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已然形成。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由于各国的生产和贸易方式均发生变化，传统的国际贸易核算方法遭遇巨大的挑战。作为最新提出的一种替代性方法，增加值贸易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在概述增加值贸易的概念、方法与进步之处之后，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所提供的新方法，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所陷入的“国际分工陷阱”，并主张在新李斯特主义而非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范式下寻求跳出“国际分工陷阱”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增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陷阱；新李斯特主义

作 者：沈梓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步入新的阶段，产品内分工逐渐取代产业间分工成为新国际分工体系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流动和配置，同一种产品价值链上的生产和服务的不同环节被分布于不同的国家之内。随着各种产品价值链的迅猛发展，“世界制造”、“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s）和中间产品贸易等新的生产和贸易方式不断涌现。这一系列的国际贸易新变化对传统的进出口贸易总值核算方法形成了巨大挑战，使其越来越无法正确反映各国贸易中的真实利益格局。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更加契合现代贸易需求的全球贸易核算方法——增加值贸易成为了近年来WTO、OECD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所推崇的替代性方案。相比传统的国际贸易核算方法，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被认为“能够更好地测度和反映全球贸易的新特征，因而是衡量世界贸易运行的一种更好的方法。” [②] 于是，增加值贸易究竟是什么，贸易增加值又是如何进行核算的，迅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文在对这些热点问题展开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新的贸易核算方法所统计出的数据能否为我们揭示出一些中国经济发展中曾经忽视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应该在何种理论范式下寻找解决之道？

一、国际贸易统计方法的新进展——增加值贸易

（一）增加值贸易的概念与主要研究方法

增加值是一种商品或服务经过生产过程的某一特定步骤所增加的价值，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之中。与此相关的增加值贸易则是近年来为了适应以全球价值链扩张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的出现而发展出的一种新的贸易核算方法，这种方法以产品增加值取代传统的产品总值为测度对象，核算产品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贸易流量所产生的净增加值。为了在增加值贸易的核算体系内，精准地分解和统计出全球价值链上各参与国所获得的实际增加值，国际上有一批学者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研究方法上的改进，并且获得了持续性的进展。

较早出现的微观个案分析方法，能够基于微观的企业数据和贸易数据，追踪单个产品或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以揭示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创造和分配情况。这种方法被应用于苹果手机、波音飞机和芭比娃娃等典型案例的分析中，可以将产品的具体数据和研究结论很直观地展现出来，但是由于微观数据的采集难度颇大，且数据代表性不高，所以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这之后，Hummels，Ishii和Yi基于单国投入产出表提出了系统测量一国垂直专业化率的方法，该方法将垂直专业化率作为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水平的指标（HIY），其实质就是从进口角度分析一国在垂直一体化生产网络中的参与程度和收益分配。 [③] 这种方法假定出口生产为垂直分工，通过统计每一个生产环节所形成的增加值，并扣除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部分，从本国出口中本国增加值的比重和别国出口中本国增加值的比重两个角度评估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是，使用HIY方法测算出的国内增加值是建立在两个严苛的假设前提基础之上的：“第一，对于以出口为目的及以满足国内最终需求为目的的货物生产，其进口投入的程度必须相等；第二，所有的进口中间投入，必须100%是国外增加值。” [④] 由于前一种假设不适用于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后一种假设不适用于通过第三方转口，且进口中包含极大自身增加值份额的发达国家，这就使得HIY方法无法对这两类国家进行增加值方面的准确测度。为了弥补HIY方法在此方面的不足，Koopman，Power，Wang和Wei(简称KPWW)尝试将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中的增加值统计法与包含不同生产链中间投入品贸易的总价值统计法进行整合，以构建全球多部门投入产出数据库，将国内增加值统计从单一国家拓展至区域乃至全球，对一国贸易中国内与国外增加值进行全面估算。 [⑤] 在该方法中，出口总值被分解为国内增加值、返回的国内增加值（隐含在进口中间投入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三部分，而且国内增加值部分还被进一步分解为直接出口的增加值和间接出口到第三国的增加值两部分。Koopman同时指出，如果能够明确目前官方统计的数据中被重复计算的部分以及这些重复计算的来源，就可以在由贸易总额所表示的贸易统计数据和以增加值表示的国民核算体系数据之间建立起转换关系，从而解决两者长期无法匹配的难题。 [⑥]

