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史蒂夫·科恩教授于2011年11月在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举行的“多元化经济学学会国际联合会”第三次年会上的演讲文稿。科恩教授是美国诺克斯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先后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大学，他曾经是美国进步经济学会指导委员会成员，著有《重构宏观经济学》，近年来在美国教授《当代中国经济》等课程。
从科恩教授所写的这份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格局，决不是一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样，是经济学理论自由竞争的结果。
本文原发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年第1期。全文较长，在接下来的时间内马列之声分为多个部分进行转载，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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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概览本文讨论了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并着重研究了中国大学中经济学教育的变化。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了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指新古典经济学)。本文记录了这种转变并探究了它产生的原因。
本文应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的话语，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团体如何产生并最终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团体，并进而在中国被视作经济问题专家与权威的过程。本文强调，这种转变涉及在某种框架意义上的新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方式。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通常所暗示的不同，中国学生学会的不止是如何使用一套分析工具，他们还戴上了一副新的偏光眼镜，未经思考辨别就透过它认识世界。
本文依据尽管1978年后经济政策的转变已经被广泛地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理论的转变，尤其是在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方面。这是一种不幸的局面，因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政策要基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对于经济事务的理解。本文旨在填补这种空白。本文研究了“经济学”这一名词如何在中国演变为仅被用某些特定方式理解的过程。因此，本文是一篇“知识社会学”的论文，探究了当代中国关于经济学的学术性思考及其在社会中的反响的发展脉络。
提纲本文有五部分和两个附录。第一部分是全文概述。第二部分详述了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区别。第三部分阐释了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是如何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学的教育。第四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的历史。这种分析也指出了一条分析经济事件、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教育共同演化的途径。第五部分介绍了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状。附录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现状，把对目前中国大学经济学教育的分析加以分解并单独讨论。附录二是为了进行访谈而制定的问卷。本文的研究范围很大，因此有些历史阶段可能会有所疏漏。
对消息来源和研究方法的说明 本文基于两个主要的消息来源。第一是已有文献和会议发言记录，它们将会以通常的方式用脚注标明。第二是2011年春夏季节，我在美国、北京、上海和杭州与中美学者进行的一系列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讨论，这些谈话的部分内容将不会在记录中予以公开。
我从这次“实地调研”中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至少在最初阶段，比起可以定量地进行辩护的结论，访谈的方法能为未来的研究更好地提供直观印象和问题。因此，我在本文当中提供的许多发现都是初步的，需要将来进一步的确证和大家的批评指正。
经济学流派的拓扑结构
在中国，指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术语的变迁史，就揭示着其作为一个范式的地位变化。在1978年以前，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之初，它被改称为“西方经济学”。在1983年左右，“现代经济学”一词取代了“西方经济学”。(邹至庄2000，P52)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就被视作整个经济学。
进一步确切地定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术语在中国的含义，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很不幸，这项工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当我们说起“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是指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还是指凯恩斯和斯蒂格利茨?他们在中国都很流行。当我们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我们是指《资本论》和苏联的五年计划，还是毛泽东的全民动员和蒋一苇的企业民主思想?或者说，究竟存不存在这样一些根本特征，让我们可以把所有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家区分开呢?
我认为在探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必要引入一个修改版的区分方法。这一方法由林(1981)引入并由罗伯特·徐(1991)详细阐释。他们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为两大分支：诊断型经济学和功能型经济学。他们将诊断型经济学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注重的是解释某一具体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之间的联系;功能型经济学则被定义为一种强调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实践活动，通常与经济计划相关。诊断型经济学以其高度抽象、哲学化的论证为特征，而功能型经济学会运用更多的定量分析技术，比如计量经济学和投入-产出分析，去分析经验数据并提供现实建议。
通过运用一个与徐、林的分类有几分相似的分类方法(基于“话语”与“潜话语”的区别)，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都希望能把二者狭义的技术层面与它们更广义的哲学层面区分开来。[①]我还想介绍经济学分析的另一个流派，即“非主流经济学”。每个经济学流派或者范式的“话语”是关于一个经济体怎样运行的正规理论。就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其“话语”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等抽象理论，以及住房的需求价格弹性研究一类的经验分析。相似地，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话语”通常包括劳动价值论等抽象理论，以及投入产出表一类的定量规划模型。
解释我提到的“潜话语”的意味可能需要略费笔墨。[②]在一定程度上，潜话语包括了林和徐所说的“诊断型经济学”的哲学取向，但在范围上要更广一些。潜话语支撑着正式的、表面的话语。潜话语规定了起点(不可证明的基本假设)和预期终点(这套理论将被运用于何处)。话语中无处不渗透着潜话语。正是潜话语赋予了经济学书籍和经济理论以活力，将索然无味的因果逻辑变成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实践和道德计算。潜话语建立在不可证明并通常心照不宣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假定的基础上，比如对于人性的假定。潜话语反映了经济学家关于什么是重要而值得研究的问题、课题的信念。潜话语影响着从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到研究生课程中探讨的话题。它决定了怎样把复杂的观点加以简化，以使其能够被初学者理解。很多简化的(但是不实事求是的)假定在入门教科书(或是学术文章，等等)中被接受了，只要其分析使“基础性”的叙述“正确”。至于什么算得上“基础性”与“正确”，那当然是一个范式性的判断并且通常反映出这个范式的潜话语。
