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东危机”是全球金融危机深化的表现
——访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乔良少将、王湘穗教授

■ 本刊记者 刘艳涛 黄杨

用普世价值掩盖衰败，用金融杠杆转嫁危机
《环球财经》：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全球性的社会动荡突然在阿拉伯世界爆发并蔓延开来。从突尼斯到埃及，然后是利比亚、约旦、阿尔及利亚……，现在冲突又上升到军事干预利比亚的程度，您们认为危机和动荡爆发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乔良：进入21世纪以来，以9·11事件和美国金融危机为标志，西方渐显出一种整体的颓势，影响力在减弱。当硬实力开始衰退的时候，西方能做的就是把软实力的较量提到更高的高度。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其国力衰退，英法等国的力量更是在与新兴国家的对比中显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这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西方加大对普世价值观的推广，把普世口号叫得比任何时候都响的原因。
王湘穗：席卷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其实是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深化的表现。它标志着此次危机已经冲破金融和经济的范畴，进入到更加凶险的社会领域。
此次危机自2007年底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爆发后，就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从核心区向外扩散，先是经金融货币的渠道传导引起冰岛破产、迪拜危机、东南欧震荡，然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工作时间的延长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抗议活动。
《环球财经》：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在3月2日出版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一篇专访中指出，中东和北非的动荡局势源于全球金融危机。
王湘穗：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波次，是全球金融危机向全球社会危机传导的体现。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边缘”地带，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同样会把危机转嫁进来。由于现行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不合理、不均衡，使处于危机中的发达国家易于向南方国家转嫁危机。

西方为何而战
《环球财经》：乔将军在新近发表的长文《美国人为何而战》中提到为了确保金融霸权，过去20年里，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连打过四场对外战争（科索沃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的国家。这次则是法国牵头、美国紧跟，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乔良：美国在过去20年里连打四仗，每一仗都是柿子捡软的捏，但捏哪只软柿子，却是有讲究的，它要捏关键地方的软柿子。比如选择打科索沃，欧盟的目的是要在北约东扩过程中拔掉一颗钉子，因为南联盟成为北约东扩的绊脚石。
但是美国人还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在打科索沃的同时，欧元启动了，欧元的出现势必对美元霸权构成挑战，美国则既是为了拔掉钉子，也是为了破坏欧洲的投资环境，使欧元在启动元年就受到打击。由于美元跟石油挂钩，只要在产油国打仗，就能把油价打高，而按美国在1973年就与欧佩克达成的协议，全球的石油交易是以美元结算，石油价格一高，世界对美元的需求随之提高。所以美国可以通过打这些产油国来打高油价、打出美元需求。欧洲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伊朗的内贾德声称石油交易要以欧元结算，但也没有真正走出这一步。所以欧洲人打仗还是从老的地缘战略、能源战略、资源战略考虑多，而美国是从美元战略考虑多。所以在这点上，美国还是高出欧洲一筹。
这次出兵利比亚，各国参与目的复杂，不过西方想通过这一战至少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普世价值观的推广去主导世界，另一个是绝不放手对能源区也就是中东产油区的控制。而美国人为什么对法国人主导的这次行动乐观其成？主要原因一是自己此前深陷两场战争还没有完全拔出脚来，二是金融危机后本国经济仍未有效复苏，再打一场战争可能将更加不堪重负。但西方要开战，把利比亚定义为“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区”，而美国一直号称是“普世价值的旗手”，于是在此节骨眼上美国人既不能袖手旁观，又不想完全介入。此外，美国选择这种态度和做法也有另外的因素。利比亚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一旦把利比亚打乱了，油价还是要飙升，由于全球的石油交易基本上还是以美元结算，就一定会造成美元需求增加。所以假法国之手把油价打高，同时打高全球的美元需求，从而开始又一轮绿纸换财富的游戏，对美国还是有好处的。
