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的严重缺位。中国社会转型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特性的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属标准的不确定，市场经济构建和演进实际过程与西方经济学基本理念和理论逻辑较高程度的偶合是产生此问题的重要原因。劳动阶级主体地位的回归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复兴的基本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问题何在
自从经济学界有影响的人士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受到动摇之后，部分学者和某些教育、研究机构出于各种考虑对此表示不认同或认为问题并不严重。实际上除去其它因素，从纯学理的角度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发生动摇的判断是否成立主要看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提出这种判断并且认同这种判断的学者们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主导经济体制转型的作用上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二是在教学和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边缘地位。这两点依据是表象性的。而表象性东西的特点是容易描述，甚至可以量化。这也决定了它往往容易成为争论的焦点。一方可以举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动摇的现象或事例，另一方也可以举出反事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了多少课时，立项了多少课题）。最后可能成为量的比例的争论。沿此路径，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争论的理论意义就很有限。在实践上依据此路径去解决量的比例问题（如增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时和科研立项），其实际作用如何也是有疑问的。所以对形成此判断的依据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从历史实践看，前现代社会中任何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充要条件和根本路径几乎都是意识形态的官方化或法定化。从中国皇权推动下的“独尊儒术”到西方中世纪神权庇护下的神学教义莫不如此。在此历史阶段，权力的强制推动就足以使适合统治需要的意识形态主流化。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意识形态主流化的新的充要条件开始产生：既意识形态必须由文化精英自觉地有意识地承载，而且这类文化精英必须构成社会文化精英的主体或绝大多数。此时统治阶级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路径不再是权力强制，而是运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全方位地培育其意识形态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社会文化精英。这是典型的现代性问题。西方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结果截然相反但具有同样解释力的诠释。
现代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虽然没有法定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且表面上也不靠权力强行推动其意识形态的主流化，但是统治阶级极其自觉地利用他们掌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塑造认同其意识形态的文化精英，并使他们成为社会文化精英的主体。在现代社会只要社会大众尤其是文化精英的主体认同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必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同时由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具有传承性，所以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具有传承性。从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数百年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从未动摇过。我们过去的解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经济制度不变，作为上层建筑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会变。这种解释过于机械。意识形态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形态需要承载和传承的社会文化主体，反过来自觉承载和传承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主体的存在，又决定了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和可传承性。资产阶级对这一点的充分认识和实践，是其作为统治阶级高度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其成为自为阶级的重要表现
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法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运用权力强力推行之，力图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化。这种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显然不成功。苏共正式取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法定地位就是在社会文化精英主体的推动下达成的。这一点从文化精英对这一决定的反应就看得很清楚，抗议者寥寥，绝大多数文化精英或是欢呼或是默然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不天然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当社会文化精英主体没有成为法定意识形态的自觉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边缘化的原因不在于法定地位的丧失，而反过来是由于主流地位并未真正确立，才最后导致法定地位的丧失。搞清这个问题对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前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处于主流地位的重要依据应当是经济学界的大多数精英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觉的承载者和传承者？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法定或官定地位直接等同于主流地位，这是现代性问题的特点之一。如果按照这种标准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目前的地位，实事求是地讲，并不乐观。现在不但青年经济学者有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觉的承载者和传承者是个问题，就是一些西学底子欠佳的中老年学者也纷纷改换门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的讨论中如果对这一问题加以回避的话，这种讨论就没多大意义。而且会模糊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问题主要不在于它的教学量和科研量的不足（这种表象的东西容易解决）。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觉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的严重缺位。如果对这个问题还不敢正视，我们将犯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何以成为问题
