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名字也叫抗争

2016年4月27日，6位女工大姐和3位男工大哥又在高大宽敞的深圳市人社局耗了整整一天。在深圳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看着这座城市飞速长高长大， 他们一天天变老。如今却要为争取合法的养老保险，被并不习惯的空调冷风吹上一整天。

这天不能同去上访的，还有30多位女工大姐和几位大哥。这些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来建设城市的20多岁“打工妹”“打工仔”，现在都已接近50岁退休年龄。然而由于年轻时不能参加社保、迄今社保缴费不满15年，他们无法领取养老金。

眼看着手里的《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广东省社会保险养老条例》，连同自己20年的青春血汗统统被无视，这群已经从当年的打工妹变成了母亲甚至奶奶外婆的女人，一次次地上访、 写信、演出戏剧来表达同一个诉求：在城市工作，就在城市养老！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6年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77亿农民工中33.6%是女工，并且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有17.9%，41-50岁的有26.9%，2.77亿×33.6%×17.9%=1666万——这群抗争的女性身后，是1666万退而不能休的女工，以及2504万即将面临同样退休困境的女工。是几代女工在市场和家庭中辛苦付出却不被承认和保护的劳动。她们身边，是曾为争社保奋起组建工会的胜美达大姐，是曾为阻止工厂偷偷搬迁、争取补缴社保在广州上访露宿的庆盛姐妹。

这些抗争中的女工，如此勇敢而又美丽。

工厂曾是一扇门

一位早已做了母亲的女工说，二十年前，大家都是带着各自不同的梦想来的。

那个时候，工人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恶劣，但和家乡贫瘠的土地相比，城市还是有吸引力的。1994年，深圳关外的最低工资是每月300元，要知道1994年湖南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过237元！庆盛厂的何妹子在1994年拿着自己被克扣过的195块工资，发现比在家乡教书的弟弟收入还高，获得劳动报酬的喜悦难以言表。

当然召唤她们进城的，不只是梦想，还有热切地想要占有她们劳动价值的资本——资本热切地寻找乖巧灵活、能从事重复和单一劳动的女工。

女工肖大姐的作品。“在这幅画的下面，我画了年轻时候的我和一张桌子，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就好像年轻时候的我，生活得辛苦和贫穷。画的上面，是太阳和燕子，希望我今后的生活像小鸟一样快乐自由。”

推动她们离开家乡的，还有贫穷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家里建房子、娶媳妇或有人外出读书，对农村家庭而言是极大的支出，这笔支出则相当依赖工人们打工所赚的现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谭深调查发现，1997年70%的女工寄回家1000-2000元，相当于农民在家劳作5-8年的收入！这些钱寄回家干嘛了呢？谭深在调研中发现，姐姐出来打工供养弟妹，或是姐妹出来打工供哥哥上学，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但她却没有发现哥哥出来打工供养妹妹读书的情况。

因为读书难得，因为机会有限，男性被供养，女性却“自豪”地做着牺牲。这就是父权家庭做出的选择。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大姐哭泣的样子。她90年代出来打工，当时父母说你赚的钱我们帮你存着。她一直努力加班、省吃俭用，不畏惧艰苦的工作和残酷的资本；她信赖父母，乖乖每月按时寄钱回家。但当她跟父母提出自己需要这笔存了多年的存款时，父母却告诉她，你弟弟结婚的时候全部用掉了。十几年后的现在，早已在深圳结婚生子的大姐，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突然哽咽了。她无法怨恨父母，但这却是她生命中烙印最深的性别不平等体验。

也是常常听女工姐妹们提起的体验。

一群女人，仍然孤单

当年这群被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召唤、裹挟并为之付出的打工妹们，突然就到了恐慌退休的年龄。

1996年的深圳，打工妹占外来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多，83.6万的数量则几乎与整个深圳全部户籍人口（也就是本地人）持平。那一年，她们的平均年龄是23岁。（谭深调研数据）

2016年，当年的姑娘已经平均43岁，年纪大的则早已超过了50岁的退休年龄。“大龄女工”成为她们一个尴尬的身份。

想继续工作？工厂并不待见这些中年妇女。二十年过去，深圳的工厂依然偏好年轻的、手指灵巧的18-24岁女工；40多岁的女工，却成了市场上的次等劳动力，几乎没有再进正规工厂的机会。扫地、家政已经成了给大姐们量身定制的“次等工作”：无社保、低工资、长时间，甚至连劳动合同都没有。