这一次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主动出头？因为法国人可以替美国人出这个头。当然，萨科齐出头也可以让他本人获利很多。一是如果这次能打胜的话，他可能树立起法国近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总统形象，这对于他竞选连任有好处。另一方面，法国从拿破仑之后就雄风不再，一直处于历史的衰落中。即使后来出现了戴高乐，但是国运不济，光靠个人强悍是没有用的，顶多也就树立了个人形象。如果这一仗打胜了，法国的经济又没有太糟，在利比亚的产油区又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它从原来在利比亚有18家石油企业到现在有32家，如果这些企业都能获利的话，对于法国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说到谁最占便宜，说真的，我认为还是对美国最有好处。
王湘穗：非洲曾经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方国家自然希望非洲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或者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区的附庸。在西方国家思维里，非洲不需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亦不需要建立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教育系统，非洲应该以西方文明马首是瞻，与西方国家语言统一，非洲的企业与欧洲企业配套。他们不愿意非洲成为独立的经济体。
目前，社会动荡正在向产油国家蔓延。许多舆论把关注的焦点引向社会治理的模式：民主或不民主。人们看到的现实却不是这样。国王和酋长制国家基本保持稳定，而动乱往往发生在所谓的民主转型国家。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不仅经济上依附于外部，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也同样呈现出更强烈的依附性色彩，也就是按照西方的所谓主流话语和理念解释着自己国家所面对的问题。
这自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经济越发展而北南国家的两极分化却越来越严重，也无法为南方国家在危机中找到一条摆脱冲击的道路。看起来富甲天下的资源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其实也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同样是依附型的经济。因为作为国家命脉的大宗商品价格，仍然操纵在掌控着各大交易所的金融资本手里。是把石油等商品炒上云端，还是打入深渊，全看国际金融资本赢利的需要。
《环球财经》：埃及最著名的学者萨米尔·阿明是“依附论”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体系的中心，支配着“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均具有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导致了世界性的不平等。
王湘穗：在平时，非洲国家的依附型经济向中心国家输送着大量利润；在危机时刻，依附型国家就成为最早遭殃并受挫最重的国家。如果有必要，西方国家当然会转嫁危机。目前动乱的避险需求已经推高了美元汇率，使美元开始重拾升势。
而为了掩盖这不道德的转嫁机制和转嫁行动，几乎所有批评都指向发生动荡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内部，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现行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在1997年类似的批评则指向的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
《环球财经》：今年以来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大中东地区将可能出现怎样的变化？
乔良：我个人认为这些地区发生的事件，未必是对民主的向往。并非当地人民对政府不满，就一定意味着向往西式民主。我可以断言，这次即使是这几个国家都发生变革，最后都出现了像伊拉克式的民主，也只是一锅民主夹生饭，绝不会出现一种真正西方人所认定的民主政治的局面。
我个人认为，未来相对成熟一些的国家如突尼斯、埃及可能会好一些，利比亚则会陷入部族混乱。西方如果连续轰炸，就像当年对科索沃那样，会导致利比亚内部分裂加剧，一旦卡扎菲垮掉，整个国家将陷入混乱。其实政治上西方不可能从利比亚的内乱中获利，反对派和卡扎菲也都不可能，但受害者是肯定的，就是利比亚人民。
你看看迄今为止美国人在哪个国家真正推行了民主？应该说在西方以外的世界，美国推行得最彻底的民主国家就是日本了。可日本被美国人改造了60年，它的民主还是一种家族政治、豪门政治、黑金政治。由于内部派系纷争，互相牵制、制约、不合作，最后使日本创造了世界政治奇观，短短几十年内几十位首相走马灯似地换，弄得日本在经济上“失落”了一个又一个十年，一直走不出低谷。

未来中国的突围路径
《环球财经》：目前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动荡中，已经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而且中国在非洲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基础建设和投资，在国际体系框架下，我们如何保护这些投资不受侵犯和损失？我们此前在海外收购与投资上常常遭遇一些来自西方的阻力，随着中国的崛起，未来这种阻力可能会更大，我们又应如何突围？
王湘穗：此次利比亚的事件充分说明，中国在非洲和海外的投资是存在国家风险的。一是当地国家政府治理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政权不稳定。二是西方政府在没有办法利用经济手段与中国竞争的情况下，可能用政治的手段，甚至是军事的手段去改变规则，这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经常采取的方式。我们不要以为签订了合同就万事大吉了。西方国家的思路是，如果合同不能推翻，那就把订合同的政府推翻算了。上述两点是中国在非洲面临的双重困境。