首先，中国社会转型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性之间出现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性是其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这一特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并且决定了它诉诸特定阶级的历史能动性。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具有历史主体性的学说，这是它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之一（西方经济学诉诸的是超历史的经济人，它在历史主体性上“空场”）。正因为如此，站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立场，认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是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觉承载者和传承者的先决条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传承来看，这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同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反叛者也往往首先是立场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觉承载主体和传承主题严重缺位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学精英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特性的要求完全不一致（他们中一些人明确承认，这种坦率态度倒也符合学者标准）。这种不一致或错位又直接与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现状和结果相关。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社会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此相应，各社会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事实上也进行了重新调整。在任何社会中，文化精英资源的配置状态都是由以经济资源为核心的其它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状态决定的。即文化精英主体部分的立场与价值取向是与占有经济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的社会主体相一致的（毛泽东曾用“皮”与“毛”的关系概述过这个道理）。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诉诸的阶级对象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诉诸的这个阶级的历史能动性由于雇佣劳动关系的确立而重新回归为自在性时，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转换就成为经济学精英主体的自然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直接结果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觉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的严重缺位。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社会转型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特性的错位长期存在并进一步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觉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严重缺位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并可能进一步恶化。
其次，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路径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不但是无例可循的探索，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逻辑看是一种历史悖论。由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归属标准及范围遂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之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归属范围上几乎没有大的争论。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包括：以《资本论》为核心的经济学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新经济政策理论等；斯大林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及以此为框架的政治经济学范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属标准上，一些基本理论准则也具高度认同性。如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帝国主义是垂死资本主义的判断；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概括等。可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归属范围和标准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甚至一些根本性的理论准则也受到强烈质疑。如劳动价值论；公有制理论；资本主义历史走向的理论等等。这些根本性理论准则的分歧不但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逻辑的不一致（如否定或修改劳动价值论必然导致与剩余价值理论的断裂），并且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取向解读的多元性。在这种学术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的生成和培育必然很困难。因为当一种学说体系的基本理论准则都不再被确认或出现严重歧义，当它的基本理论逻辑都不再一以贯之，当它的基本价值取向的解读都呈现多元化的时候，还会有多少新生代学人愿意成为这一学说体系的承载者和传承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经济学在其历史演变中尽管流派众多，但在基本理论假设上，基本理论准则上，基本逻辑和基本价值取向上始终一致。如在基本理论假设上始终坚持“理性人”假设，在基本理论准则上坚持私有制选择的唯一性，在基本理论逻辑上坚持论证市场经济的永恒合理性，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始终以隐晦的手法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再次，中国市场经济构建和演进的实际过程在诸多方面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理论逻辑高度偶合（如大量私人经济主体的自主产生及大量公有经济的转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乃至当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转型后的经济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加以描述。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此方面有所不适。当然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前无古人，因此必然形成实践走在传统理论前面的现实。然而也正是这一现实，为相当一部分经济学者的理论认同的转向和新生代经济学人理论认同的确立提供了感性经验的支持。这也是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严重缺位的原因之一。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的严重缺位，通过话语权的中介形成逆向循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承载主体严重缺位的后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的严重削弱。其直接表现则是大量学术刊物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方法的文章不感兴趣乃至封杀。而这又导致大量新生代经济学人不敢或不愿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的自主生成更加困难，使这一问题愈加严重。如果不自欺欺人的话，就应当承认这种逆向循环已是客观现实。
