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

听到一种议论：十八大的总的精神、“主线”是实现现代化。这是不对的。习近平指出：“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按照总书记的说法，十八大总的精神、主线应该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的主线是什么，这是个原则问题，需要弄清楚，因为它涉及我们全部工作的总方向。

有人还把实现现代化扩大为整个近现代史的主线，仿佛中国一部近现代史，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显然不符合实际。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能人志士都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但始终实现不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封建主义的束缚，使得现代化成为泡影。正当先进分子学习西方，四处碰壁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现代化才逐步成为现实。所以，一部近现代史的主线，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读一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顺便说一下，“近现代史纲要”作为一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理应把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作为“纲”，突出“四个历史选择”（中国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改革开放）。不要杜撰什么抽象的“现代化”作为这门课的主线。

必须明确，我们要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不能丢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性质：可以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洋务运动、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御用文人蒋廷黻[②]鼓吹的，所谓“近代史中的规律，没有一个民族能违犯的” 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什么抽象的现代化。谈论现代化，必须首先区分性质。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同的两回事，这儿不能不问姓“资”姓“社”。老实说，有人认同蒋廷黻的“现代化范式”，批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 基本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说是一部革命史”，是“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的“思想偏向”，多处谈论的“现代化”，甚至把“现代化”说成是“中国近现代史演进的一条基本主线”、“十八大的主线”，就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为蓝本的。他们说的现代化，就是西化、美国化，照搬美国那一套。这一点，有人讲的明确:“中国的现代化从诞生之日起就离不开西方现代化。更何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两者的关系还更加密切。如果忽略这样的关系而线式地讲授中国近现代史,那不仅是非历史主义的,而且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和解释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许多历史现象与理论问题。”这样照搬西方现代化，除了哪些害软骨病的人以外，我们党和人民能接受吗？

谈到现代化，更多的是讲经济问题。例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等等。即使经济的现代化，也有不同的道路，可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所以，我们党一贯的提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笼统地说实现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针对某些人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糊涂观念，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背离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

[③]

这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谈论现代化，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抽象地议论现代化，是会走到邪路上去的。

二、不能把邓小平理论歪曲成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

现在，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什么主义都行”。只要实现现代化，不要问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听起来十分超脱，真正是“非意识形态化”了。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就在课堂上公开宣传，“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不要管什么主义、什么所有制，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当时，这种言论被当作思想解放的样板，加以推广。于是，不问姓“社”姓“资”的“猫论”蔓延开来了，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了口头禅，似乎成了不用论证的真理。有人甚至说，“不要问姓‘社’姓‘资’”，这是邓小平说的，而且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他们把邓小平说成是不讲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者了。

然而查遍《邓小平文选》，我们始终找不到“不要问姓‘社’姓‘资’”这句话。这是有人杜撰出来，然后强加给邓小平来招摇撞骗的。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不要问姓‘社’姓‘资’”，如果真的“不要问姓‘社’姓‘资’”，连是不是社会主义都不要过问了，他还提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强调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无法解释的。恰恰相反，有人用计算机检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用得最多的词是“社会主义”。

不能不承认，从我国的根本制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道路的角度来说，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是最坚定不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最旗帜鲜明。

“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1978年底，有人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他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们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④]1987年，他对外宾明确表态：“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⑤]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以后，邓小平从国际范围的战略高度总结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他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⑥]到1992年春天，他运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再一次强调：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他坚信，尽管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⑦]读到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有谁能够说邓小平是一个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者呢？

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坚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80年代每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是邓小平亲自发动的。邓小平分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指出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⑧]80年代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步蔓延、泛滥，而党内有人对此认识不清，甚至主张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从党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删去，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强调全会的决议必须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上，并且指出：“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顶不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⑨]1986年底爆发的学潮引起了全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觉，邓小平对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作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指出闹学潮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亲自部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然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持消极态度，这场斗争没有坚持下去，终于酿成1989年的政治风波。动乱平息以后，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的，这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⑩]所谓国内小气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他提出，必须加强对人民、干部和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92年邓小平总结十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历史经验，再次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看起来还不止搞二十年（有的地方，他说要搞五十年七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两任总书记“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11]