（二）新的增加值贸易与传统总价值贸易之间的区别

传统的国际贸易核算方式记录的是一个产品跨越各边境过程中的总流量，提供的贸易数据不仅无法显示价值增值的来源国家和分配份额，而且会出现中间投入品价值与产品价值增值的“重复核算”问题。新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以增加值代替传统方法的总价值来衡量贸易流量，这种核算方法仅仅记录一种产品或服务进出一个国家时发生的价值增量，“量化和识别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增值的来源，并且在合理的产业布局下对价值增值进行分类” [⑦] 。由于作为统计对象的价值增量都是由生产出口产品的各个国家创造的，这就解决了跨境贸易中的“重复核算”问题，测度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所获得的增加值绝对量，从而更为真实地反映全球价值链上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意图通过两个简明的图示分析说清两种统计方法在多国以及双边贸易核算中产生的主要差别及其影响。

1、多国跨界生产链上两种核算方式的对比

假设有一条简化的产品生产链由A、B、C、D四个国家跨界参与（见图1），且四国依次处于产品研发、零件生产、加工组装和最终需求环节。A国实际创造的国内增加值为59个单位，B国为37个单位，C国为4个单位，而当最终产品出口到D国的时候，产品已经包含了100个单位的增加值。在这个过程中，由于B国出口到C国的中间产品中包含了59个单位由A国进口的增加值，所以在传统总价值贸易核算中B国的出口额被统计为96个单位，出现了59个单位增加值的重复核算。类似地，由于C国出口到D国的最终产品中包含了96个单位的国外增加值（A国59个单位，B国37个单位），所以在总价值贸易中出口额为100，也出现了96个单位增加值的重复核算。

综合来看，两种统计方法的区别在于，总价值贸易给B国造成了59个单位贸易额的重复核算，给C国造成了96个单位贸易额的重复核算，给整个产品生产链所创造的出口额造成了155个单位的重复核算。而且，越是处于生产链末端的国家，重复核算的问题越是严重。对比现实情况，中国恰恰处于全球生产链的终端环节，所以我国传统统计的出口额与实际的国内增加值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异。

2、加工贸易中两种核算方式的对比

假设一家从事铆钉等一般零部件生产的中国企业创造的价值为A，这些零部件出口到海外以后，有（1-α）A被用于海外国家的最终需求，而另一部分αA则被海外企业采购并投入主板硬盘等零部件的生产中，同时该过程又创造了B单位的附加值。之后，中国从海外企业处进口了总价值为（αA+B）的零部件，其中（1-β）（αA+B）用于国内的最终需求，另一部分β（αA+B）则被加工企业采购，用以装配电子产品，且国内加工的附加值为C，完成后的电子产品以β（αA+B）+C的价值出口到海外市场。

按照传统的总价值统计方法（见表1），中国的贸易总额（出口额+进口额）为（1+αβ+α）A+（1+β）B+C，贸易顺差（出口额-进口额）为（1+αβ-α）A-（1-β）B+C。而按照新的增加值统计方法，中国的贸易总额为 A+B+C，贸易顺差为A-B+C，这就导致两种统计方式在经常性项目的核算中出现了 βB-α（1-β）A的差额。

差额βB-α（1-β）A = β（αA+B）-αA ，其中β（αA+B）为中国加工企业采购并投入生产的中间产品价值，αA 为被海外企业采购并投入生产的中间产品价值。由于海外企业从事的生产环节处于生产链前端，其使用的中间产品价值（αA）必然会小于末端环节中国加工企业所使用的中间产品价值（β（αA+B）） [⑧] ,所以βB-α（1-β）A > 0。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表明，如果加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很大的话，其贸易顺差在传统的总价值统计方法下就存在被严重高估的情况。

