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如果说中美之争是南海争端的核心，那么中美真正的竞争并不在南海、而在经济领域。挑起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领土争端，甚至发生一场战争，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货币联盟、贸易联盟也就瓦解了，这将是对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重创，也就变相捍卫了美元的霸权。

这场南海仲裁闹剧嚣扰三年，也该收场了。对于此次南海之争，美国媒体认为，较量的背后无疑是中美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导致，其核心驱动力就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

专家指出，美国利用南海问题挑起货币战争和贸易战争并非首次。2012年，美国曾用挑起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方式，成功瓦解了中日货币联盟与中日韩自贸区。为了瓦解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国际化之路，美国又故伎重演，挑起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领土争端，如果中国和这些国家的领土争端越来越激烈，若发生战争，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货币联盟、贸易联盟也就随之瓦解了。

那么中美竞争如何破局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中美真正的竞争并不在南海、而在经济领域，必须建立起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若如此，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随之上升。中美当今竞争的格局将会彻底地改变。

南海各方争夺加剧

美媒：中国经济崛起引发中美南海争端

近日，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分析员蒂莫西·希思的署名文章，标题为《南海争端是美中争夺优势地位的征兆》。文章说，在网络、贸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结盟活动等诸多问题上，美中两国争执不下，而南海争端成为美中诸多争端中最突出的一个。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美中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其主要驱动力就是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很有可能仍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这将使美中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更为接近。西方工业国家占全球GDP的比例将萎缩，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则可能扩大。

美国如果不能以其经济充满活力的证据予以补充，美国实力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停滞不前以及美国公众对全球贸易协定的不安情绪都是不祥之兆。

南海冲突背后的货币战争

今天，海牙国际法庭对南海领土仲裁做出裁决，而这只不过是美国导演的另一场货币战争而已，正如2012年中日钓鱼岛背后的货币战争一样。

2012年之前，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美元储备大国，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无法忍受美国多次宽松货币，使得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同时每年向美国进贡无数的铸币税，终于下定决心组建一个货币联盟，成立一个亚元，组建东亚自贸区。

日本不但和中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日本央行还准备购入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一旦日本央行储备人民币，这将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历史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

一旦世界上第一外汇储备国中国、第二外汇储备国日本，互相成为储备货币，那么必然大大降低美元的储备比重，那接下来美元在国际上将受到最重大的打击。

美国当时处于次贷危机后的紧急状态中，如果中、日两大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抛售美元债券，美国必然爆发新的一次危机，而且因为中日货币互为储备货币，美国还无法通过印刷钞票来偿还所欠中日的庞大债务。

美国于是就采取了挑起中日钓鱼岛争端，来瓦解中日货币联盟，瓦解东亚自贸区。结果中国和日本在领土争端面前，谁也不会退让，于是中日货币联盟和东亚自贸区也就不了了之。

南海冲突意在瓦解人民币东盟国际化之路?

美国用了最险恶的一招，也最见效的一招，瓦解了东亚的联盟，重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捍卫了美元的霸权。通过领土争端，是瓦解中国和周边国家结盟的最好方法。

在东亚自贸区被瓦解后，中国的战略转向了与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因为东盟是中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所在。中国的战略经济利益有二，一是东亚，二是东盟。

而且这几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每年以百分之几百的速度增长，从过去年贸易额几百亿美元不到，发展到现在几千亿美元，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太大了，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将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

一旦中国的人民币在东盟国际化成功，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说成功了一半，将东南亚纳入人民币的范围，这是美国非常害怕的事情。

为了瓦解中国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国际化成功，美国又用了瓦解中国和日本的套路，挑起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领土争端，只要中国和这些国家的领土争端越来越激烈，或发生一场战争，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货币联盟、贸易联盟也就瓦解了。

这一招对于中国屡试不爽，对于亚洲国家也是屡试不爽，只要涉及到领土争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妥协、退让，因为这涉及到国家主权。

李稻葵谈中美竞争破局：真正的竞争不在南海

如果说中美之争是南海争端的核心，那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中美真正的竞争并不在南海、而在经济领域。

美国当前乱象纷繁：总统大选异常噪杂，街头和校园的群体性抗争不断发生。其基本原因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全球化发展对美国社会的冲击。美国必须建立一系列基本的、高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来稳定在全球化进程中失意的社会群体。这就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一群人，尤其是华尔街，贡献更多的税收。美国联邦政府75%的税源来自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恰恰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不是缓解社会收入差距的稳定器。华尔街大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资本增值，其税率仅为15%。与之相对，劳动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动辄25%~30%，甚至更高，这显然是引发社会民众广泛不满的直接原因。

在美国社会，一方面有天才型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另一方面，却是流落街头、失去亲情呵护和社会安抚的低收入人群。这部分低收入人群往往得不到正式的工作，因为他们长期酗酒、吸毒，难以逾越大部分用工企业所设置的验血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安抚医治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美国的根本优势在于，法治深入人心。竞选的选情再闹、民众的抗议再广，一旦司法机构介入，社会各界基本是认同法院的判断，这是美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基石。

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一般需要“形左实右”或者“形右实左”。美国今天需要一个以极右派面目出现的(如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大刀阔斧地采取左派的改革方式，扶持弱势群体，完善基本社会保障，缓解社会矛盾。

反观中国自己，必须直面问题、创新思路，必须提出有别于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新思路。需要建立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点德国是老师。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广为接受，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思维的主流思想，但是必须要建立一套体制来精准调控。在这方面，德国、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举例说来，在医疗制度方面，既要让药厂、医生、医院等主体的积极性被市场机制所调动，又不能完全让市场信马由缰，必须由政府精准地提出一套政策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医疗。 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其行为基础应该是市场经济，从开发商到物业管理、住户、二手房交易等等，但政府的调控必须到位——既要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又要防止房价的大起大落。

若如此执行，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随之上升。中美当今竞争的格局将会彻底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