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万科的管理层，想讲述一个“劳资和谐”变成“劳资斗争”的故事，然而事实是，这只是一个小资本被大资本剥夺的故事。
王石要被炒了!
去年宝能系通过资本运作筹集数百亿资金大举在股市收购万科股票，一跃而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现在又提出罢免王石、郁亮等万科现有高管层的议案，上演了一出新资本与高管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宫斗剧。
以王石、郁亮为首的万科管理层，在和“宝能系”抢夺公司控制权之际，高举“不愿做资本的奴隶”的大旗，大打情怀牌。
“资本可以雇佣劳动，知识也可以购买资本。资本和知识的关系，是双向的相互选择，是合作和共赢，而不是单方面的控制或支配，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过去十年，……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卓越企业，没有一家仅仅依靠资本取得竞争力优势。人才和知识才是它们制胜的根本，理想和情怀才是它们动力的源泉。
——万科内部信
为万科管理层站台的一干人等，甚至搬出了“劳动价值论”。
《第一财经日报》前总编辑秦朔近日发文称，“经典私有制存在认知局限”，并把英国哲学家洛克搬了出来。在经济思想史上，洛克曾经论证过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
“从作品的意义上，谁对万科付出了更多劳动因此对万科更有感情，他们的话更值得倾听?在洛克那个年代，金融手段还很少，更不要说金融资本主义了，一切‘作品’的所有者都是劳动者。不像今天，通过交易驱动和资本手段，就可以主导‘作品’的命运。”
“是的，在同股同权的规则下，王石们通过劳动能购得的股权很少，宝能和华润通过财务投资‘直接占有’的股权很多，前者对万科的‘所有程度’远不及后者，因此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但是，社会应当明白，经典的、money talks的私有制，是存在认知局限的。”
然而，作为世界最大房企的万科，核心竞争力在哪？真的是靠管理层的“劳动”，“人才和知识”吗？
当我们扒一扒万科的前世今生就会发现，从原始积累到成为世界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万科的发展历程，赤裸裸地就是一场权力与资本的游戏。管理层和资本家，都不是凭借劳动，而是凭借权力和资本，获取了社会财富的所有权，谁也不比谁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权力的故事
在万科的创业神话里，和田某君拼命宣称自己不靠男人上位如出一辙，王石经常暗示自己是凭自身才干赚的第一桶金。事实真是如此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实行价格双轨制，在国企中，一些党政干部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职权专事倒卖钢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紧销物资，人们称之为“官倒”。
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 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
王石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倒玉米。
早在1983年，全民所有制的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在其下属的贸易部成立饲料科，王石为科长。当时东北的玉米要运到南方，都要从香港转运，如果直接可以运到深圳，可以赚取不少差价。但是当时运输是需要指标的。于是王石通过关系找到广东海运局让他们开辟北方航线。短短8个月，王石赚了300多万元。通过这项业务，完成了未来万科的原始资本积累。“这就是我下海挖的第一桶金，干干净净。”王石提起此事颇为自豪。
王石当然不会告诉你，他当时的岳父是广东省委副书记。
后来拿着这第一桶金，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就是万科的前身。公司为国营性质，王石是法人。
说是经营科教仪器，但公司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核心就是换汇倒卖。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这样写道：“在当时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了这样的一条资源输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国家配额和公共利益以各种形式被贩卖到南方，他们游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促成了某些个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销中心在这种游戏中扮演的是终端洗钱的角色，他从北京调来外汇指标，联系好进货和出货的港商与国内企业，通过货物的进口销售把汇率差价清洗成流通差价。”
1985年初，王石卷入到一起4000万美元的调汇案中，成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案件淡化了。”
然而后来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外汇管理，展销中心的业务就严重萎缩了，甚至裁员近20%。这时王石的才干体现在哪儿了呢?
——倒国企。
1986年，深圳特区国企股份化规定发布，一时无国企响应。王石主动跟母公司提出搞股份化。上市后的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王石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1年1月29日，万科股票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代码为000002，由此踏上了万亿市值的征程。
根据王石的演讲，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1300万净资产，40%归个人，60%归政府，只不过他放弃了自己个人拥有的股权。
这历史性的一刻，王石为什么要高风亮节，导致后来创始人股份占比过低，被资本野蛮入侵呢?
万科内部信中说，“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创始人团队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股权，是为了避免公司成为少数创始成员乾纲独断的僵化组织。”
然而，还是王石一语道破天机，“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
其实，王石已经隐晦地点到了真实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王石不傻，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追求名利双收的都已经死了。主动放弃“属于自己”的股份，是以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为前提的。而且随着扩股增资，国资会“一步步稀释”。果然，2000年，深特发持股已经降至8.11%。
股改的理由是国企体制僵化，然而正是因为是国家资产，才有可能无偿占有(要是私人的会跟你拼命)。中国证券市场发育之初，是有明确历史使命的，那就是为国企改革服务。无论是深圳的老五家还是上海的老八家，无一例外都是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才有资格发行上市。
可以说，如果没有国企的特权，万科根本无法如此迅速地实现资本积累。
在上市仅仅五个月后，万科就通过配售和定向发行新股，筹集资金1.27亿元，利用这笔资金挤进上海地产市场，拉开万科全国扩张的序幕。此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都让万科站在了风口上，想不起飞都难。
资本的故事
在中国，衡量一个地产企业竞争能力的主要指标是两个能力，一是拿地能力，二是融资能力。
如今，万科管理层抱怨“资本”，仅凭它是“资本”，就取得了企业的所有权。然而万科的管理层没有说出，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地位，万科的快速成长史，靠的正是资本的力量。
1993年，万科被批准在香港发行B股，正是凭借此次所募集的4亿多港元，万科在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1993年—1997年这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健的成长。
也正是在此次上市前，王石算了一笔账，把1984年到1994年贸易盈亏相加，得出的数字居然是负数!管理才干与知识体现到哪儿了呢?
