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
——凯恩斯
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源头及归宿
——兼论资本控制和操纵国家行为的危险倾向
清湖渔夫
内容提要：主权债务危机肇始于资本控制国家政权，并以此为前提和条件，对国家信用掺水；资本对国家信用掺水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动因。资本对国家信用掺水表现为财政赤字和纸币超发。资本控制国家政权是资本体系全球化的一个方面，目的是为了建立资本的全球统治。资本对国家信用掺水的持续，会引起国家信用的崩溃，国家信用的崩溃以货币崩溃作为实现途径，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机制性过程；西方主权债务危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我们必须警惕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两种危险倾向，对市场经济进行改造，创造新的社会化生存方式。
正文
当前关于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讨论方心未艾，很多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分析了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从而指出了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某些必然性。但是，笔者认为，在这种种危机因素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危机的机理，只有通过机理，找到债务过程中反复起作用的机制，才能正确认识危机发生的必然性。阐述这个机制或者内在过程，就是本文的任务；笔者仍然从最基本和最常见的起点出发，了解这种过程的未来演进和可能归宿，为我们对危机的后续观察提供一个过程演绎的背景。
市场中的货币、资本与信用
商品和货币均依赖于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并在市场中才能成为商品和货币。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在市场中成为所有商品联系的中心，将商品交换的比例转化为价格。货币的出现和价格形成，一方面催生了以获得商品交易差价为目的的投机活动，这是商人和商业的起源；投机的反复进行，低买高卖获取的交易差价，被商人们称为利润，商人手中的货币因为追逐利润，成为资本的起源；资本和投机是市场天然的宠儿，依赖市场而存在，推动着以大众行为为基础的价格过程，又通过这个大众行为过程影响市场价值的形成、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货币的出现，既推动了商品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将更多的人和剩余产品纳入市场之中；同时也推动了市场中买方和卖方的分离；商品交换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种目的性以及货币的存在，买卖双方的交易条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也使得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使用价值让渡和价值让渡发生分离。在个别的交易者之间，会出现单纯的价值让渡——以约定时间偿还货币为条件进行货币授受，或者使用价值让渡——以到期支付货币为条件实现商品授受；这就是信用的起源。信用的产生，是以市场价值运动为基础和前提的，以货币作为计量标准。信用进一步发展了商品交换的社会形式。
信用基于市场价值，是价值的暂时让渡，以价值物化形态——货币向货币或者商品的出让者回归而结束。这种内涵价值的货币或者商品的让渡，是出让者对受让者的信任。一个个信用授受行为，构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总体的信用活动，同时推动着社会信用观念的形成，同时这种社会信用观念在参与信用授受的人们中间逐渐深入人心，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又反过来影响和约束一个个信用授受过程。和市场价值一样，信用同样是一个社会化过程的产物。在市场中的资本与投机，又将市场中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资本化，暂时让渡一定数量的货币或者商品，收回更多的货币，实现从暂时让渡价值到归还更多价值的信用过程。信用因此构成市场投机过程的一种形式，在信用过程中的价值也因此转化为资本。
在诸多授信活动中利息的差别，也为资本在信用过程中开展新型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可能。由于货币贮藏的积累以及授信活动的生息，在信用领域的资本积累，获得货币利息差别的投机就会发生，投机的资本一方面作为受信者，接受较低利息的货币授信，收集贮藏的货币，同时将之资本化或者储蓄化，另一方面作为授信者，提供较高利息的信用货币，面对接受较高利息的受信者，将收集来的原本贮藏的货币贷放出去，从而赚取利息差额。这样资本在信用过程中的投机活动带来新的利润源泉，这是货币经营业出现的社会动因。信用领域的投机活动，催生了货币经营业，货币经营业是现代银行业的起源。因为用于信用的资本及其利息额的千差万别，为了计量和比较的方便，货币经营业采用了利息额相对于资本的比率的方式，这就是利率，利率是资本用于授信的价格，只不过这种价格采用相对比例关系的形式。
利息动机下的信用的内在膨胀机制——信用掺水
我们知道，货币的产生基于市场价值的形成，是价值观念的物化。货币的这种观念化特征的被发现发现，在西方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的提出。在货币经营业初期，货币经营业者通过承诺给付一定利息收存金银，并向存入金银的人开出一定的存入金银的凭证或者存单；按照约定的条件和时间存入金银的人到期可以从货币经营业者那里凭借凭证或者存单取回包含本金和利息的金银；货币经营业者将收存的金银以更高的利息发放贷款，获取利差。由于商品交换的扩大，存入金银的凭证和存单的偶尔作为支付手段，以及凭证或者存单在长途旅行中携带方便，推动了更加标准化的银票和银行券的产生，发出银票和银行券的货币经营业者承诺见票见券兑取金银。在金银与银行券或者银票混合流通的情况下，银票和银行券就逐步代替金银行使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金银反而成为贮藏手段和最后支付手段。在较长期的经营中，货币经营者发现，由于存入金银的人众多，实际收存的金银量远大于要兑付的金银量，以及对使用贷款的人也可以开出银票或者银行券代替金银，实际上仅需要极少量的金银库存准备就可以满足兑付需要；因此为了更多地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就可以更多地开出银行券或者银票，这样，货币经营业者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利用商品交换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和实际金银兑付的有限性，将流通中银行券或者银票扩大和膨胀至实际金银量的几倍或者十几倍。金银由流通的货币，转化成为专门兑付金银的储备，或者准备金。这是通货膨胀的原始形式。
