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打印页面

西方经济学已经丧失了古典经济学残余的科学性，纯粹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这套在学术逻辑上无法成立的理论才得以借助其经济基础的壮大而在国内外的经济理论界处于显赫的地位，进而使得国际垄断资本得以强化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能够更加方便地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摘要：西方经济学已经丧失了古典经济学残余的科学性，纯粹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这套在学术逻辑上无法成立的理论才得以借助其经济基础的壮大而在国内外的经济理论界处于显赫的地位，进而使得国际垄断资本得以强化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能够更加方便地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学术逻辑上，应当受到全盘否定。

　　一直以来对于西方经济学就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一个是全盘西化，一个是全盘否定。而这两个极端的特点都是意识形态化。然而，除了意识形态外，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学术逻辑的不科学，实际上，我们完全能够基于学术逻辑来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这样一来，西方经济学就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了。

一、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的否定

　　田国强曾经在《经济研究》上撰文说，现代经济学“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系统探索，既涉及到理论的形式，也为经济数据的考察提供了分析工具。”他还批评说， “近些年来，不时看到有人从研究方法到结论对现代经济学大肆进行批判，否认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并宣称要创造出自己的经济学。但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往往只给出了观点，既没有明确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分析框架，也没有逻辑推理和严格证明;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提出奉劝，“一个人不妨先踏踏实实地学点现代经济学，然后再去给出一些让人信服的批评。”

　　但是，田国强所推崇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又是什么样的呢?他认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有五个基本组成部分：(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从这里，我们看到，“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首先，为什么要引用那些根本不能成立的所谓基本的经济理论呢?其次，按照如数理统计学所代表的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经济学可以任意给出行为假设，但必须对假设进行检验。通常的做法是，首先是给出原假设或零假设，然后在假定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选择可以实证计算的统计量并设计拒绝域，最后从实际数据中计算出的统计量的取值，根据其有无落入拒绝域来判断是否拒绝原假设。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要对假设进行检验。但是，田国强的分析框架中就没有对行为假设的检验。实际上，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拒绝检验其假设的，最多只允许检验其假设的结论，尽管田国强连对结果的检验也是排斥的。而一旦其结论未被实证研究拒绝，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宣称自己的理论假设是成立的，其实未被拒绝并不等于接受，这在统计学中是一个常识。而一旦其结论被表明不成立，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托辞其假设过于理想，拒绝承认其假设是不成立的。这种做法就象算命先生以生辰八字决定命运为假设，给出了一个人的命运结论，一旦结果蒙对了，就吹嘘生辰八字是如何如何决定命运的，而一旦没有蒙对，就说还有其它的什么因素，比如姓名的选取等影响了命运，决不承认生辰八字决定命运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既然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算命先生的做法相一致，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当然就是有依据的。换个角度来看。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就像否定乌鸦是白的一样。要论证乌鸦是不是白的，不能指责人们没有见过所有的乌鸦就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而是要看能否找到一只白乌鸦。这才是论证的道理。而在没有找到白乌鸦的情况下，说“天下乌鸦中会有白的”要比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错误得多。

　　数学界的许多猜想，包括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都是通过有限的举例，就大胆地认为其结论具有一般性。而对于这些猜想是否具有一般性的更严谨的证明或反证则推动了数学的发展。既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这两本书中所提到的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在学术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像西方学界曾经做过的那样把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假说提出来。这个假说，按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它是可以证伪的，因而它至少是可以作为科学的假说而成立的。任何人只要列举出任何一个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就可以说明这个假说是不成立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自这两本书出版以来，始终没有人愿意以自己的学术生涯为赌注向这两本书的作者列举出一个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此，要是按张五常的逻辑即“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那么，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也可以算是被证实了。

二、西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的发达无关

　　田国强还指出，“市场经济是导致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就是说，要想国家富强，一定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由于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富裕，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