进一步地，βB-α（1-β）A > 0 ，若B越大，A越小，统计差额（βB-α（1-β）A）的绝对值就会越大。其经济含义为，如果来自海外企业创造的增加值越高，而中国加工企业创造的国内增加值越低，这两种统计方法所表现出来的误差就会越大，中国的贸易顺差被高估的程度就会越高。如图2所示，海外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增加值被包含在中国组装的最终产品出口额中。如果这种增加值占出口额比例很高，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国内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比就偏低。由于前者在跨境贸易中来回折返，故而被重复核算，这便是造成总价值贸易统计误差的主要缘由。

（三）引入增加值贸易的重要性

结合上文对两个图例的分析，本文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两种统计方法的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总价值方法对产品内分工所产生的中间产品投入额以及双边贸易中所出现的本国增加值折返额和国外增加值折返额都进行了多次的重复核算。这就导致传统贸易核算体系统计出的关境数据无法准确衡量出全球价值链上各参与国所创造的实际增加值以及获得的国际收益。这种情况在苹果手机的案例中能够得到明显的体现，按照传统的总值贸易核算方法，中国作为苹果手机价值链上的最终组装国，每出口一台组装完成的手机到美国，就创造了194.04美元的对美贸易出口额。但是，经过增加值贸易的分解和统计发现，在194.04美元的出口额中只有6.54美元可以归为中国进行组装的附加值收益，即国内增加值，剩余的187.5美元均来自于其他生产中间投入品的国家，属于国外增加值 [⑨] 。根据统计，美国提供的音频解码器等中间投入品创造了价值22.88美元的国外增加值，因此，增加值贸易方法认为中国每出口一台手机，实际造成的是16.34（22.88-6.54）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而非传统方法核算的171.16（194.04-22.88）美元顺差。除此以外，根据增加值贸易的核算数据，在苹果手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国中，美国、德国和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和获得的收益都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显然不可能是国际分工的最大受益者。基于上述情况，本文认为要想避免出现各种关境数据对实际贸易格局的歪曲反映，实现贸易数据对全球价值链上各国所处地位和利益所得的真实体现，就亟需将增加值贸易引入到现有的国际贸易核算体系中来。

二、统计幻觉：传统总贸易价值统计所掩盖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从新的增加值贸易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新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真正问题，以便对症下药，寻求解决之道。了解原有总价值贸易下形成的“统计幻觉”及其造成的贸易认识上的偏差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首要前提。

第一，“虚高”的贸易总额夸大了实际的贸易规模，并未反映出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实际地位。在增加值贸易的核算下，世界贸易总额出现了显著的“缩水”。基于OECD联合WTO在2013年5月更新的TiVA指标数据，可以算出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增加值贸易总额分别为4.5万亿美元、5.2万亿美元、8.1万亿美元、12.3万亿美元和10.1万亿美元，这比总价值贸易核算下的世界贸易额减少将近20%~23%。就中国来说，传统方法统计下，2009年的出口总额为1.2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约为2.2万亿美元，但是在增加值核算方法下，中国的贸易仅为传统统计贸易总额的67% [⑩] ，压缩了超过30%的“水分”。“这一降幅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4%），且中国是G20国家中降幅第二大的国家。” [11] 此外，按增加值贸易方法核算后，中国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下降后仅仅为8%，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而按照传统统计方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中国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实际参与度很高，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掌控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增加值占全球贸易增加值的份额依然没有提高，中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非常微薄，在世界贸易舞台上的地位也并未得到改善。

第二，中间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统计遗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本质。由于总价值贸易不将中间产品贸易纳入核算范围，所以无法对中间品贸易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而这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全球化潮流。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出现，中间品贸易的份额逐渐提高，当今的全球贸易中就有60%属于中间品贸易。而跨国生产在全球价值链分解以后呈现出的一个主要形式是先进口中间产品，加工组装后再出口，这种“进口复出口”的加工贸易在大多数国家中存在，在美国和日本也有15%和20%的比例，几乎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1/3。 [12] 增加值贸易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有53%属于加工贸易，在各行业中又以纺织服装业和电子产品业表现最为突出，纺织服装业出口中几乎有81%属于来料加工，而电子产品中来料加工与来料装配所占的比例也高达73% [13] 。由于这些电子产品中有很大部分在出口时被贴上“高技术”标签，贸易数据显示我国出口大量的“高技术”产品，但是在加工贸易的形式下我国并不具备“高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所以真正的“高技术”实际上不属于我们，这就解释了我国目前存在的“高技术不高”悖论。显然，这个悖论在总价值贸易下无法得到解释，它甚至被总价值贸易统计方法所歪曲。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进出口总额在增加值贸易下被挤出了“水分”，但是由于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太大，我国的对外依存度仍然颇高。

