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2015年6月26日在某座谈会上的发言。会议主题是“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法治化水平”。潘维教授在会上质疑了流行的意见。
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信仰人民还是信仰乌托邦?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关键在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就党领导经济工作，我想谈四个问题：
第一，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宣称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而今流行制度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是生产和生活方式塑造的，而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制度塑造生产和生活方式。世界上不存在所谓“成熟的市场”和“成熟的法治”;那“普适”模式根本就是乌托邦。美国的法治成熟还是欧洲的法治成熟?美国人是否违法与其说由法律决定，还不如说由陪审团和律师的价格决定。美国的最高法院不仅司法，而且立法，比如宣布同性恋婚姻全美合法。美国的市场经济成熟还是西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成熟?北欧由国家主导的“福利经济”算不算成熟的市场经济?美国金融大崩溃是怎么回事?香港和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号称最“成熟”。但香港有40%的人民不生活在住房市场下，新加坡几乎没有住房市场。美国可以大玩钱生钱的货币游戏，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都不具备美国的条件，因为玩不起，也不想玩。各国条件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干预市场的方式也就不同。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或生熟，关键在是否适合本国变动中的具体条件。经济要素配置指的是劳力、土地、货币的配置。这三大要素从本质上就离不开政府。劳力是政府的执政基础或选票仓，所有国家都干预劳力市场。土地及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所有国家都干预土地用途甚至所有权。现代货币完全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所有国家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货币政策。持续稳定的制度是“长”出来的，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改制”“立制”的朝代都短命。郡县、科举、宪政，是我国逐渐形成的重大制度。但秦强推郡县得寿14年，隋立科举得寿37年，民国勉强立宪政得寿38年，王莽“新朝”根据儒家理想力推“新政”更成为历史笑话。中国不是美国，更不是今天有、明天可能没有的城市国家。中国是独立的大型文明体，比美国更有自家逻辑。
第二，要两分法还是三分法的大政方针?
而今不少人高谈阔论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好像两者间真有个抽象、绝对的“正确”界限。这种两分法忘掉了“人民”这第三方。“三生万物”，包括了人民就是三分法。市场和政府都不是我党的目标。市场要服务于人民，政府也要服务于人民。我党执政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老百姓要什么，民心在哪里，才是我党需要充分讨论的问题。苏式社会主义要求耕地国有，西式资本主义要求耕地自由买卖集中。“打土豪，分田地”是什么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是。但那是实事求是，是那个时代中国百姓的民心所在，也是让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政治纲领。百姓要什么随时代而变，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亘古不变。贴个“民粹主义”标签，就可以不讲民心了?近年来广大群众和知识界正日渐与党离心离德已是公认的常识。如同我党的第二个三十年，我党的第三个三十年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但也引发了严重问题，导致了执政危机。“打左灯向右转”的政策越来越难持续了。我党每三十年都会总结经验教训，做出重大政策调整。党因为实事求是，与人民在一起，才有了强大生命力。在我党第四个三十年的开端，我们需要同以往一样，与人民在一起，总结以往三十年的历史教训，继往开来。
第三，老百姓要什么?
三十多年前，百姓对计划经济的弊端不满，要求打破铁饭碗，要求竞争，要求开放，甚至要求创建医疗和教育市场。三十多年后，百姓的诉求变了，重新珍视铁饭碗，迫切希望教育和医疗均等化，迫切希望有养老保障，还希望取消《准生证》，希望去政府办事不被胥吏刁难。我们北大两位政治学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入职教书一年了，却依然落不了户，都是因为证明不了“我爸是我爸，我媳妇是我媳妇，我儿女是我儿女”。政治学者不理解为什么我国户籍警要以“法治”为借口刁难本国公民。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被告知说，大楼不重新装修就违法，而好不容易募集到了装修钱却发现只要动工就违法。群众要过日子，不要乌托邦。百姓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不是过去和将来的，而是具体的、眼下的。我们中国百姓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所以，我们生活的核心是养小孩、送老人。而今百姓面前耸立起了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养老。我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但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了。国家花了大量经费投入到医疗和教育领域，钱却集中到了很少的人和很少的机构里。这导致全国百姓苦苦追求几所“一流”大学，几十个“一流”医院，几百个“一流”中学，甚至追求“一流”小学和“一流”幼儿园。普通人为追“一流”动辄花几十上百万，还要贿赂，托门子。为挣下这养小送老的钱，我们日夜加班，陷入疯狂的物质主义，丧失了体育和文化，伤害了身体，扭曲了精神，全民素质迅速下降。当市场化改革让广大群众被少数人越甩越远，群众就会与党和政府越来越离心离德，社会和政治也就越来越不稳定，再“闯关”就会闯入“拉美化”的“中等收入陷阱”了，即普通欠发达国家的常态。要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还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这是政治方向问题，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四，社会主义是什么?