　　然而，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当时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田国强的这种逻辑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强词夺理。要知道，富裕国家与非富裕国家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并不能认为所有这些不同之处都是导致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例如，西方富裕国家没有五千年历史文明，难道我们必须毁灭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才能富裕吗?再比如，在田国强的富裕国家中，就没有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才从一个由满清封建王朝的愚昧统治、西方列强的掠夺、民国的军阀混战和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落后愚昧的国家成长为今天在世界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且不说田国强的逻辑会不会导致要求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的这个逻辑倒是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盛行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们以为富裕国家有西方经济学，所以就把西方经济学视为这些国家富裕的原因，而推崇西方经济学。但是，一方面，富裕国家同样有基督教，为何不把基督教视为富裕的原因，并以基督教来替代西方经济学用于大学的教育呢?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既不是西方经济发达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西方经济发达的充分条件。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家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一清二楚的。他把业务范围之外的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雇用的经济学教授们去讲。西方经济学只是资本家在嘴上说的或是由经济学家替资本家说的，而资本家做的那一套即让西方国家富裕的那一套，则是由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不是由西方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

　　实际上，早期古典经济学的那点可取之处，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了。此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跋中所言，“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从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西方经济学已经没有任何科学性了，纯粹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科学性的西方经济学得到在国内外都占据显赫学术地位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作为意识形态，只要该意识形态所服务的经济基础还依然存在，那么不科学的它也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它还会在它的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人文社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当前，国际经济社会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而中国已经融入到了世贸组织和全球化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我们所呼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始终未能建成。在国内，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再占有主导地位，除了国资委所控制的日益减少的国有企业外，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已经将地方上的国有企业几乎消除殆尽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占据主导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一门学科的主导地位与其内在的科学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在中世纪，神学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神学是科学一样。试想，一套在学术逻辑上不能成立的理论能够指导一个国家繁荣富强吗?

　　不过，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界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国际垄断资本还是有作用的，它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帮助国际垄断资本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西方经济学强调自由竞争，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竞争，恰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实力。例如，中国出口的服装价格仅仅是这些服装在美国售价的1/10，原因就在于这些服装在美国的销售渠道为沃尔玛这样的跨国公司所垄断，而沃尔玛所面对的则是一盘散沙处于自由竞争中的中国服装加工厂。

三、西方经济学用意识形态糟蹋数学

　　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的数学模型，也经常让人误以为西方经济学是经过科学的推导的。尽管数学不是意识形态，但西方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则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是在糟蹋数学，而不是在运用数学。比如，“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是一个常数”这样一个在数学上的常识性错误，竟然使其导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成为西方现代金融学的奠基石，并使其提出者获得西方经济学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比如，全部发展经济学的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也是西方经济学用来证明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的主要工具，因此，如果生产函数是不成立的，整个发展经济学的大厦就会全部坍塌，西方经济学对资本家的一个主要支持也会破产。那么，生产函数成立吗?尽管生产函数被认为是从美国经济增长发展过程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并且经受了无数的统计验证。但它仍然是一个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因为，从统计学上来讲，得到验证的并不是生产函数，而只是“资本和劳动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企业里结合比例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再举个例子，西方经济学认为基数效用存在计量的问题而倾向于采用序数效用，并在平面坐标图上画出了一条条基于序数效用的无差异曲线，说什么这个无差异曲线簇遍布整个上半坐标轴平面。要知道，在数学上，一个无差异曲线簇要遍布整个上半坐标轴平面，只能是基于基数效用的。如果是基于序数效用的话，其无差异曲线簇在坐标平面上会视如无物，即坐标平面几乎全部是空白，而在这些空白处序数效用是没有定义的。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序数效用仍然是基数效用，只不过是他们在自欺欺人而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曾说过，数学是没有研究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数学不是科学[1]。这充分暴露出西方经济学家在数学运用上之所以频频犯错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完全不理解数学。学过线性代数的人都知道，两个矩阵的加法等于这两个矩阵各自对应的元素的直接相加，但两个矩阵的乘法却不等于这两个矩阵各自对应的元素的直接相乘，而是有着较为复杂的计算公式。为什么要按那样的公式来定义矩阵的乘法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定义矩阵的乘法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数学并不是数字游戏。