银行券和银票是纸币的前身。如果货币经营业者的经营持续，并且发出的银行券或者银票能够保证见票兑付，银行券或者银票和金银一样，都一样能够行使货币职能，并且在所有持有者的观念中具有和金银同样的市场价值，发出银行券或者银票的货币经营者在这些人当中的信用不会受到怀疑，这种信任不是来自于货币经营者的自我吹捧，而是经过一次次的见票兑付金银的行为和银行券或者银票一次次地在商品交换中使用。在被人们所接受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这种信任的社会氛围和行为过程中。货币经营者为了扩大利息收入以追求更大利润，开始扩大授信行为，使外出流通的银行券或者银票，大大超过存入的金银量，在比较广泛的的市场信任中不自觉地加入了自己的私利；所有的银行券和银票的持有人对货币经营业者的信任被一次次掺水了，这种掺入的“水分”，只要经过一次集中的同时的一群人的挤兑行为或者风潮，不仅会把水分挤干，而且相应的信誉也荡然无存，银行券或者银票成为废纸；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得不重新回到金银之上。当挤兑发生时，大多数作为贷款发出的金银，尚处于资本循环中，未能全部收回，货币经营者因为拿不出足够的金银兑付，被逼破产；或者某个对银行券或者银票有心的收集者，拿了一大堆库存金银不够兑付的银行券或者银票来夺去货币经营者的产业。信用和信用掺水都是人的行为的产物，信用膨胀或者通货膨胀肇始于资本的牟利动机和欺诈行为。
很显然，对这种信用掺水机制我们可以明确三点。首先，因为货币资本化以及货币本身的观念化特征，纸币在观念上被接受，是货币膨胀的基础和条件。其次，作为货币经营业者，通过增发银行券和银票，扩大了自己的信用规模或者资本规模，这种膨胀过程依赖于信用本身的确立；这种扩张同时也就体现了资本对市场的控制欲望和自我扩张的冲动，资本希望将更多的市场参与者纳入自身的体制或者机制，并且对这些人施加影响或者控制。再三，这种机制存在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信用机制相关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对银行券或者银票发行者的信任，这种信任，有赖于银行券或者银票能够与金银发生自由兑换；一旦银行券或者银票的发行者被怀疑或者发生准备不足，就会产生挤兑；信用被掺水越多，银行券或者银票发行者破产越快；在挤兑的过程中，因为银行券或者银票的发行者的信用崩坍，这些纸券会被得到消息的人们拒收，无法转手，银行券或银票发行者成了人们的唯一追索对象。因此，资本在信用过程中存在天然的掺水动机，这种扩张性的掺水动机时时受到挤兑的威胁；这也是早期银行业反复发生挤提存款风潮的资本原因。
国家政权和资本对社会控制权的争夺
从抽象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基于一定的观念、规则和利益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这是通常意义上对国家的理解。国家首先是一种社会观念的集合，国家观念的形成，来自于一定范围人群的社会联系的建立，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既推动了社会分工和和社会协作，又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发展的结果。社会联系将人们的行为彼此影响，推动了人们的思想交流，经过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反复互动，对社会理念和国家观念进行塑造，逐渐形成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价值观，这些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价值观也随着人群的群体行为不断发展，同时演化成不断丰富的社会规则体系，又反过来影响人群内人与人的关系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国家是作为这些规则的守护者和执行者而出现的，是国家观念的现实存在，体现这个人群的意志。国家观念本身产生于千百年来人群之间的反复的群体行为过程和一定范围人群的价值观的历史积累。国家信用产生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人群的共同的价值观，同时国家行为在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方面具有可靠性和可信性，被这个人群认可，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信用。国家作为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的一个参与者而产生的信用授受活动，我们称之为狭义的国家信用，这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借贷活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国家名义出现的信用，在国家管辖的社会或者人群中，既包含了传统意义上或者广义的国家信用观念，同时也浸透了资本的本性，也就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这是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时期的特有的国家观念复合体。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管理的主体，制定和执行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对这个范围的人群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这就是国家行为。国家政权不仅通过国家征收（比如赋税）来获得国家机构运行的资源，并且运用这些资源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这就是国家对经济活动基本参与；而且国家行为是由这个范围人群中的具体的人来执行的，这些人也必须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
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当中，存在三个必要的要件：1、起主导作用的资本，我们这里称为主导资本。在相对简单或者初级的市场阶段，就是商人资本，商人资本在这里有两个特征：一是因为投机的需要和以资本作为基础，成为大量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对手；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或者与私欲有关的林林种种的想法和构思，利用自己在市场的交易中建立的联系，向广大的市场参与者传递或者灌输。在其它种类或者历史阶段的市场上，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都界定为主导资本。2、市场价值，这是一种趋同的理念或者观念体系，形成于商品交换或者交易过程之中并且存在于一组价格当中。它是在主导资本和市场大众的互动或者博弈中形成的。市场价值是市场中的资本和人群的社会联系的基础，蕴含在交易行为之中，市场通过货币将人们联系起来。3、市场大众，也就是在交换中形成和与主导资本相对的大量的市场参与者。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市场中居于被动地位，因为时间、空间和信息限制，在交换过程中只能接受被市场中主导资本和市场大众自身互动或者博弈所“证明”的市场理念和价值，因为自利和自我保护的动机，构成市场中追涨杀跌的群体行为或者大众行为，实际上在市场中被资本所统治。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意味着资本主导市场和经济活动。在市场中，资本一方面通过价格投机不断地自我积累，成为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对手，而且通过传播自身期望的市场观念和理念体系，操纵市场价值的形成，同时与资本利润目的一致的价值观的传播，塑造市场人群的观念，影响和控制人群行为或者大众行为。随着市场边界与国家边界的统一或者说国家范围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资本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权的斗争就展开了，面对同一个族群或者人群的统治权的争夺也就不可避免。资本通过传输便利于资本追逐利润的理念，从而塑造市场价值和影响参与到市场中的大众行为，建立市场机制；同时通过这个机制，对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影响；一方面，市场的边界在不断扩展，将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纳入市场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主要是对人的观念和群体行为的控制。
