始鼓吹土地向资本所有者集中的农村改革；美联储的印钞机不仅控制着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即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而且控制着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各类专家、学者和官员的思维和意识。总之，在美联储一波又一波疯狂印钞的金融战中，全球唯一高呼对外开放、毫不设防的中国，其产业、金融与社会被打得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以产业控制权、产品定价权和科技主导权等标准所衡量的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面临着停滞与动荡的风险。
遗憾的是，目前经济政策仍然没有把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作为基本方向，仍然没有掌握工业化国家的衡量标准和中国工业化的主题，仍然没有看到美元资本入侵和人民币汇率被迫升值是中国经济所有矛盾的根源。从政府提出以城镇化和土地流转为主题的改革，到设立上海自贸区和放任美元流入的开放，这些措施不仅无法助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相反还对深陷困境的中国经济落井下石。
加拿大金融学者和投资家马耀邦先生对上海自贸区的评论是：
China establishes the Shanghai Free Trading Zone as a result of the pressure from Wall Street. From now on, U.S. capital, which is essentially a piece of paper created by U.S. Federal Reserve, will freely flow into China and buy up China’s industries, banks and even agricultural lands. The specter of financial crisis will be a reality in China. America, on the other hand, will emerge as the owner of China. The lesson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as all been forgotten. This is a tragedy for China.
译文：中国设立上海自贸区是华尔街施压的结果。从今往后，美国资本，实质上属于美联储发行的美元纸片，将自由地流入中国并换走中国诸多的产业、银行和农业土地。金融危机的幽灵将投胎成为现实。另一方面，美国将成为中国的控制者。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已经被彻底遗忘。这是中国的悲剧。
的确，偏离中国工业化核心的无序化改革和过度性开放，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两大陷阱。
四、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做什么？
中国必须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高度制定国家战略，而不应该站在本届政府、本官任期的角度制定战略和规划。迄今为止，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按照生产力发展阶段为标准进行划分，人类社会只有两个阶段：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即使是美国仍然在重提“再工业化”，中国有什么资格偏离工业化的主题?工业化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人始终没有完成的民族使命。工业化必须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列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
为了不断推进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中国需要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根据工业化国家的衡量标准，正确理解中国工业化的内涵，避免重蹈“画虎成猫”的覆辙，使中国成为“工业化之虎”，而不是“工厂化之猫”。
第二、以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工业化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政策正确与错误的判定标准。推动中国工业化是经济工作的核心，也是改革开放的核心。改革开放不是宗教口号，也不是脱缰的野马可以按照各个强势利益集团的诉求狂奔圈地。一切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必须锁定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必须承载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精神(目前，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第三、在国内改革方面，为了继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全力降低工业化的三大成本：
（1）降低制度成本：以发达国家的制度成本作为对标，把国有企业和国内民营企业用于各级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制度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降低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国务院出台政策减少行政审批权限、取消不合理收费和控制行政人员数量等，以及中央反腐倡廉，可以归之于降低制度成本的努力。
（2）降低金融成本：坚决堵住房地产和政府工程等吞噬资金的无底洞，把社会资源引导到国家工业化的轨道上;调整货币政策，把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降低到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上;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再融资效率和并购重组效率，使之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效率水平。对于符合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标准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互联网门户网站、互联网教育、新材料和新能源企业，应该优先安排A股上市的绿色通道。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领域高成本、低效率的现状，那么，所有的金融改革都是空话，工业化的目标无法实现。