第三，双边贸易不平衡被高估，扭曲了我国“真实”的双边贸易失衡结构，掩盖了我国“统计在本国、收益在他国”的双边贸易实质。近十年来，传统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在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中，显示出了强劲的后起之势，连年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成为中美和中欧贸易的巨大“受益者”，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双边贸易摩擦的升温。中国甚至一度被发达国家认为是造成全球贸易失衡的“始作俑者”，应给予严厉的贸易制裁。但是在增加值贸易的核算下，真实的双边贸易结构浮出了水面。“根据OECD—WTO联合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差额数据显示，2005年~2009年，中美贸易顺差在增加值贸易核算下要比总值贸易核算减少450亿美元到610亿美元，占到传统贸易顺差的26%~31%。” [14] 这也就是说，中美实际的贸易顺差缩减了将近1/3。而对于欧盟来说，则更为明显，“中欧贸易顺差在两种贸易核算方式下的变化是减少120亿美元到250亿美元，占到传统贸易顺差总额的21%~50%。” [15] 更为微妙的是，从2005年到2009年间，在增加值贸易核算下，中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贸易盈余骤减200亿美元。这样看来，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由顺差引起的双边贸易不平衡被发达国家大大高估了。其实，出现贸易顺差/逆差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分工。拿中美贸易为例，这种分工使得中国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基地，而美国则是最终品的出口市场。比如，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子公司想要组装一个电子产品，它必须从母公司进口A美元的核心技术和设备，同时从韩国、德国等其他国家进口B美元的配件，自己则从中收取C美元的组装费，由于美国是最终产品出口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A+B+C）美元，减去进口额A美元，则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为（B+C）美元，但事实上在华子公司只是获得C美元的增加值而已。如果这家在华的跨国公司进一步将微薄的C美元增加值通过“企业内贸易”转移回美国，那么中国从这种双边贸易中除了就业和污染环境外，将一无所获。传统方法下统计的贸易顺差其实掩盖了一种“统计在本国、收益在他国”的双边贸易实质，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是在为发达国家“做嫁衣”，这才是贸易失衡背后的真相。

第四，对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分类的模糊处理，弱化了服务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紧迫性。虽然“服务业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占到经济的2/3,但是按照传统贸易核算方法，服务业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到25%。” [16] 而根据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各国的总出口额中，服务业比例被普遍上调。如美国的比例由48%上调到50%，英国从50%增加到58%，法国由40%上升到51%。 [17] 服务贸易的这个比例在传统方法衡量下是无法得到的，因为“在传统贸易总额方法下，无法将服务从货物中分离出来，这部分服务的价值被隐含在了货物的价值中”。 [18] 也就是说一部分本该属于服务业项目下的贸易额被记录在了制造业项目里，这就弱化了服务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新数据显示，对于中国出口贸易而言，虽然服务业所占比例也从16%上升到30%，但是上调后的水平却仍未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48%），而且与平均水平的差距拉大了。“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则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落后” [19] 。而这与我国长期依赖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有关，因为这种“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代工制造业发展不仅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服务业形成竞争，进而制约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这也是当前中国服务业长期低水平稳态发展和经济出现‘逆服务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20] 相反地，美国等发达国家则通过控制生产者服务活动，支配了整个全球价值链，并且让中国的制造业由于没有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高级要素投入，而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沦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代工者”。因此，大力发展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刻不容缓。然而这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紧迫性在传统核算方法下却几乎完全被掩盖了。

三、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国陷入的“国际分工陷阱”