因为国家政权的运行是通过掌控这个政权的一小部分人来具体实施的，在这种对社会或者人群的实际统治权的争斗中，资本通过利益关系，掌控或者改变运行政权的这一小部分人，就能够达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从而为自己的利润目标服务，这一小部分人也就成为在国家政权中资本利益的代理人；由此就产生了资本将国家政权置于自己的控制和操纵之下，同时将资本的统治权披上了国家政权的外衣，使得为族群整体利益服务的国家，变成了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国家；这个族群或者人群的国家观念，也就被符合资本利益的观念或者价值观所置换；使国家行为以及国家约束和规范的群体行为服从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国家政权成为资本运行体系的一个环节。资本的民主共和国里“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就曾感叹：“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二百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垄断财阀是美国的主宰，垄断财阀共济会又是华尔街的主力。华尔街的金融财阀中有半数是垄断财阀共济会，垄断财阀共济会已经通过垄断或操纵经济、政治、司法、军工、科技、教育、媒体操纵控制着美国、并通过美帝国间接地操纵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几乎各个领域。
赤字财政
一个国家政权在一般意义上，是通过从这个国家的国民或者这个国家掌控的所有人群中征收部分财富，形成国家财力，并以此为基础为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服务，这就是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全体国民的这种公共利益的实现，取决于运行国家政权的的一小部分人的行动方式——自身的廉洁程度以及如何运用国家财力。这些运行国家政权的一小部分人，当然也同属这个国家的国民。作为国民而言，他们也就有必要从这个国家国民创造的所有财富中获得他们的份额，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以及利益；这些人在政权过程中毫无疑问提供了一定劳动，但是以此为前提而获得的利益未必和他们的劳动相对应。这就是执政的人们和全体国民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差异或者矛盾，执政的人们从国家形成的那一天起，他们的私利与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的界限就是混淆不清的；利用权力扩张自身的私利，甚至超出国家财力的边界。战国时期周赧王(公元前314～前256)由于负债太多无力偿还，避居高台之上，周人称为逃债台（成语“债台高筑”）。东汉时期，政府财政拮据，有时也向富户和贵族举债。以后历代也有向公众举债以充国用的。这里的所谓国用，实际上是利用国家行为和国家信用敛财，为执掌公权力的人们私用。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获得利润与劳动获得工资，成为最普遍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工资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界限，社会财富向资本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因为资本在社会中占有越来越绝对的统治地位，资本获得利润以及为资本获得利润创造必要条件，就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先，私有制以及资本获得利润神圣不可侵犯。在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成为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资本新的利润来源，获取利润的“市场看不见的资本黑手”不仅伸向了作为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国民，同时也伸向了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
国家政权在获得公共财力后，首先是作为消费者进入市场，从市场中获得资源和商品，资本向国家政权出售商品，获取利润：在这里，资本的利润成为国家公共利益损失的第一个源头，商品价格对资本是越高越好，相应的国家采购的实物量也就越来越少。
由于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固有矛盾，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越来越频繁爆发，一次次将最广大的社会劳动者推向生存危机的边缘，也将资本主义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条件下，资本不仅将危机后果通过市场机制向最广大社会劳动者转嫁，而且将资本循环的边界向国家公共利益扩展，通过运用国家财力来扩大消费，缓和经济危机下的生产过剩，尽可能低实现资本循环，牺牲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以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
经济危机后果的转嫁在国内人民频临生存危机和国家财力挖掘殆尽的情况下，会转向国外，发动各种经济战和军事战，掠夺其它国家财富为自身的危机买单。经济战通过市场进行，将国内资本所掌控的市场的边界扩展，使资本的循环超越国界，面向其他国家的市场人群获取利润。军事战则是明火执仗的抢劫。经济战的拆除其它国家的市场壁垒以及军事站的战争开支，毫无疑问都是由国家财政负担。资本通过经济战或者军事战获取利润，利润归资本所有，而相应的战争负担却归这个国家的最广大的人民。
“政府通过出售法律、税收减免措施、规则和抉择来换取选举捐款、竞选帮助、工作以及其他好处等等”，政府的各种政策优惠措施，毫无疑问都是对资本的优惠。我们所熟知的次贷危机主要祸首房利美和房地美同政府之间就建立了一种互利共生关系，作为私营公司他们长期以来给予政客选举捐助和其他“软性”资金，仅房利美一家从1990年起至今提供的选举捐款就高达1930万美元。作为回报，政客们“使这两家企业免交州和地方税，还使他们不受制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一些（规则）要求”。种种利益交换使政府疏于监管，出现了大量的有毒“次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两家公司一直依靠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援助资金来维持其债务偿还能力，截至目前共注入公共资金1540亿美元。各种政策优惠措施，实际上是对资本的让利，这种让渡的利益，毫无疑问来自于国家管辖下全体国民的的公共利益，肥了资本的部分自然是瘦了国民公共利益的部分。即使对部分资本利益集团获取利润不利的政策法律措施能够出台，一方面必然是是资本背后的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权具体如何运行层面的争斗结果；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对资本不利的政策或者法律对于资本的损失，资本能够利用市场机制转嫁出去，从而不会对资本本身造成实质性损害。