面对这样的双重困境，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国家风险面前，不能单纯地依靠管理企业风险的手段，需要有一套国家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要有一个对非洲整体安全战略的设计。一是要了解情况，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让一些进入非洲的中国公司来做评估，这不是一个国家评估。企业要以盈利为目标，企业评估不能代替国家的风险评估。这需要站在国家立场上，运用国家力量进行调研。
另外，对非洲当地政治治理状况，当地民生改善，中国都应该有所考虑和设计。如果不考虑，就会被动地受到当地政局变动的影响；如果考虑到了，可能就会在与非洲的交往中保证中国的长期利益。对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要根据非洲实际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诠释。不能够一涉及内政，就用“不干预”一句话来打发。你只要在非洲发展，就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和政治，不干预内政是相对的，只是不要学西方教师爷式的干预，可以用“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方式影响。总之，“鸵鸟政策”不可取。我认为中国应该尽快拟定一个整体的、上下一贯的、顶层加底层的完整战略设计和政策保障，内容包括非洲的产业体系建设、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就业率等问题。这些事情企业承担不了，也不应当由以盈利为目的的中国企业承担，而应上升到国家非洲战略的层面。
乔良：我觉得中国可以从本次事件中反思及吸取教训。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是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就是向外投资。而海外投资尤其是在资源、能源方面的投资，是西方非常警惕和戒备的，它所要做的就是不让你在这一块跟西方分肥。他们对中国百般挑剔、处处作梗，千方百计想给你的经济快车刹车，比如压人民币升值、卡资源、能源的脖子，这对中国的出口及出口导向型产业模式肯定会是比较大的打击。
未来西方国家还是会以间接地制造麻烦和外围的破坏投资环境来阻挠中国从海外获取资源。在他们不能控制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用这些手段：一个是捣乱，制造分裂，如苏丹等；另一个就是妖魔化这些国家和地区，说他们是独裁政府、专制政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只要出现乱局，就容易使中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遭受损失。
这次打利比亚是西方想先下手为强，我想这跟卡扎菲的一句话有很大关系。卡扎菲曾放出狠话，说以后利比亚的能源只跟中、俄、印、巴西去分享。这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所以这场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能源之争。西方国家仍想牢牢掌控能源，不让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取得。至于海外投资的方式，我觉得中国的投资不能再由企业自生自灭、自发地干，政府支持，企业主导，军队后盾，这几样是不可或缺的。就是说，一是政府要加强政治影响力，另外就是一定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和平崛起就是空话。我想不管怎么说，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一直持续向好，中国必然会成为资本出口国，成为海外投资大国。这样等未来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不仅中国有海外投资的需求，海外也需要我们的投资。
王湘穗：近些年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处理非洲事务上的声音越来越强。我们也要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和西方国家讲一讲殖民的历史，算一算过去和今天的投入产出账。以前那种只闷头搞开发的做法就等于把话语权让给西方国家，使他们能够一个接一个地在非洲国家制造思想的动荡，政治的动荡，把促进了非洲快速发展的中国搞成了“被告”，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在非洲战略投资的威胁。
《环球财经》：为了解决能源问题，发展新能源一直是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致力的重点。但这次日本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各国对核能的发展势必会更加谨慎。除了海外布局外，您认为我们国内的新能源布局应做怎样的考量？
乔良：在其他的替代性能源出现之前，石油、天然气仍然是最好的能源，其次是煤。但美国知道你中国现在要烧煤，所以用低碳、环保的口号来压制你，让你不能从烧煤中获得更大的效益。中国的风能、太阳能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比美国丝毫不差，但受制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核能仍不失为一种选择，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能源跟不上的地方，发展核能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实习记者向捷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