潜话语时而明显时而含蓄，经常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讨论才能被梳理清楚。它在大众导向的著作中更为明显，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著作中，大量的潜话语依然不甚显著。下面我们列出了一些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的潜话语，它们与我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相关。我们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其主要的潜话语倾向是把资本家组织的经济活动合法化。
新古典经济学
认识论(经济知识的性质) 西方经济学是一套科学理论，宣称自己基于类似现代物理学一般的信念。数学是科学的基础语言，因此数学也应该成为经济学的共同语言。
本体论(存在的性质) 不存在一个叫做“社会”的独立实体，有的只是个人。经济学应该研究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及不同的制度(比如市场)，如何把他们加总。这叫做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MI)。这套理论会使新古典经济学家要求所有经济理论都要具有微观基础，也要求将口味与偏好视作独立的外生性变量。
人性西方经济学提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理性的自利人的假定。大多数人被假定为具有无厌足的消费欲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经济学并不关注人的口味与偏好的由来(尽管它倾向于默认欲望的无厌足性能够反映人的本性)。竞争性市场可以使个人的自利行为为公共利益服务。资本主义至少部分地是成功的，因为它在顺应人性的情况下有效组织了经济活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经济理论的使命在于理解并推进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因为两者都为人类的幸福奠定了基石，也为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由于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市场的许多负面后果，诸如不平等或经济权力的集中，都是可以容忍的。
市场市场的结果反映了自由选择与自由生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使各方的福利在交易中都增进了。市场总体上是能够自发调节的，通常能自动找到使供需平衡的价格，并且当经济扩张需要社会变革时，市场能刺激制度创新。
政府的角色政府的基本角色是保证竞争性市场的合理秩序(比如界定私有产权)并在竞争性市场不能有效运转的领域适当介入。第三个可能的角色涉及到解决公平问题，但是这一使命要受限于为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提供激励。
社会经济的选择别无选择。前苏联的崩溃和邓小平改革前的中国的困境表明，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平等主义和计划的经济模式无法正常运转。整个20世纪的教训就是“让资本主义市场发挥作用”。证明自己市场干预的合理性总是政府的责任。
无论任何问题，其答案一定是经济增长，而其推动器就是“自由市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潜话语与新古典经济学在某些地方极为相似，但是在更多地方则分歧明显。
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套科学理论，宣称自己基于类似现代物理学一般的信念。数学并不具备特殊地位。历史分析的方法被频繁使用。
本体论经济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研究个人行为，因为现实逻辑是，个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经济分析应当成为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制度再生产逻辑的一部分。[③]这就是整体论(Holism)。在研究现代社会系统时，历史唯物主义通常是最受偏爱的整体论方法。[④]这种方法刻画了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
人性与西方经济学通常认为的相比，经济活动更少涉及“天性的”的个人行动，而更多涉及社会化地形成的行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理解和促进经济发展享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仅仅是过程而非目的。对于经济的理解的终极目的是使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可能，并提升人类福祉。
市场必须把对市场的研究置于对包孕它的社会制度的分析之中。尽管市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社会体制，但是它并不能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市场既提供自由的选择机会，也使你被迫做出选择;市场既有实现自我调节的时候，也有失灵的情况。市场同样对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部分的结构有很强的反作用。一个好的社会必须认真思考市场应当扮演的恰当角色。
社会经济的选择未来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资本主义就像一辆自行车：它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稳定。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在于它使永不间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成为可能，并将其强制推行下去。这个过程本身中不具有任何内在的限制性规则，并最终会引爆与经济紧密相关的环境极限。在短期里，资本主义经济应当被置于一个社会管理的制度之下，以满足人类需要并确保可持续发展;在长期中，为了人类生存的持续，资本主义应当被取代。
本文将着重研究浸透在中国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学教学中的潜话语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的。我们将看到这种转变的证据以及它怎样发生。我们将把变迁着的经济分析方法与变迁着的公共政策的联系起来，并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加以阐释。
非主流经济学
我在这里要介绍第三个流派，它在某种程度上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大流派之间，它在西方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它包括(旧)制度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范式。它们都共同地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一般均衡理论，但是反对的方式却又各自不同。非主流经济学的潜话语如下：
认识论经济分析是在一定范式下进行的。它总是透过镜片来看待问题。因此，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分析，都包含着比它们承认的要多的“主观的”或是形式化的内容。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智力上的谦虚和面对不同观点的开放心态。从数学模型到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再到行为实验，各种方法都应当为经济学所运用。但是现状的天平已经过多地偏向对数学的形式化使用以及以简洁的名义而被过度简化的前提假设。
本体论经济学应当在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框架下，既研究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又研究个体行为的逻辑。经济学既应该研究制度，又应该研究个人。
人性对经济研究来说，“经济人”假设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心理学基础。对于文化、风俗、习惯、互惠的倾向、恐惧和模仿等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投诸更多的关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经济增长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要比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通常暗示的复杂得多，而且这种联系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被大大削弱。公平、环境以及非市场经济(如家庭经济)在经济分析中应当被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在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相较于市场效率和经济增长，这些东西的价值经常被错误地低估。