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财政而言，财政收入来自于全体国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制征收来实现，而且在这个征收过程中，资本还能够通过市场向社会大众转嫁税收负担；由于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和在社会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越来越多的人群加入无产者的行列，仅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具有有限性。而由于资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不仅利用代理人操纵国家政权的运行，侵蚀国民公共福利，使得国民公共福利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转化为资本利益集团的私利，而且将资本获取利润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麻烦的后果，设法转嫁到国家政权身上，诸如战争或者经济危机的所有突发、不可预知严重程度的后果，也就转嫁到全体国民身上，成为财政的各种无止境的支出，因此，就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以及资本由此产生的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频发而言，财政支出就具有的无限性。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复周期性运行，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长，资本主义财政的长期性赤字就不可避免，财政赤字累积，越滚越大。量入为出的古老财政原则也就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遑论对现实财政行为予以约束。正如不可能平衡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样，国家财政也就具有天然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
国家债务
国家行为远远超越了社会公益的边界，越来越转向为资本获取利润服务，财政支出的增长越来越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赤字的长期性和积累性增长。财政赤字的弥补迫使国家对社会开始负债，借入资金来维持在资本控制下的政权运转。因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劳动者的工资只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国家政权利用国债借钱的主要来源仍然是资本方面。资本通过购买国债获取利息，是资本获取利润在信用市场的一个表现，在信用授受市场中，国家是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进入这个市场的，成为信用市场的一个借款人。因为国家行为是受到资本的操纵和影响的，资本给国债融资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运行或者说国家行为的前提，财政赤字越大，意味着发行的国债金额也就越大，国家政权的运行对资本的依赖性也就越大和越来越不可分割，这样资本通过国债购买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对国家政权或者国家行为的控制，国家政权违逆资本的意志行事也就不可想象。
在这里，资本利用国家信用或者说国家政权的运行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国家债务的扩大和国债利息的增长，实际上是以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作为抵押的，由此产生的负面后果的最后承担者还是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利益不仅在市场中被转化为利润，而且在国家政权的运行中，他们的公共利益同样被资本案中掠夺。国家信用在公益的幌子下被塞进了资本自身增值欲望的大量私货，国家信用因此被大量掺水。这只是资本的掺水机制的一个方面。
这也是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内在机制和动力。打着“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无非是资本将所有的在资本体系中产生的各种麻烦的最后处理甩给国家政权、同时利用国家政权的表面公益性特征向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转嫁的伎俩。反周期型财政政策的实施，财政收缩的实行，无非是在周期性经济运行的高潮期，市场遇到的麻烦较之危机时期要少得多，矛盾相对缓和而已，但是财政扩张始终是问题的主流，实际上西方国家发行国债的额度尽管有年份上的多少之分，而流通在金融市场的国债余额从未停止加速增长趋势。反周期性财政政策只不过是将危机后果向后递延和累积而已，因此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危机状况从时间、规模以及对社会上的严重程度来看，都超越以往任何的历史时期，整个的资本主义体系也越来越不平衡和不稳定。
和其它金融工具一样，国债仍然存在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为了资本向国家政权的融资需要，同时也是资本通过这市场聚敛财富的需要。在任何金融市场中，都存在垄断资本或者说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他们操控市场的运行，掠夺中小资本，获取投机利润和加速资本集中，国债市场也不例外。因此，垄断资本，或者说主导资本才是国债市场的主宰，市场中的主导资本能够利用自身特殊的市场地位，影响国债的定价和发行，因而他们也是国家政权的幕后实际操纵者。
通货膨胀
资本主导国家行为在信用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逐步向资本转移。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信用的建立和存在，和货币一样，基于这个国家的大众行为或者群体行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建立和资本对国家的控制完成之前，货币信用仅仅局限于市场领域，依赖市场价值的逐步发展和市场的大众行为过程；资本不仅通过货币和商品交换来瓦解旧有的社会关系，而且对社会体系进行改造和逐步加强控制。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意味着资本在这个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和控制了这个市场；在资本与国家争夺对社会和人群的控制权的同时，国家机构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其基本的经济来源依赖于这个市场；因为资本控制了所有的经济命脉，也就控制国家机构运行需要的资源。这为国家信用取代货币的市场信用提供了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早期在全国范围发行银行券的大银行或者储备银行，都是国家特许的，都被大的金融财团参股和控制，国家的铸币权，逐步让步于银行券的发行权，进而将银行券作为国家法定货币，资本在市场中的权威逐步加盖了国家信用的戳记。