我们广大群众支持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让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让能干的人先富裕起来，让经济兴旺发达。然而，群众还要求竞争的起点越来越公平、公正，还要求生命的终点越来越有同等的尊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没有普遍的健康和教育就没有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二战后西方国家大兴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人民组织起来迫使政府建立了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体系，使得养小送老越来越轻松，体育文艺活动越来越发达，全民素质越来越高。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而是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远超欠发达国家的基本原因。但在我国，因为从打破极端平等走向极端信任市场，就有了所谓“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缺乏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缺乏基础设施，支持少数人的现代化，社会日渐分裂，政府靠“维稳”生存，才真是缺乏效率，才是欠发达国家陷入拉美化或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
社会主义不是装点门面的空话。社会主义怎么变成了市场和政府有钱没钱的问题?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而非资本至上。当年我国政府没钱，但把人民组织起来了，一夜间我们有了清理百年龙须沟的奇迹，有了村村办起小学的奇迹，有了人均寿命提升二十多年的奇迹。组织起来，富帮穷，青壮年帮老年，没病的帮有病的，有知识的帮没知识的，就是我们百姓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举例说，我国13多亿人每人每月交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就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现在每年从财政收入里拿出的几千亿元医疗开支，我国将拥有世界上规模效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系统，其质量随我国人均收入共同进步。如此，不仅我国200万医生能有人均每年40-50万元的体面收入，不再向患者收不体面的钱，而且全国人民治病、吃药、住院都不用再花钱，更不用担心生病返贫。医患本来是一家，患者以命相托给医生，古今中外所有医生都曾宣誓过治病救人不分贫富贵贱。若让医患之间变成利益与生命的博弈，若让百姓的医疗统筹费之大块变成保险公司和风险投资的利润，若高官让医疗市场化却给自己留下与官位俱进的医疗特权，人民怎可能与政府同心同德?
社会主义不是装点门面的空话。社会主义怎么变成了法治问题?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而非资本至上。社会主义是党与群众在一起，把人民组织起来。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以至诚感动了群众，把个人和群众组织起来变成了人民，变成了“上帝”，于是“上帝”就挪走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群众没有组织就没有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搞建设是否不再需要人民，不需要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若只要一盘散沙的个人和群众，只要资本和资本家，只要选举和法院，那中国就不再需要共产党了，中国必然成为普通的欠发达国家。搞建设，党也依然需要以至诚把群众组织起来，推翻“新三座大山”，赢得百姓的广泛支持。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科层体系能单独治国，都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治，需要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原因有两个。
第一，没有任何政府有财力雇足够人手过问百姓间的“小事”，那必然会拖垮财政。第二，清官难断家务事，政府是分门别类依法治国办“大事”的机构，不擅长“办小事”。法律管“大事”，百姓的“小事”必须由百姓依照“习惯”管。国家依法治国，但也必须尊重礼俗——村规民约与风俗习惯。而今人民没有居住和工作的社区自组织了，社区组织变成了科层体系的一部分，头头都从政府领工钱。当人民变回了群众，变成了一盘散沙，没了公共生活，没有了日常生活中的公正，也就没了公德。更有甚者，没了人民的制约，政府想干啥就干啥，焉能不腐败、不胡作非为?因为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政府就把权力用到极限，百姓连生孩子都得去政府领《准生证》，还交纳不知去向的“社会抚养费”。还有人食洋不化，空谈让政府去“培育”西方阶级和政党的基层组织“市民会社”(常误译为“市民社会”)。
如果我党越走越孤单，早晚会被历史“封号”，数千万“僵尸粉”是靠不住的。与人民在一起，党就会强大、立于不败之地。有了组织起来的人民，资本就会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劫持人民，政府也会为人民服务而非被资本劫持。“以民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是政治方向问题。政府信仰民本主义，信仰人民，把人民当上帝，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
抗战时，毛泽东给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后人总结为“延安道路”，即延安抗战胜过西安抗战的原因。北京今天要胜过华盛顿，还得继承和依靠这延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不能去追求乌托邦教条，而要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与人民在一起艰苦朴素，要灵活机动地调整战略战术以满足我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