四、理性经济人假设对于西方经济学家尤其成立

　　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之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动的。尽管有不少人辩论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或者说人也是社会人或政治人，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追随者来说，他们的确是理性经济人。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和学问不是基于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基础为主导的社会里，他们自然要推崇西方经济学，哪怕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典型的表现就是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授明明知道一些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但在没有任何反批判的情况下，继续在课堂里和社会上兜售那些不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如果不把西方经济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你很难理解这种近乎无耻的行为。你只有把这些学者看作是天主教传教士那样的人，你才能理解他们对反科学理论的这种执着。

　　西方经济学家的这种表现是否意味着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成立的呢?其实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它成立，会有什么后果?在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如果人的出发点是自私的，那么私产制就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但是，如果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的话，私有产权制度，恰恰就是最糟糕的制度。这是因为，私有制度正好使理性经济人损人利己的行为得以释放，使其后果得以放大。私有产权制度强调的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我们恰恰是不要让洪水滔天。所以，就算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也不意味着这个社会要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反而意味着这个社会需要实行一种制约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制度，这种制度绝对不是私有产权制度，而是不同于它的制度。所以，无论理性经济人假设成立不成立，西方经济学主张私有产权制度都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前几年，有人为了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中国宪法，引用18世纪英国一位首相的演讲：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房子，雨也可以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随意踏进这间房子，国王的千军万马也不能踏进这间门槛早已磨损的破房子。但我们在《资本论》中却看到了这样的事例：19世纪初，英国国王的士兵将一个拒绝离开小屋的老太婆烧死在小屋里。且不说国王的大火可以覆盖在穷人的小屋上，穷人的那点财产不用侵犯也难保长久。在《资本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穷人家庭在工资极低的水平上辛辛苦苦地攒了20英镑，由于失业又把这笔钱花了个精光，陷入深深的困境。显然，对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只有生产资料的公有才能保证他们对于生产资料长久的个人所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的只是大财主和大资本家而已。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更何况，在中国宪法没有这样的条款之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直是党和国家所致力保护的。

五、从学术逻辑上批判西方经济学

　　就一般的学术理论而言，它是由假设前提、推理逻辑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的。如果一个学术理论出问题，主要就出在于它的前两个部分即假设前提和推理逻辑上。

　　如果是它的假设前提有问题，一个办法是直接指出来。不过，西方经济学对这个办法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辩解说，你可以有你的假设前提，我可以有我的假设前提，井水不犯河水。另一个办法是采用归谬法，即由这个有问题的假设前提出发，经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导出一个荒谬的结果，从而就能否定这个假设前提。这种办法是西方经济学很难反驳的。不过，西方经济学也有一种办法来对付，就是把它的结论隐含在假设前提之中，从而能够采用自我循环论证办法来自己证明自己，这就是张五常所谓的套套逻辑。对它的这种手法，就只能直接揭穿。例如，张五常曾举例说，有一位经济学者，试图以事实考证，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否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但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所有私营企业，为了要图私利，必定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于是，他认为，这位学者所试图的考证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但是，即使西方经济学将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定义为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从而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就是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西方经济学也需要证明这个生产成本就是该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而不是一个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和出现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如果没有不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作比较，又哪里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一说呢?如果经济学把最低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那么与之相比较的不是最低的生产成本又是什么东西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直接引用了英国当时的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在1866年5月26日对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的情况的报道，“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账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

　　显然，在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的生产成本明显地低于此前由资本家单方经营的生产成本。因此，能够说此前该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其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么?当然，张五常对于这一点可以挽救地说，此前该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由资本家单方经营所能达到的最低生产成本，此后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由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所能达到的最低生产成本。但这样一来，张五常所推崇的私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就大成问题了。