纸币在进入市场之前，只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物；一旦进入市场领域，与千千万万种商品发生商品交换关系，就被赋予了观念的和社会化的意义。披上国家外衣的货币发行者，它印刷和发行纸币，如果仅仅是印刷品，尚在市场之外。一旦印刷出的纸币进入市场，就整个的信用市场体系而言，国家就成为信用市场的授信者，一方面，进入市场的纸币由于既有的市场过程，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并在市场中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另一方面，同银行提供的货币信用和企业间的商品信用一样，国家通过新发行并注入市场的纸币提供国家信用，并且资本化，这些纸币同样参与资本的循环过程和市场价格过程，同样具有增值的动机。在资本主导和掌控的市场，新注入市场的纸币和其他的货币信用一样，同样被千千万万人所接受，共同参与市场的社会化过程。
在资本控制国家政权以前，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者并不是国家或者中央银行，而是私有的大银行或者中央银行。银行券的发行集中在这些私有的大银行或者中央银行手中；这些私有大银行又通过代理国库，其银行券的发行获得国家认可并且通过法令强制流通。资本由此获得了滥用国家信用的自由，纸币开始大量发行。基于市场信用的货币在转变为依赖国家信用的纸币的同时，资本也就将货币经营业或者银行业中的利用货币信用掺水获取利润的方式植入到以国家信用名义发行的银行券之中，从货币发行方面对国家信用开始掺水。发行货币意味着国家向资本提供信用，首先扩张的是以货币信用表示的资本总量；一方面，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让扩大的商品流通更加顺畅；另一方面，巩固和扩大了资本实力与优势，增加的货币量参加了资本的循环，资本通过吸收增发的货币加强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这部分货币的增值欲望；推动资本透过投机主导的市场价格过程，扩大资本获取利润和掠夺社会财富的份额。资本在货币发行方面对国家信用进行控制和掺水最露骨的例子莫过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他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和英格兰银行的骄傲：“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我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他还说：“那些少数能理解这个系统（支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人，要么是对这个系统所产生的利润非常感兴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系统的施舍(政治家)，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民在智力上是不足以理解基于这个系统所衍生出的资本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他们将承受压迫而且毫无怨言，甚至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个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与金银相比，纸币自身的价值更加具有观念性特征。纸币因为国家信用被接受，其自身价值却不是国家信用所规定，而是依赖于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过程。一个商品的价值通过纸币来衡量，体现为商品价格，由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大众行为过程，将商品价值发现于一组变动的价格过程之中，通过一个个交易行为来表现。纸币因为这种社会化的过程而存在和被广泛接受。纸币本身的价值和商品价值在这种交换过程中被相互界定，两者均内涵于价格之中。物价上涨不能归咎于纸币的膨胀，而只能归咎于资本的本性和资本在市场中的投机过程。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并没有因果关系。
以市场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向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金属货币逐步退出货币流通领域以及纸币对黄金的逐渐替换的过程。很显然，以资本追求利润和利息为目的的信用掺水过程或者说通货膨胀过程，在这个时期受到了金属货币不能无限扩张的限制，这是金属货币的自然属性与其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严重妨碍了资本利润欲望的扩张，同时堵死了资本利用纸币扩张向代表社会大众公共利益的国家获取利益、将国家信用作为整个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对全体国民的信用负债）的最后抵押品的通路。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于是开始发生作用，纸币扩张开始不断冲击黄金本位制，矛盾的解决只能是一次次黄金本位制的动摇和黄金本位制的最后总崩溃。在此方面最具标志性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过程，美元纸币的全球信用完全由美国国家信用作为支撑，黄金彻底退出货币流通领域，美元纸币的粉墨登场意味着金属货币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开辟了纸币泛滥的新纪元。
国家信用掺水
就货币经营业者而言，信用过度掺水的后果是其自身的破产，而就国家信用而言，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给美元掺水的后果，只能是美国采取赖账的国家行为，不再承担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国际义务；在这里，损害的只是美国的国家信用，至于国家信用的损害伤及的只是美国国民的利益。在这里，由于纸币的流通以国家信用作为抵押品和强制，因此在市场中信用掺水所引起的利益追索和惩戒机制也就被摧毁。而在国家信用作为纸币流通的条件下，由于货币持有者不能拒绝接受纸币，而纸币的膨胀在资本主导的市场机制下，纸币投入市场的过程，也就是纸币对社会资源或者财富的抽吸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资本操纵市场价格循环吸收这些纸币的过程，在社会财富创造量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只有通过操纵价格上涨才能将这些膨胀的纸币吸收进市场过程。就货币持有者而言，随着价格上扬，纸币的实际价值下降，减少损失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快纸币转手，将损失转嫁出去，纸币的增发和纸币的加快转手在资本主导的市场运行中，会交互推动价格上扬，这一方面最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黄金美元价格的加速发展。这种机制也为纸币的最终崩溃崩溃埋下了种子。