在新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传统贸易核算中产生的“统计幻觉”被逐一打破，中国外贸的利得和失衡程度被重新评估，美丽数据下掩盖的中国贸易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得出的新发现做如下总结：（1）中国贸易的增加值占世界贸易增加值的份额很低，表明中国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实际地位仍然不高；（2）中间产品的进出口量占我国贸易量的比例很大，且对外依存度依然很高，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并未发生改变；（3）中国的双边贸易失衡被高估，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甚至由顺差转为逆差；（4）服务贸易在出口贸易中的比例上升，但是由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落后，中国的服务贸易比重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新算法下的这些统计数据显然是对原有全球贸易格局的一种“颠覆”，而且共同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已经陷入发达国家设下的新国际分工“陷阱”但却仍茫然不知。结合增加值贸易的新发现，中国版国际分工陷阱的主要表现为：（1）中国现阶段仍然以加工贸易为主，处于全球生产体系的底端，从事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而价值链高端的中间产品则大多依赖进口，对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在国际分工中“担水劈柴”的地位没有改变。（2）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贸易结构的“表面”升级并没有提升垂直分工下我国专业化生产阶段的价值链属性，中国企业甚至被锁定在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低端而面临升级困难，被迫只能长期充当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低级“打工者”。（3）中国企业通过低级生产要素换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增加值贸易的透视下被证明只是“镜花水月”，贸易中价值增值分配的天平明显倾向于发达国家。（4）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导致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落后，严重阻碍了中国摆脱“国际代工者”身份所进行的产业升级努力。

中国版国际分工陷阱的事实一方面印证了当今以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空间结合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所意在维持或建立的全球“生产流水线”式国际分工仍然是一个有中心和外围、有主导和附庸关系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不同的国家在这种国际劳动分工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将带来不同国家在世界资源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同份额。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实现真正的经济崛起，关键在于能否在这种基于全球价值链、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由跨国公司所主导、具有等级结构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扭转我国所处的低端依附地位。

四、破解中国版国际分工陷阱：坚持新自由主义还是新李斯特主义？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摆脱中国版国际分工陷阱提出的政策主张及其存在的缺陷

目前，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对于中国融入当今的全球生产体系基本持肯定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在全球化大潮下，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步骤就是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市场，充分应用全球资本、人力、知识与技术，融入全球价值链，为全球价值链创造价值并获得自己的份额” [21] 。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大多数学者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双赢共享理念的影响，在讨论中国应如何面对全球价值链锁定与国际分工陷阱的挑战等问题上，仍然是在继续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前提下提出相应对策。这些政策主张包括：积极推进出口加工区的建设；创造友好高效的商务环境，包括改善边境管理；在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积极应对产业转移等。当然，也有学者承认，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核心技术和知识的缺失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只能处于从属甚至依附的地位，获得的利益分配也极为有限。 [22] 但是，这些学者仍坚持认为，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位置，因此只有“继续与发达国家的高创新能力、高端生产能力等要素结合，形成‘优势互补’的跨国生产和贸易格局” [23] ，依托全球生产网络来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和知识转移，推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向价值链两端拓展，抓住全球价值链的转型机遇期，才能逐渐形成具有本土生产能力的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显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的针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国际分工地位升级的政策主张是在严格遵守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下提出的。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为产业价值链全球化设定了一个原则：“所有经济活动的‘质’都是相同的，所以从事什么活动并不重要” [24] 。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依据自身的要素禀赋，从事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如劳动密集型的代工活动，就会水到渠成地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自动实现本土产业升级，破解中国版国际分工陷阱，最终实现一国经济的发展。

增加值贸易的出现将世界贸易理论的关注点引向了经济活动的“质量” [25] ，在新的核算方法下，通过考察各国经济体的出口结构和中国出口相关活动的“质量”，可以发现由于各个经济体的专业化差异，会造成国家之间价值增值分配的不均衡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事全球生产链上不同生产环节的经济活动的报酬递增能力和不完全竞争性不同所致，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质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价值” [26] ，这一事实显然与新自由主义设定的经济活动具有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

