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资料图)

【《瑞士商报》网站5月16日文章】题：“不平等在所有层面增多”(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两百年来，关于什么决定收入分配以及国民经济体是如何运作的问题有两个学派。一个学派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它的核心是受竞争深刻影响的市场，另一个学派则认识到斯密的自由主义形态导致财产和收入迅速集中，在市场不受监管的势头下这很容易成为垄断的开始。

两个学派都理解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对政府政策和现有不平等现象的态度受到我们个人认为哪个学派更好地描述了现实这一看法的影响。

“影响力”产生不平等

在19世纪自由主义及其后来的追随者看来，既然市场由竞争所决定，那么每个经济参与者的收入与其各自的社会贡献有关——经济学家将其称为“边际产品”。资本家因为没有消费、节俭持家而得到回报，正如我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前辈纳索·西尼尔所说，他们因为他们的“节制”而得到回报。

因此，收入差异是由他们所拥有的“资产价值”——人力和金融资本所决定的。所以过去研究不平等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财产再分配的决定因素上，包括财产是如何一代一代往下传的问题。

第二个学派以“影响力”为出发点，包括，能力、垄断实力或者在就业市场上对就业者的权威。这个领域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产生了影响力、如何维持和增强影响力以及制约市场竞争的其他因素上。关于基于信息分配不对称的剥削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

在西方，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自由主义学派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随着不平等的日益增多以及对此的忧虑加重，从竞争着手的学说越来越无法对经济的运作方式进行解释。因此如今第二个学派开始呈上升势头。

银行向领导层成员发放巨额分红，而这些人却引领企业走向破产并令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说到底，这很难和给一个人的报酬与其社会贡献存在一定关系的信念统一起来。

当然，大组织对奴隶、女性和少数族裔各种各样的压迫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它们说明这种影响力关系的结果是不平等而不是边际效益。

当今经济的很多领域——通信、有线电视、从社交媒体到搜索引擎的数字领域、医疗保险、制药、农产品行业等等——都无法通过竞争的透镜来理解。在这些领域，竞争就算存在也是寡头垄断性质的;它不是教科书上描写的那种“纯粹的”竞争。

有几个行业是“接受价格”的;在这些行业里，企业是如此弱小，以至于它对市场价格毫无影响。农业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国家的大量干预，农产品价格并不是主要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的。

市场集中度大幅上升

由贾森·弗曼领导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班子试图对市场集中度增大的幅度及其影响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大多数行业标准测量参数都显示出市场集中度的大幅(有的甚至是急剧)上升。例如，1980年至2010年的短短30年内，十大银行在有价证券市场所占的比例就从大约20%上升至50%。

这种市场影响力的增大有一部分是技术行业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人们可以观察一下行业的增长和它的副作用。

一部分则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企业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设置和维持市场准入的壁垒(微软和医药生产商在这方面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往往得到保守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些力量对于实施反垄断法没什么兴趣，而且，对于为何迟迟不对市场影响力进行限制，他们辩解说市场“天生”是由竞争决定的。

而另外一部分则反映了通过政治进程对市场影响力的赤裸裸地滥用和利用。譬如说大银行促使美国国会改变或取消将存款业务与其他金融领域分离的法律。

其后果可以从数据中看出来：不平等现象在所有层面都增多了，不仅仅是在自然人之间，而且也在企业之间。总统经济顾问班子的报告断言，“排在第90百分位的企业资本盈利比中位数高五倍还多。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这一比例还接近于两倍”。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瑟夫·熊彼特论证说，人们不应害怕垄断的力量：垄断只是暂时现象。对市场的激烈争夺将会出现，而这会取代市场内部的竞争，并确保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上。

我自己的理论研究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揭示了熊彼特分析中的错误，眼下我的研究得到了实践结果的广泛证实。今天的市场以持续的高垄断收益为特征。

这有深远的寓意。很多关于市场经济学的假说都建立在承认竞争模式的基础上，承认在该模式下边际收益与社会贡献相符。这个视角导致了公共部门对于干预犹豫不决：如果市场本质上是有效和公平的，那么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市场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那么政界不干预的理由就消失了。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与当权派势力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民主的斗争，也是一场提高效率和共同富裕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