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国家信用的建立，是以国家机构或者负责运行国家机构的人群为全体国民服务和维护国民整体利益为前提的，运行国家机构和体制的人群因此获得公权力，为国民服务。利用国家公权力为某个人群谋取利益，使得国家信用和国家行为脱离了国家公益的本来方向，从而忽视甚至损害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的整体利益，国家就成为为某个人群或者某一部分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国家信用或相应的国家行为的公信力会下降。这种偏离纯公益特征并且为某一部分人利益服务的国家行为，就是国家信用的滥用。纸币与黄金脱钩，为资本滥用国家信用打开了大门；资本逐利而制造的信用膨胀后果——挤兑风潮，使得国家不得不出来挽救银行体系以免于崩溃：国家作为最后贷款者的意义就在于滥发信用货币的后果不再由肇事者——资本来买单，而是由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来买单。因为资本的追逐利润的无休止动机和行为带来的一切社会后果，在资本对国家政权的运行完全控制的条件下，被资本通过国家体制向国家范围内的市场人群转嫁，这些后果都由国家来最后付费。资本不断给国家信用掺水，国家也就不断地为这些无止无休的“庞氏骗局”导致的危机买单，这也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信用膨胀有增无已的深刻根源。
反周期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过是某种“科学经济理论”的外衣，其背后实质都是资本对国家信用掺水的措施和步骤。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的持续发行，通过中央银行为国债发行垫款的方式或者直接用印刷机里流出的纸币充抵国库，资本也就将国家政权融入自己的运行体系之中，在这个层面上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1913年到2011年的98年中，美国美国政府、军队、行政……所有的开销全部都是向美联储借钱。美国所有的税收都给了美联储，还利息都不够。
市场边界的扩展
在资本获取利润的过程中，市场的边界是不断扩展的，从一个集市，到一个商业城市，一个国家，最后超出国界，向全球市场发展。就一个市场而言，其市场机制的三个要件必不可少——市场的主导资本、市场价值和市场人群。市场边界成功超越国界的标志，意味着某个国家国内市场的主导资本在更大的市场范围仍然发挥主导作用，意味着与这个主导资本相适应的市场价值，通过教育、媒体宣传和其它各种形式的价值观灌输，被其他国家的市场人群逐步接受，从而将其他国家的市场人群纳入到这个市场中来。不仅如此，市场边界超越国界也意味着其它国家的政权和资本也被置于这个主导资本的控制之下，处于从属地位。
市场边界的全球性扩展，或者说全球化，是资本扩大统治权的必要，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长期性现象，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欧国家的资本，无疑都在将自己的市场边界竭力向全球扩展，不断地开辟自己的殖民地，当然这种以军事侵略为前提的市场边界扩展，执行的最成功的是英国资本，形成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当今的全球化，是美国资本推行的，采用的是军事经济的综合策略。美国资本通过掌控美国国家政权的运行，实施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全球战略，通过向全世界广泛传播自身的经济价值观，将其他国家的国民改造成适合美国资本需要的市场人群，同时掌控国际政治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将这些规则或者秩序强加在其它国家身上，派出和收买代理人，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权，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使得这些国家推行美国资本在这些国家享有充分“自由”的政策和法律，从而兼并这些国家的市场。苏联解体后，美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或直接协助一些俄罗斯腐败官员洗钱。美国在掌握俄政府高官大量腐败把柄后，逼迫俄政府做出多种战略性让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原苏东地区策动一系列的“颜色革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关键人物”从私有化中大发横财，而其海外账户无不攥在美国人的手中。美国人借机行事，一面煽动“街头政治”，一面向政要们施压，由此成功完成“颜色革命”，美国资本也从苏东国家获取了天量的利润和财富。2003年，泰国提前还完了欠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120亿美元，同时为了偿还这些钱主动让泰株贬值造成的损失还无法估量。泰国总理他信庄严的站在泰国国旗下，宣誓绝对不会再向这些国际银行家们要一分“援助”，甚至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他们欠这些银行家的债务。2006年，泰国政变，他信被推翻。委内瑞拉和伊朗因为将西方资本控制的企业收归国有，在国家关系上与西方剑拔弩张。……
在控制他国的市场主权的同时，他国的民族资本因为在美国资本主导的市场活动，同样也就在这个市场中处于从属地位，被压迫和打击。2008年前后黄光裕因为财务危机资金周转出现严重问题，他控制的国美集团准备增发一部分股票。作为中国最大的家电经销商，美国人对其觊觎已久，美国贝恩基金准备购买这部分股票。但黄光裕因为竞争的关系坚决反对贝恩入主国美，因此得罪了贝恩基金。在官场上还认识很多高官的黄光裕被公安机关以莫须有的名义被抓起来之后并没有屈服，在监狱里他还委托律师坚决抵制贝恩入主国美，这下可彻底惹恼了美国人。为了让他彻底清醒，中国证监会和公安部先后公开声明：一定要把黄光裕的案子办成铁案！但白手起家自以为从来没有什么劣迹的黄光裕就是不信邪、仍拼命抵制贝恩基金。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能是出乎所有的中国人意料。不仅是黄光裕在官场上的好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也纷纷被抓，当然理由都是“腐败”。事出有因的反腐败愈演愈烈，牵涉此案的被抓的官员越来越多，最后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直至国美的其他股东甚至黄光裕的手下纷纷从支持黄光裕倒向支持贝恩，贝恩入主国美大势已定；尽管黄光裕还在坚持，2009年6月22日，国美与美国贝恩签订协议，同意贝恩入主国美成为第二大股东，反腐败也就因此戛然而止。此案让我们看到了民族资本如何被外国资本操纵和假手中国政府官员打压的鲜活闹剧！2011年3月，全国两会向全世界宣布“五个不搞、八个确立”，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搞私有化、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然而，党中央和最高权力机关话音刚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的高官们群丑跳梁，通过会议和中央电视台针锋相对地宣布：“改革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军工、铁路、盐业、电力、电信、民航、石油等民营化（私有化买办化卖国化）”；妖言惑众一时间甚嚣尘上。