三、与地位问题相关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定位或定性问题，这是一个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要以问题的性质为依据和出发点。性质定位不准，问题的解决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基本制度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学术体系，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操作层面看，前者是战术层次，后者是战略层次。战术受战略的导向和制约，战术如果脱离战略导向和战略安排，就毫无意义。具体讲，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当作学术体系，而将其去意识形态化。则战略制高点尽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觉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的生成将不可能。而只可能生成一些类似西方的马克思学的研究者。因此必须首先从战略层面考虑，必须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仅靠确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法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在现代社会，只有社会公众尤其是文化精英主体认同的意识形态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只有主流意识形态才可能真正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演变的历史经验显示，怎样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长期处于主流地位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历史经验还证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法定意识形态的断裂是基本制度颠覆的先导和标志性迹象。这一点在苏联的演变中最为典型，因此有必要做一点具有启示意义的展开。
虽然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指责苏共领导在意识形态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但至少从表现为文本的官方法定意识形态上，不但丝毫看不到这种现象，而且其表述的政治高度甚至高于我们目前的表述状态。如1961年苏共22大的新纲领中明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使全体苏联人民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对社会成员进行劳动教育，发扬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用高度的思想性和对共产主义的忠诚，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该纲领提出的道德原则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各社会主义国家；诚实地为造福社会而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每个人都关心保护和增加公有财产；对社会义务的高度自觉，对破坏社会利益的现象绝不容忍；集体主义和同志互助。”[1]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和平演变，官方文本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予重视，而是提的很高也很敏锐。如1966年苏共23大明确提出要“十分注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各级党组织的迫切任务就是改进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加强他们特别是青年党员的思想锻炼，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修养水平。党的意识形态机构和相应的国家机关有责任改进高等学校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非政治化的倾向，私有制残余和市侩习气，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成果。”“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在当今条件下，国际舞台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很尖锐的。……帝国主义借助于他们庞大的宣传机器和所有大规模报道的现代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破坏活动和麻痹本国群众的政治意识”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是不妥协的，因为这是阶级斗争……。”[2]
由此可以看出，苏共至少在文本表述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定地位并力求使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真正处于主流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或者说苏联社会普遍认同和流行的理念和价值观又是什么呢？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批留苏的日本左翼学生对此有一番观感：其一对政治冷漠。“苏联的母亲们一般想法是，自己这一辈人已经吃尽了苦，可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再受那种苦了，青年们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吧……所以青年们的想法也就是进大学，就高职，拿高薪，娶个漂亮老婆，过舒舒服服的日子。特别是大学生和中上层家庭的子女，这种想法更为普遍”（与中国目前惊人地相似）“有一次莫斯科大学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援越大会，而其中只不过有苏联学生十几二十人。但是在这个会场隔壁，第二天举行了一次舞会，会场挤满了苏联男女学生，他们在舞会上大跳西方扭腰舞和摇摆舞。”“据参加过克里姆林宫‘五一’集会的人说，那里的集会也如出一辙。在一些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出席的集会上，预定开会的时间到了，只见座席上放着一方方白手帕，表示人已到，座位则是空的。演讲人只是对着一方方白手帕讲话，到第二部分娱乐节目开始时，才看到手帕的主人陆续进场。”[3]其二，崇尚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在苏联青年普遍不问政治的同时，对于西方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却处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倾向非常强烈。他们如果从哪里弄到一两张西方的唱片，明明可以装进去，他们却不，一定要把唱片套的封面故意露在外面，招摇过市，引人注目表示他有外国唱片”[4]（这不禁使人想起中国开放初期青年人不愿撕去哈蟆镜上的洋商标）“我们原先以为，到苏联以后可以到处听到真正的、地道的俄罗斯民歌。结果相反，不但听不到，而且我们会唱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早期革命歌曲之多，竟使苏联人大吃一惊。现在的苏联青年人早已不会唱这些歌曲了。他们所唱的都是爵士乐和摇摆乐一类。”[5] “今天的‘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两个电台的世界收听率，恐怕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最高。收听的人说是要听听这些电台的爵士音乐，实际上不过是遁词，他们也收听这两个电台的政治宣传节目。”[6] “我们到红场参观时，就看到许多栽着假睫毛，塗上蓝眼圈，脸上涂着厚厚脂粉的苏联女人。他们见到外国人，就走近来问‘有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吗？’‘带着美钞吗？’我告诉他们：‘什么都没有’谁知她们竟指着我穿的日本西装说‘就这个，你卖给我们吧！’”[7]其三，价值观变化。“由于苏联社会的不断腐败、堕落和变质，正经人被讥笑为笨蛋，甚至被认是神经病”“贪污发展到不止个别的人，而是集体地、有组织地进行，有不少企业从门房到最高领导层，人人贪污。”[8] “今天的苏联，则以入党为取得社会地位的保证。当然，今天在苏联入党比日本的文官考试要容易的多了。但是不入党就不能够在社会上爬上去。功课优良的学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如何，都可以入党。”[9]其四，社会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符号——“同志”一词正在消失。“苏联出现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我们也一向很熟悉的‘托瓦利什’（同志）的称呼正在消失。《文学报》上刊出一个作家的倡议认为‘托瓦什利’这个字眼是个陈旧的、不文雅的称呼，应停止使用。”（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一位学者从东欧国家人们之间不再互称同志，就预言过东欧社会主义的命运）。
显然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官方的法定意识形态已不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法定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严重断裂，以至最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迫使法定意识形态放弃法定地位。也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苏联法定意识形态之所以丧失主流地位，从而没有真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根本原因也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严重缺位，直白地讲就是真正信奉者已不在社会公众尤其是文化精英中据主体地位。因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毛泽东是最早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政治家。他提出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简单地提培养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显然是将意识形态承载主体和传承主体的塑造放在接班人定义的首位。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实际上也被归于“左”的思想而边缘化了。然而苏联演变的历史路径提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有重要价值的。