　　至于西方经济学在推理逻辑的问题，通常直接指出来就可以了。

六、西方经济学在推理逻辑上存在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在推理逻辑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违反了经济理论的三大研究逻辑上，即违反了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所谓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也具有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一定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相应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所谓数理逻辑是指，指经济研究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在运用这些数学方法时要严格符合数学上的规定，并注意其在应用中的局限性。

　　至于现实逻辑，说起来要复杂一些。它包括公平、合理和唯物辩证法。有人把公平、合理视为价值判断，认为科学只研究是什么，不涉及价值判断。这是对科学的不正确理解。它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科学特性。即使拿生命科学来说，你又何曾看到生命科学家们像日本731部队那样整天研究怎么弄死人的所谓科学。西方社会科学强调天赋人权其实就是价值判断，但是一旦你为穷人的利益呼吁，他们就会说，“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这只不过暴露出在价值判断上，他们是支持把一小撮人的骄奢淫逸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

　　谈到唯物辩证法，其含义是非常丰富的，通常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第二，需要正确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没有一定的量变构不成质变。而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导致质变。第三，自我循环论证不是证明。第四，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

　　例如，就历史逻辑而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曾指出，工人与资本家相结合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自愿的事情，这是因为工人不善于经营。但是，他为资本家的这个辩护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的历史上，为了将工人赶进工厂，英国制订了长达二百年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被视为“自愿的”罪犯，如果流浪不进工厂的话，将会受到鞭打和监禁。而且如果第三次因流浪而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起来能够用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时，这些酷法才被废除。这就是西方法律界强调的保障人权的真实背景。

　　就公平而言，世界银行的华人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把按贡献进行分配视为社会公正的一大内容。[2]但是，机器的贡献并不是它的所有者的贡献，要论贡献，也得算在机器的制造者身上，而不是购买机器的企业主身上。因此，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实际上只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而分配的比例则主要是由非人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说了算。这是因为，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因此，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力量抗衡，是个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抗衡，由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抗衡所决定的分配结果根本谈不上公平。

　　就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而言，已故国内著名西方经济学家董辅礽曾说过，一个人要当老板，不是说你必须要积累很多的资本，你只要有一定的钱你就可以买股票，你买了股票就成了老板，虽然你不能说整个公司是你的，但是至少公司里面有一部分财产是你的，我是公司的股东，股东就是老板。[3]他把股份制称为公众所有制，后来厉以宁又把这种所谓的公众所有制称为公有制。但是，在上亿股的公司里持有一两百股的人是股东但不是老板。西方有些企业，拿股票当工资发给工人，但工人并不因此而不是工人。只有股票的拥有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大股东的地位的人才能称为老板。小股东只能用脚投票，大股东才可以用手投票。这是国际金融学界的常识，国内的这些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幼稚到连这一点都不清楚，但是他们就是有意混为一谈，以便在坚持公有制的旗号下，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

　　就逻辑过程与实际过程相一致而言，显然，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会吃到最后一口饭，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却并不这样认为。张维迎在其成名作《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引介的连锁店悖论的研究逻辑就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尽管得到的结论是要吃，但如果得到的结论是不吃，那又该如何呢?

　　至于数理逻辑方面的问题，前面已经举过不少例子了，不再赘述。

七、结束语

　　虽然现在不少大学生一听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觉得好笑，甚至嘲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你若问他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存在市场和计划的情况下，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们一定答不上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嘲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知的基础上的，是受西方经济学教授们的灌输和影响的。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毕业即失业等活生生的现实最终会教育他们。我们相信，作为科学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定能够战胜纯粹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的，就像科学能够战胜中世纪的神学一样，尽管这个过程会有些曲折。

　　[1]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2] 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1页。

　　[3] 《资本论》第1卷，中文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 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

　　[5] 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

　　[6]程恩富，黄允成：《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

　　[1]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http://www.js-n-tax.gov.cn/html/2005/03/11/56321.shtml[2009年12月28日]

　　[2] 参见杨帆：《反对权力资本化，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 参见厉以宁主编，《北大光华论坛：WTO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