在资本主导和操纵的市场中，将国内经济危机向国外转嫁，不过是资本获取利润的一种外在表现。在国内市场处于危机的情况下，因为资本循环在国内市场已经难以为继，利润来源大幅缩减和丧失，资本也就必然地将目光转向海外寻求新的利润来源，巨量的海外利润落入市场主导资本的口袋，也就意味着被经济殖民化国家的财富以各种方式被掠夺，从而市场主导资本的基本循环仍然继续，经济危机向外转嫁成功。经济危机从来就是属于市场大众的危机，危机的转嫁成功，毫无疑问是其它国家的财富被掠夺和这些国家人民的贫困化，市场主导资本母国的市场人群被掠夺的程度相对减轻，危机也就因此缓和；其他被经济殖民化的国家的人民的生存危机也就加重了。发生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俄罗斯的主权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利用信贷杠杆对其进行掠夺所造成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需要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创造贬值资产”，“然后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贬值后的资本资产，并再次将其投入到盈利性的资本循环中”。
在全球化的同时，因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和经济金融危机的蔓延，美国垄断资本在全球市场巡回剪羊毛也就成了必然。这种利用扩大的市场边界维持资本循环的方式，也就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美国资本不仅控制了美国国家政权，而且也在市场边界的扩展中控制其它国家政权的运行，资本控制国家也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和问题。
国家信用走向崩溃
资本对国家的控制和操纵，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通过赤字财政推动财政扩张以及货币扩张，使得国际政权的运行越来越依赖于资本对国债的融资；国家财政预决算过程也是资本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服务于资本循环和谋求更多利润的需要，国家财政的公益性质转向了资本私利性质，使得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越来越向极少数人集中。一旦这种本质被暴露在社会大众面前，社会大众的利益被资本操纵的国家行为不断侵害和缩水，国家作为社会或者族群整体利益的守护者的角色功能丧失，人们既有的国家观念和国家信用的认同就会逐渐消失。就资本的利益而言，财政赤字的形成不过是将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各种麻烦和问题向这个国家全体国民转嫁的结果，这种转嫁过程是不可逆的；资本对财政赤字融资，购买国债，是以帮助资本循环获取利润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可预期的利益和好处，资本就会放弃国债购买，资本的运用就转向其它领域或者国外。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国债的发行以及政权的运转就会增加货币发行，用印刷纸币充抵国库。这种纸币发行，就国家财政开支而言，就是向市场直接购买资源或者商品。资本是通过投机获取利润的，是商品的所有者和销售者，在大众行为的市场价格机制中，也只有价格上涨才能吸收增发的纸币，纸币进入流通过程，引发纸币的实际价值下降。
一轮又一轮的印刷纸币进入流通过程，纸币逐渐贬值，将纸币留在手中因为物价的上扬就成了一种糟糕的选择，会加快纸币转手；增加的纸币和纸币的加快转手，会推动商品价格加速上扬，纸币贬值也就越来越快，人们的收入缩水和相对贫困化，对国家信用也就越来越失望；纸币的加速转手和价格加速上涨，就既有的国家行为目标而言，又会推动增发足够的纸币，采购到保证国家行为目标达成的必要资源或者商品。越到这个过程的后期，物价的上涨会越来越快，银行存款流出，加入抢购风潮，市面商品被加速转手的越来越多的货币扫荡一空；同时引起信贷收缩。商品销售者待价而沽或者观望，市场中有价无市，与以往价格在高价区域的巨量成交决然相反，越来越多的商家会频繁地更改价格标签而拒绝成交，商品售价很快到达天文数字，实际上是变相拒收纸币，天文数字的价格使得货币形同废纸，失去了本身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意义。这种多因数相互推动的物价螺旋上升过程就是货币崩溃过程，也是国家信用的崩溃过程，因为纸币流通的实际终止，人们通过货币建立起来的市场联系和其它各种社会联系中断，市场体系瓦解，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人们大量失业，生活来源断绝，庞大的金融市场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少量的商品交换回归诸如金银、外币等货币工具或者物物交换。这里不是物价的有限上涨，而是一个累积性的不可遏止的过程和市场的逐渐崩解。这种国家信用崩溃过程或者说货币崩溃过程，有民国末期的法币和金圆券以及二战后德国马克作为例子。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早已不再为国家财政赤字融资，也不会大量抛售商品遏制物价的涨势，因为在这个过程是资本也意识到接受纸币的危险性，已经占有的财富不会再向社会回吐；民国末期的买办资本和二战后的犹太资本都是坐视这个过程而无动于衷。
西方主权债务危机
目前的西方主权债务危机不过是国家信用崩溃过程中一个阶段性标志，已经到达一种微妙时刻。就西方国家而言，其国家债务余额（包括国家担保的债务），已经接近和大幅超过年国民生产总值，目前的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庞大的国家债务而言已经越来越微不足道，即使是有限的财政收缩也只是做做样子，资本对国家信用进行掺水的行为不会停止，持续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就是明证。8月初的美国国债上限的提高，不仅说明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难以持续，而且国债付息短期也出现紧张，欧猪五国的国债问题与美国国债的实质基本相同，只能通过借新换旧来维持下去，利息支付债务化和刺激性财政政策使得国家债务继续膨胀不可避免。在西方国家内部，欧债危机的发生，也是美国主导的剪羊毛行动，同时希望欧元崩溃，以极低的成本收购欧洲实体经济，获得苏联东欧解体那样的天量财富，从危机中暂时逃生。当然，即使美国的意图能够实现，也不过是将美国国家信用的最终崩溃向后递延而已；从历史上看，即使是苏联崩溃给美国垄断资本带来的天量财富，也没有能够偿清美国的国家债务，也仅有克林顿时期的偶尔的国家财政平衡，苏联东欧崩溃的绝大部分财富还是流入了美国垄断资本的的口袋，美国国家债务20年来仍然在持续膨胀，美国国家信用被垄断资本掺水的过程从未停止，近年来的危机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更具爆发型和颠覆性，更无法处置！因此不管是美元还是欧元在世界货币霸权的争斗中获胜，被资本主导的国家信用和相应的货币都会最终崩溃。