但年轻人说，我总能换厂的。现在我也有社保的。

想休息？不工作有没有养老金，退休就是个笑话。“工业区观察”在2016春节前访问广深莞三地工人，发现40-50岁工人有养老保险的不过30%，50岁以上工人有养老保险的只有8%左右——最需要养老保险的人却没有养老保险，有养老保险的工人又极少能碰上一个多年前就守法为他们购买社保的工厂。

但“成功人士”说你看，年轻时候不多为自己考虑多赚点钱，现在没戏了吧。 哪怕是同龄的男工，仗着自己60岁退休，说我还有十年八年可以继续交社保，不是很着急哎。

女工黄大姐的作品。“希望我老了以后，有自己美好的生活，有房子，有个喝茶的地方。但是有三座大山挡在我面前，我估计我老了以后，爬不过去，没办法享受幸福的生活。我老了怎么办？”

占深圳70%的700万常住外来人口难道不会面对将来无法按深圳标准领取养老金的问题？女人们难道不会面对比男人提前到达退休年龄而无法正规就业的问题？男工们又确定自己能缴满15年社保并领取城市退休金？

本该站在一起的工人和民众，不仅不问她们的感受和需要，还被年龄、职业、性别层层分割，成为难以联动对抗的碎片化主体。

她们就这样成为一群孤单但倔强抗争的女人。

社保制度漏洞与女工困境的代际传递

“50岁退休没社保”对女工大姐们来说甚至还意味着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困境。一位已经52岁的大姐被工厂辞退后只能去做清洁工，她的儿媳却一直催促她回老家带孙子。这位年轻的儿媳像当年的大姐一样，被“女人应该主要考虑家庭”的父权潜规则束缚着，也被喜爱年轻劳动力的资本召唤着，矛盾之中选择将孩子交给父辈抚养，自己则成为世界工厂中浩浩荡荡的一员。

资本试图将她们解放为自由的劳动力，却没有丝毫意愿承担劳动力生育后代的社会成本；父权家庭接下了这个棒，却又把它丢给家庭中的女人。

丢给这个只带孩子就没有经济收入，只工作又会引起家庭矛盾的中年女工。

矛头似乎会指向作为子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但他们又有何能力同时养活自己、抚养孩子又赡养无养老金的父母？

新生代课题组2015年的调研显示，深圳龙华工人在2014年月平均工资为2380元，除每月寄回家1000元之外，一整年的年底平均结余仅有6500元，还不及深圳市的月平均工资7631元。也就是说，2014年，工人工作3.2个月，才达到深圳市月平均工资。退回1994年，市关外最低工资300块，工作2.9个月可以拿到当年深圳月平均工资881元。

这个不太大的退步，至少说明农民工的收入并没有如某些部门宣传一样，有显著的增长。而收入状况比20年前的第一代农民工更差的新生代，如何承担赡养家庭的重任？只能是男人扔给女人，女人扔给父辈，父辈中又是这些买不齐社保领不了养老金的大龄女工来实际承担。资本与父权相互渗透，编织成一套捆绑女工的强大力量，制造一种“手牵手、向前走”的代际传递与阶级固化。

社会习惯了用“含辛茹苦”“青丝变白发”来赞美女人和母亲的付出，政府发文说要发挥妇女尊老爱幼、勤俭持家、教育子女中的作用，然而他们却在面对这样一群大龄女工时，奇怪地闭嘴了。

城市市民要么懒得开口，要么让他们回农村老家养老。而社保制度，一边绝口不提社保制度给女工少得可怜的实际保障，一边给深圳市社保局手握1829个亿社保基金滚存结余，也不肯依法给这些为深圳贡献GDP的工人补缴社保。

一位女工大姐说：半辈子的青春都付出在深圳这块热土上了。深圳市政府不是常常在宣传说“来了就是深圳人”，现在这么多农民工到退休时，政府机构又以各种理由不允许补缴社保。曾经大家都是带着各自不同的梦想而来的，而今天这里留给我们的是……？

而我们的城市和社保制度，将会给出怎样拷问良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