（3）降低百姓的生活成本，即降低社会劳动力的生产成本与再生产成本：坚决纠正目前住房、教育和医疗过度产业化、商品化和货币化的状况。降低生活成本意味着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新加坡的住房商品化率只有10%，北欧国家是15%，香港地区是40%。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住房商品化率控制在10%以下;同时，把居民收入中用于住房、教育和医疗的支出比例降低到德国和日本的平均水平之下，实现住房廉价、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免费、全民基本医疗免费。
不降低上述三大成本，不打造出工业化的成本优势，中国的工业化将难以实现。
不要再拿虚无飘渺的“改革红利”和“财产性收入”等概念忽悠百姓。提供住房、教育和医疗应该与保障洁净的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政府承担的主要职责，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承诺。
第四、在对外开放领域，必须重塑开放的原则和秩序。目前的现状是不分黑白、竞相招商；主宾颠倒、国不设防；唯利是图、引狼入室。
在中国，外资不能为主，只能为宾。主宾秩序，不能颠倒。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入中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允许控制中国的资源、市场和产业，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掘墓人。政府采购必须优先采购国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此扶持国内产业，且不为国外压力所动摇。国内各个产业领域的前五名企业必须是中资控股的企业。各个产业领域前五名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向外资转让股权或引进海外投资者必须接受国家产业安全审查;传媒、通讯、教育、互联网、血液制品、基因药物等涉及意识形态和人体基因的产业，禁止海外资本势力变相控制、规避监管或变通海外上市。
普京禁止外国人带走俄罗斯人的头发出境以防种族基因信息被掌握，更不要想带走俄罗斯人的血液出境了。而在中国，美国资本控制下的血液制品企业可以把采血网点分布在大江南北公开采血，为采集和分析中国人种基因提供保障。海外势力对中国产业的渗透已经危及中国人的种族安全。
第五、把农业作为中国工业化过程的第一基础产业。农业社会是工业社会诞生的母体，农业产业是国家工业化最重要的基础产业。30多年以来，农村“去组织化”改革使农村和农民重新成为一盘散沙，农民失去了分工协作能力和议价谈判能力，这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真正关心农民的领导和学者不应该与国内外资本站在一起，以土地流转的名义集中掠夺农民的宅基地和农地，而应该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组织化的生产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组织的议价谈判能力。国家资本必须作为主导力量引导社会资金共同建设覆盖全国农村的科技服务网、农资供应与农产品采购物流网和农村金融(农业保险、小额贷款)服务网。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每一位农民背后应该配备7位以上非农人员提供保障性支持。这也是提高青年人就业的重要途径。农村人口决不能简单地离开土地，而应该通过科技、物流、金融、教育培训等方式，间接地、有组织地服务于这片有限而珍贵的土地。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推行农业“再组织化”的生产关系基础，决不能动摇。目前流行的土地流转政策是缺乏远见的简单做法，仿佛“一转就灵”，其后遗症将比“房改、医改、教改”的后果更加严重。土地承包制削弱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组织化意义，而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向土地承包制“确权”的本质是彻底瓦解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确权的目的在于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目的又在于配合海内外资本以日益贬值的纸币赎买农民的权益，使农民与土地彻底分离，最终完成中国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转变为资本所有，完成土地向资本集中。根据历史经验可以得知，无论土地向地主集中还是向资本集中，都将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走向崩溃的起点。
在美元决定人民币的时代，中国土地向资本集中，本质上是土地向美元资本集中。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得知，中国土地流转对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极其重要。只要美元可以像当年席卷中国产业股权和银行股权一样席卷中国农民手中的土地，美国印刷出再多的美元也不会引发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应该看到，在巧取豪夺中国产业股权和金融股权的收益之后，美国产业与金融集团再次将美元的黑手伸向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现在，美元资本的无情和贪婪已经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与官员的无知和短视的配合，至于背后的理论操纵、舆论控制和金钱交易几乎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农民成为流民、成为城市边缘的定时炸弹。如果中国农村土地完成了向美元资本的集中，那么，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乃至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之执政基础都将不复存在。
美国资本究竟控制了中国多少土地、以及又有多少外资潜伏中国伺机控制土地，中国农业管理部门清楚吗?恐怕他们只对推广美国转基因产品感兴趣。