上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示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一性质，要求它必须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两者必须高度一致，不容断裂。如果只满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政治承诺，只力争高校增加课时，研究机构增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题的经费，只致力于所谓理论创新。而不能真正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听者藐藐，信者寥寥的真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命运是可以预期的。
第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问题。这一点显然关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生命力和实际地位。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尽力发掘马克思阐述过的关于市场经济一般的理论，如价值规律等；另一方面力图借鉴或引入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但这种努力的实际效果有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构建力和解释力显然并不占优。当然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指出，即忽略了以《资本论》为基础和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维度——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以建构为核心，似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只能从建构的角度考虑。这种单向度的思维首先会在某些理论解释上产生悖论。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以生产关系变革为核心的改革及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可以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理论加以论证和解释。殊不知此理论可提供双向解释，君不见主张中国回归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有些也是以此论为依据吗？
此外更重要的是，这种单向度的思维导致中国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和运行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性预警机制和纠偏机制。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本身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同时现在又认为市场经济可以与不同制度相结合。而制度本身也会产生负效应。因此现实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有些是市场机制本身造成的，有些则与制度本身相联系（如两极分化）。可是目前理论界基本上只是指涉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从而在技术层面提出对策。这些对策的理论支持，西方经济学就可以提供，根本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于制度性负面效应则基本回避。其实大可不必，中国改革目标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显然是以承认制度性负面效应可能产生为前提，并以避免这种效应为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地位给予历史否定，但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和文化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完全不予理睬。实际上他们始终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和警示，并在不突破制度范畴的前提下不断纠偏。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长期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目前在我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却回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力和警示力，以至于面对制度性负面效应或不敢承认或束手无策，这种做法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吗？
中国市场经济构建过程具有两重性，因此只要我们真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力和警示力就具有校正作用。也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批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构建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作用才可能是全面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具有特定历史指向性的，并诉诸于特定阶级的历史能动性的理论体系，它在历史实践中的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备，而且取决于特定阶级的历史际遇和历史能动性。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和完善，也很难完全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立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工人阶级独立登上历史舞台为背景，同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地位的复兴也只能以它所诉诸的那个阶级的主体地位的回归为条件。到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春天才能真正降临。
注释：
[1]波诺马廖夫《苏联共产党历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15页。
[2]波诺马廖夫《苏联共产党历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38——739页。
[3]新谷明生等《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M]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第14——16页。
[4]新谷明生等《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M]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第18页。
[5]新谷明生等《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M]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第21页。
[6]新谷明生等《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M]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第24页。
[7]新谷明生等《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M]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第26页。
[8]新谷明生等《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M]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第31页。
[9]新谷明生等《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M]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