市场必须把对市场的研究置于对包孕它的社会制度的分析之中。所有的市场都是不同的，对它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各自具体的特点之上。尽管在做很多决策时市场都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机制，但在组织某些社会互动时市场机制并不合宜。
社会经济的选择非主流经济学并不对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宣誓效忠，而是抱着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和不断实验的精神。它推崇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也把“生活质量”(其定义与人均GDP模糊地相关又有着独立性)、可持续性与公平等因素放在重要位置。
说明性的非主流话语非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成为一个比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更为多样化的思想流派。新古典经济学(从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到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欧内斯特·曼德尔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到理查德·沃尔夫这样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内部都有相当显著的派别，而非主流经济学的分布甚至还要更为宽广。因此，下面提到的非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例子只是对个别方法的说明，而非阐述它们的共同理念。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从大型企业的特征进行的对于现代经济的分析，说明了制度主义的分析对于非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性;海曼·明斯基对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的分析说明了非主流经济学中人对于不确定性的情绪反应的重要性;E.F.舒马赫对于大规模经济的后果的关注和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衡量市场产出的最优点时对于社会地位竞争因素的影响的考虑，都说明了非主流经济学对于福祉的意义的关注。
鹿死谁手：几种互相竞争的范式与它们的潜话语的影响
经济学范式之间的争论，实质就是要在怎样的框架下进行经济论述。这是对构建经济模型的最基本假设的争论：经济体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经济学要回答什么问题?应该用怎样的隐喻来代表经济活动过程?怎样的简化和反常现象是能够容忍的?这些辩论是先于分析的。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 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模型反映着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他们把“经济人”(理性的自利人)假设作为起点，并以把GDP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最大化作为终点。虽然掺杂着一些对市场失灵和公平问题的深入关注，但是其模型还是倾向于得出简单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结论。对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新古典主义的著作中被控制在最低限度。[⑤]
当然，最大的例外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正式理论是建立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I)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却充满了关于经济政策对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的整体论的看法。就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弗里德曼宣称“不存在叫做社会的东西”(即只有个人的存在)。尽管如此，他又同时宣称，一个建立在财产权、公司法人团体和促进市场发展的制度上的经济体，能够创造一个有着民主、自由和支持这些文化的和谐社会。因此，弗里德曼与其他方法论个人主义理论家们一直在呼唤属于他们自己的含蓄的整体理论。他们声称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其实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应该承认这些是整体论的观点，进而直面挑战和辩论。
任何关于经济模型所依赖的基础假设的严肃讨论，总是为弗里德曼和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顽固地拒绝。[⑥]他们认为只有模型的预测才是有意义的，而非其前提假定——对一个声称在做出选择时总应当充分利用一切信息的流派来说，这样的姿态无疑相当奇怪。而考虑到他们在重大问题上鲜有成功的预测，还曾因为把预测失败归咎于无法进行控制变量实验而有过一段臭名昭著的艰难时期，这种姿态就更为奇怪了。
综上所述，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结构、社会网络和实际存在的(de facto)社会理论已经坚决而持续地(甚至有点草率地)倾向于将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改革推向自由放任。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力于提出一套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同时能为通向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铺平道路的理论。天平两端的两个目标(社会主义与增长)的重量摇摆不定。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期(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五年计划)，促进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毛主义时期，更多的注意力则投向了培养社会主义觉悟。
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与经济增长)和对于现实的不同假设，使两个阵营的理论家将注意力放在了不同的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研究国有企业被感知到的低效率，将社会主义描述为商品市场上的“短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研究“产业后备军”的艰辛，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劳动剩余经济”。
尽管由于尚未阅读足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我在作此论断时并无十足信心，但是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确实有这样的印象：它倾向于强调哲学的、定性的分析多于经验的、定量的分析。这种特征描述(和潜在的批评)可能有点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没有做过新古典经济学家做过的那种市场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做经验分析的工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曾为制定经济计划而构建过投入-产出模型，也曾对经济体的不同部门做过详细的制度分析。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的多重目标(研究经济结果及其在社会发展方面更巨大的反作用)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成本最小化问题，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给以太多的关注。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且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其将经济讨论置于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