第六、中国政府必须牢牢掌控“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市场经济的核按钮是货币，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是“货币主权及其派生的权力”，包括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等“三大顶层权力”。如果中国丧失了“货币主权”、丧失了“三大顶层权力”，那么，中国追求工业化这一生产力发展目标就无法在市场经济这一生产关系的环境中实现。从这一角度看，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生产力。
如果把3.6 万亿外汇储备对应发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扣除，可以发现，中国发行的基础货币几乎接近于0;以4倍的货币乘数比计算，如果把这部分基础货币产生的流动性扣除后，中国M2数量也几乎接近于0。这表明，中国货币发行机制已经完全美元化了。为什么人民币对外升值而对内却严重贬值?为什么金融专家惊呼货币超发而民间利率却高达30%甚至60%?为什么海外资本可以横扫股权、债权、土地、房产和矿产资源，而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却得不到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而被迫依靠民间高利贷生存?为什么美联储不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却没有引发通货膨胀?这一切货币现象的根源在于：美国金融机构通过美元媒介不断地将美元不良资产置换成中国国内优质的人民币资产；中国成为美元的泄洪区；中国央行只针对美元持有者发行基础货币而没有针对国内经济体的流动性需要发行基础货币；人民银行事实上成为美联储的驻华办事处；美国控制了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权。
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借助金融手段操纵和决定中国经济体的过程：美国产业与金融集团控制着美联储，美联储操纵着美元纸币的发行权 —美元纸币持续流入中国并决定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和流向结构—人民币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决定着中国整体运行的流动性，同时决定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方向—货币流动性决定着中国经济的膨胀和紧缩，决定着产业和企业的生存与灭亡。
可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状况，水淹过颈的中国产业必将遭受灭顶之灾。重新掌控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权，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呵护工业化进程的当务之急。如此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央行不能始终沉默和回避，而应该迅速面对和作为。
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属于中国经济三大顶层权力之一。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直接后果是降低了中国境内外资企业进口零配件的成本，使得外资企业的竞争力更强，本土企业更加困难，最后逼迫本土企业放弃自主创新和打造完整的产业链而热衷于进口组装。人民币升值政策使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成为空话套话。
同时，人民币持续升值打垮了外向型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人民币升值破7之后，大部分外向型企业已经无法盈利。可以说，中国外向型企业几乎都在从事着虚假贸易、套取本外币贷款、发放高利贷、骗取出口退税、把美元热钱转变为人民币等等非正常业务，差别仅仅在于规模大小而已。如果不在经济的一线工作，根本不知道外贸黑幕背后有多黑。尽管虚假贸易可以掩盖真实出口的萎缩，但是产能过剩的危机还是爆发了。中国已经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现实的出路只能是：顶住美国的压力，重新掌控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把人民币重新贬值到1美元兑8元人民币以上，同时，取消所有的出口退税和补贴，减轻财政负担。
美国摧毁中国经济的三大“金融杀手锏”是：
(1)向中国大规模输入美元资本，以纸币换资产(资源、股权和土地等);
(2)推动人民币持续升值，击垮中国产业，并削弱产品出口竞争力，制造中国产能过剩和商业银行实际坏账;
(3)推动中国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最终通过向来惯用的金融手法，提高美元利率，紧缩美元银根，甚至发动局部战争或代理人战争，引导美元快速抽离，进而使得人民币基础货币急速被动紧缩，促使人民币流动性快速枯竭和中国经济迅速休克，以达到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的效果。
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为什么想方设法迫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产业股权的投资领域?为什么鼓动农村集体土地向个体农民确权并鼓励土地向资本流转?为什么不顾中国出口产业凋零的现状不断逼迫人民币持续升值?为什么积极鼓动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其实，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套在中国经济体脖子上的锁链，其目的就是要：洗劫中国财富、控制中国产业、摧毁中国经济、制造社会动乱、促成颜色革命。
大国博弈是一场围棋对决，不可因贪图一子而输掉全盘。遗憾的是，经济和金融管理部门往往根据美国经济理论的教导，或者站在本位主义的角度，争夺着各自的棋子，配合着美国围剿中国的全球棋局。中国经济金融的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着中断的危险，军事上新的甲午战争正在逼近，因此，我们必须及时纠正错误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在生产力建设方面回归工业化的主题，在经济制度重建方面回归社会主义的精神。不要再瞎折腾了。
(作者系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投资银行专家、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来源：东方思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