作为行业龙头的万科，近几年走出了一条令同行惊艳不已的快速滚动式规模发展道路，从2004年的年销售不足百亿元，到2010年销售额突破一千亿元，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万科做大真正的秘密武器，与其说靠管理才能，不如说是资本运作能力。
2001年到2007年第三季度，万科一共增发两次，募集资金141亿元，加上可转债转股约38亿元，股本扩张累计约179亿元，占净资产增加额的77%；而同期公司盈利累积约57亿元，仅占净资产增加额的24%。
万科的扩张，不仅娴熟地运用国家资本，还有国际资本。
2000年，万科瞄准了香港华润集团，华润成为了第一大股东。2004年，又和德国房地产融资服务龙头HI银行合作，进行股权融资。万科之所以不直接从外国银行进行商业贷款，是因为有违外汇管制相关规定。以外国直接投资为名，行商业贷款之实，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制度对引入外资的限制。
万科的另一大佬——总裁郁亮曾说“每一次成功的资本运作，紧随其后的是万科更快的成长和突破。”
财务出身的郁亮，能爬上总裁的宝座，也跟其资本运作能力有很大关系。
其实，整部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史，就是生息资本的发展史。权力、资本、房地产三位一体，也构成了中国经济21世纪以来最强有力的引擎。
也正是靠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才实现了个人财富的飞跃。
王石宣称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资本权的争取，“只有”60多万股的万科股份，安心当个“中产阶级”。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纷纷推出了针对管理层的激励方案。根据当时万科的方案，王石可以从二级市场购得万科10%的股票，按照当时市值5000万。
如果不是靠资本所有权，而要靠什么管理和劳动，从2011年开始就当甩手掌柜的王石，如何能逍遥自在地游山玩水谈恋爱呢?
股份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这些创始人，已经拿到了很多。
最近，宝能在罢免王石的议案中就直指，“王石个人在2011年至2014年间，前往美国、英国留学，长期脱离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依然从万科获得现金报酬5000多万元。”
而普通员工呢?1991年的《体改信息》刊文称，深圳股改后，调查了5家股份制公司，股份制运作后的一年与上一年相比，实现利润平均增长215%，净资产平均增长87%，而职工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63%。
股份公司的发展，本来就有利于寄生，“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资本论》第3卷)。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秦朔所言，“一切‘作品’的所有者都是劳动者。不像今天，通过交易驱动和资本手段，就可以主导‘作品’的命运。”是不是感到很讽刺呢?
不靠资本和权力，万科的职业经理人们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呢？
2013年底万科总裁郁亮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买地的钱哪来的?集资，投资者给我们钱或我们借钱。设计谁做?请别人做。施工请别人施工，卖房子请别人卖，物业也是请别人管理。那么我们创造了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而我们的行业又这么好，会不会有人想着要取代我们?”
其实，王石的愤怒与郁亮的心虚正源于职业经理人具有的双重身份。
一方面，比起纯粹“寄生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还是执行了管理职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是付出了“劳动”，理应获取所有权。以宝能系为代表的货币资本家的不劳而获让他们感到愤恨不公。
其实马克思早就点出了资本所有权和生产职能的分离，资本家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表现为对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
但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们远远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巨额报酬，绝大多数都来源于对剥削收益的共享。本来，经理的薪金应该只是熟练劳动的薪金，至于监工之类的监督职能，以及和其他资本家勾心斗角的技能，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来就是没有必要的。
劳资的故事
2014年，《万科周刊》曾经效仿《共产党宣言》，宣传它针对管理层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并称“马先生委托周公，口述《事业合伙人宣言》一篇”：
“至今一切经济单位的历史都是资方与劳方斗争的历史。”
“员工在公司最早期是不折不扣的创业者；在公司发展壮大后，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主要基础；最后，从2014年4月23日创始大会开始，它在公司里完全确立了主人翁的地位。166年前《宣言》对于资方和劳方前景的悲观展望，并没有出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恐怖预言，已经被某不务正业的运动员股份有限公司证伪。”
然而仅仅在一两年后，作为总资产达6000亿之巨的世界最大房企，就被仅仅拿出两三百亿的宝能系上演了蛇吞象。所谓的“事业合伙人”(即万科管理层)节节败退，甚至面临高管被一窝端的困境。
这不是劳资之间的斗争，而更类似于资本之间的竞争。
万科的管理层，想讲述一个“劳资和谐”变成“劳资斗争”的故事，然而事实是，这只是一个小资本被大资本剥夺的故事。
万科口中的这位“马先生”就说过：
“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当某人的前岳父逝世，靠山华润的一把手易主，万科的创始人及其管理团队，丧失了“赵家人”的庇护，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占有改革红利和融资便利，也就丧失了竞争优势。
宝能吞并万科的资金，大部分不是来自于自己的积累，而是撬动了万能险等社会资金，用别人的钱来成就自己的豪赌。而万科何尝不是靠一整套信用制度吮吸劳动者的血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