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在涉及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邪路。认为邓小平只讲发展经济而不问姓“社”姓“资”，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出于某种需要的主观臆想。讲现代化，而不讲社会主义，这是违反邓小平的思想的。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有一句话：“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2]经常有人引用这句话来论证邓小平是主张不问姓“社”姓“资”的。关键是怎么理解“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句话。“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不要问姓“社”姓“资”？我理解，“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说的是要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要把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不敢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搞得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联系上下文来看，他主要是针对市场经济问题说的。市场经济本来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它属于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运行机制范畴，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东西，但往往被某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仿佛运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不敢运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为了使人们摆脱把市场经济当作是资本主义东西这种思想的束缚，邓小平才提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所以，这句话绝不是说，邓小平主张，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道路的问题上，不要区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要问姓“社”姓“资”。用这句话来论证邓小平是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故意歪曲。

三、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进行的，发展经济、搞现代化

不可能不问姓“社”姓“资”

有人认为，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就应该埋头搞生产，只要能实现现代化，用不着去问什么主义。这种看法是荒唐的，也是做不到的。

人们要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但单个人是不能从事生产的，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才能进行。像鲁滨逊那样在荒岛上独自生活的事情，只是传奇小说，文学的描写，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西方经济学喜欢把孤立的个人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问题，这是他们的主观想象，无法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做出科学的分析。这种做法，反映了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也是他们得出各种错误结论的方法论根源。我们不要上这种理论的当。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离开了社会关系，就解释不了任何社会现象。生产力总是同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任何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里面存在和发展的，我们可以撇开生产关系，专门去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但这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是不可能有的。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两者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在发展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13]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躱不开一个问题：在什么社会制度下搞经济建设，在什么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生产。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不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生产，就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生产。主观上你想不问姓“社”姓“资”，客观上姓“社”姓“资”要问到你头上来，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说，任何经济都不是孤立的，发展经济都有一个政治方向问题。人们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这个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搞现代化，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的，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也搞现代化，那是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实现的，是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问题，也是任何人都躲不开的。

四、不讲理想信念、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

它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

许多人对实用主义的危害认识不清，总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什么矛盾都好解决。这是不问姓“社”姓“资”的“猫论”得以蔓延的认识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政治敏感性。记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今天（指1988年）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14]过了短短几年时间，东欧发生剧变，尼克松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事实证明，实用主义的确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

尼克松的论断以及后来实际发生的事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理想、信念的缺失，不问姓“社”姓“资”，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不讲政治、不讲方向，成天沉湎于行政、技术具体事务的实用主义，长远来看是会出大问题的。“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然而却是被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事实证明了的真理。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5]社会主义始终面临着朝哪儿发展、朝哪儿变化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另一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换个名称，叫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停留在原地、保持原状，那是做不到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敌对势力竭尽全力想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斗争确实是激烈的。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等等，它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这些思潮的说法不一样，词藻不断翻新，但政治目的是一样的，无非是：政治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求实行多党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经济上反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求实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求让资产阶级思想占据指导地位。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轮番进攻面前，如果不强调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反而鼓吹什么不问姓“社”姓“资”，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些思潮的影响，在实践中自发地往资本主义化方向走。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不讲理想、信念，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会导致和平演变呢？

这是因为，我们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使资本主义重新一统天下作为根本的战略任务，用武力的办法实现不了，就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们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也不会放弃。它们虽然出于现实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需要同我们进行接触、打交道、发展关系，否则生意没法做，但是，这种“全面接触”、“发展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影响”、“促进各种思想向中国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进中国．从而导致中国更多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其实质是促使中国从内部发生类似于苏联已经发生的那种变化，即资本主义化和分裂。由于在整个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各个领域都处于优势，相比之下，我们还显得相当落后，因而它们推行的西化、分化战略不能不对我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处于优势的形势下，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自觉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鼓吹什么不要问姓“社”姓“资”，我们就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念，堕入它们设置的陷阱，就会逐步发生和平演变。

另一方面，从我国国内情况看，现在，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较，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情况要复杂得多了。由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是符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的，因而是应该长期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经济上多种成分并存，必然带来多种意识形态。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就会有为它们的利益进行辩护的理论观点，就会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得以蔓延的土壤。同时，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发展达到一定程度，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要求。经济决定政治，这也是必然的。不是已经有私营企业主声称：主体不是封的，谁行谁当主体，公开要求由“补充”变为“主体”吗?多次冒出来的要求实行多党制的不和谐声音，也不能说与此无关。诸如此类的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越是客观上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我们越是要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越是客观上存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不同的政治要求，我们越是要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越是客观上存在多种意识形态，我们越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讲理想、信念，不能不强调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可以说，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越要注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越是要注意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实用主义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