此外，新的增加值贸易利用外资出口企业初始股权结构信息，将产权归属问题纳入到国际贸易核算体系中来，研究结果显示“中美贸易顺差额中有44%左右的产权属于美资企业” [27]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引进FDI方式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已经使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由于新自由主义所遵循的“比较优势”理论最初由李嘉图提出来的时候是以贸易国家之间没有资本流动为前提的。在德雷看来，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就彻底动摇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因为“当资本自由流动时，国家间的贸易其实已经变成了地区间的贸易” [28] 。这一论点在增加值贸易研究中可以得到印证：跨国公司通过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借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比较优势进行商品生产和贸易竞争，从中获取的大 部分超额利润（增加值），“落在在华跨国公司的账户上，再被跨国公司以“企业内贸易”的方式将利润转移回母国” [29] 。所以，当一国的比较优势被外国资本开发利用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利润（增加值）就会归于外国，此时，“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失效，“绝对优势”被越来越强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依据比较优势理论提出的有关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主张在经济活动具有异质性和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现实约束下，是严重脱离现实的，因此未必能正确指导中国摆脱目前的贸易困局，破解中国版国际分工陷阱。

（二）以发达国家成功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新李斯特主义的替代性政策建议

新李斯特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替代性学说，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李斯特经济学的基本经济理论。新李斯特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埃里克·赖纳特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在李斯特经济学主题的研究上，在演化经济学中形成了一个“新李斯特主义”的新学派——演化发展经济学。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经济活动具有异质性，高质量的经济活动能够更有效地创造租金，并且能够通过报酬递增机制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 [30] 。在这种视角下，演化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活动特定的。但是，“那些有助于引发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与一国的比较优势不一定相符” [31] 。所以，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同的经济活动在质上（生产力上）是不同的，只有特定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而这种经济活动不需要符合各国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这比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原则更符合实际。

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各国的实践智慧和富国之术进行了经典总结。新李斯特主义继承了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并做了发展，主张“在对国富国穷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经验事实提供系统的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致力于解决当代问题” [32] 。因此，在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看来，破解中国版国际分工陷阱的“秘钥”，应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找寻，通过经济史的透视总结出发达国家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成功模式，并构造理论对其进行因果机制解释，最后依据这些理论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方案。

回顾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价值链兴起前的经济史，英、美、德、日、韩等现今的发达国家在“处于欠发达地位时，无一不是通过对民族工业的扶植以及国内市场的保护，在国际分工中通过从‘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到‘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历史性转变中实现国家崛起的。” [33] 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兴起之前，由于整个制造业的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制造业具有熊彼特所说的“历史性报酬递增（技术创新加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特点，所以抓住了制造业就等于抓住了具有报酬递增特征的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当时李斯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这一经典发展经济学命题是在对经济活动质的不同对国家富裕决定性影响的理解下提出的，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价值链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这种‘新国际分工’中建立的是供应廉价和缺乏知识劳动的比较优势，承担的是已不具备报酬递增之特征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因此，即使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他们也无法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 [34]

总的来说，新的增加值贸易为我们展现了一盘中国贸易真实面临的艰难棋局——中国版的国际分工陷阱，在我们看来，这盘棋局只有在新李斯特主义学说的指导下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局方案。新李斯特主义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即使是低效率但却报酬递增的、而非只提供廉价劳动的高端产业部门，才能摆脱国际分工陷阱，实现真正的致富。如果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支配下，继续接受比较优势安排，通过价值链低端嵌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去，是不可能沿着全球产业链的逐步升级来摆脱国际分工陷阱的。发达国家成功崛起的经济史证实了新李斯特主义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并揭示了我国所应遵循的客观历史规律：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优势，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价值链高端，加强自主创新，直接从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端生产环节入手，从事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国的贸易困局，破解中国版国际分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的崛起。

Trade in Value-added and the Trap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at China Confronts

Shen Zixin Jia Genliang

Abstract：Prompted by new 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as already been formed.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ince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have been changed, traditional accounting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faced a huge challenge. As an alternative method proposed lately, trade in value-added has become a hot spot that people concern. After outlining the concepts, methods and progress of trade in value added,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new accounting method provided by trade in value-added has revealed the fact that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been caught in "the trap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poses that the solutions out of "the trap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hould be found in thetheoretical paradigm of neo-listism instead of neo-liberalism economics.

Keywords：trade in value-added; global value chain; the trap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neo-listism

Author(s)：Shen Zixin,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Jia Genlia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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