短期而言，西方国家希望新兴经济体购买他们的国债而成为他们的庞氏骗局的又一轮接棒人。如果新兴经济体拒绝接棒他们的主权债务，填堵窟窿，在本国资本坐观国家债务筹资成败的情况下，新一轮量化宽松就会接踵而至，尽管他们也知道这种措施无非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西方的主权债务危机，是西方资本追求利润和自私的产物，只要西方资本仍然操纵国家政权，仍然不断地对国家信用掺水，他们的国家信用崩溃和市场体系瓦解就是一个必然的归宿。他们的国家债务也就永无货真价实地还本付息的可能，债权人收到的只会是一堆越来越不值钱的印刷纸币。即使是经济能够复苏——经济复苏需要的很多条件西方都不具备——西方国家债务膨胀的速度仍然会远远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通过国际协调来推动复苏无异于痴人说梦，“救美国救欧洲救日本”都是拿着钱打水漂，找着火坑自己往下跳！
就资本的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润的动机而言，他们会罔顾寄宿宿主——所在的国家的死活，局势无可挽救，他们当然会选择逃逸，离危机越远越好，大难来时各自飞。这也是我国面临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和外汇储备迅猛增长的原因之一。
警惕资本控制我国政权运行的危险倾向
资本将国家作为牟取利润的工具，国家也就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环节，使得国家脱离公益特征，而转向为社会中的极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这个极少数人就是控制国家政权运行的幕后人或者说利益集团。一般而言，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是通过掌控政府公职人员实现的。就政府公职人员而言，他们除了担当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调节人之外，其自身也有私人利益，而且这种扩张私人利益倾向在任何时代的国家机器中都广泛存在。资本对国家政权的渗透和控制，总是在政权中安插自己的代理人或者直接从公职人员中收买代理人，只有给予这些代理人足够的利益和好处，才能将这些人与利益集团捆在一起；资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额外利益当然来自于他们在政权中的代理人出卖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在当代，客观公正和廉洁中立尽管成为公职人员的执业准则，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之，但是贪污腐败行为仍然屡禁不绝，而且广泛发展；这一点从黄光裕案件能够看出来，也能够从挖出的贪腐大案和窝案得到明证，这些官员背后，都活动者利益集团的影子。资本通过代理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是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第一个考察指标。
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另一个考察指标，就是国家颁布的政策和法令，实际上对什么人有利，哪个集团或者人群是最大获益者，换言之，就是国家政权的运行偏离公共利益有多远以及有多少公共利益被超额“赠送”背后的利益集团。很显然，作为社会最广大的大众不是在这些政策中收获甚微，就是会受到损害。从当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向西方邯郸学步的情况来看，这些政策都是西方资本在国家政权运行层面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在跨国资本已经掌控我国市场运行的情况下，实行这些政策，同时要求市场对（跨国资本）进一步自由化，只能说明资本对我们政权的渗透和控制已经到了相当成功的地步，他们在政权中的代理人利用这些政策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向背后的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和本国既得利益集团输送。
警惕资本控制我国政权的危险倾向在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境外资本对我国政权的渗透和控制，在牟取利润的同时，将我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去，成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二是本国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的渗透和控制，国家政权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资本利润欲望的膨胀再也没有任何限制，后果必然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私有化，社会财富像极少数人集中，收入分配极度不公，从而走上西方国家正在走而且无法改弦更张的不归路，我国的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和地方因性财政赤字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超发巨量货币的现实易筋经提供了充分的警示。
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存
论述资本主义的缺陷和弊端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但是我们对市场的认识仍然处于一种模糊和偏差状态，从社会化过程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市场也就相当必要。资本和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自身发展起来的经济运行机制。资本和市场也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生存从自然生存第一次过渡到社会化生存；只不过人类的生存方式被资本在市场中运行的这个模式包裹。我们知道，商品交换和市场起源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人类的生存竞争及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料也就表现为无遏制的私利冲动。以追逐私利为主导的商品交换，推动了市场的形成，市场的发展又催生了资本，资本主导着市场的运行，将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卷入市场，导致了人类生存的第一次社会化。在市场中，人们的劳动创造成果和自身的需求需要，尽管被资本误导，因而资本也就有了利用人们的错误认识获取利润的可能，但是，这种人们的劳动创造成果和自身的需求需要，仍然是人们思想和意志的表达，这种意志表达，是通过货币，在市场中完成的，只不过被资本的价值观所扭曲。因此，市场推动了人类的进一步社会化，尽可能地将每一个人相互联系起来，个人生存对群体的依赖也就建立起来；这是市场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根本原因。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只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产物，只要有私利，只要人类仍存在对生存资料的争夺，只要市场存在，资本也就会创造出来，在市场中开始积累和运行。因为资本追求利润的无止境冲动或者说一部分人的私利处于一种无约束的膨胀过程，那么，这部分人就会损害或者剥夺绝大部分人应得的财富份额，引起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向这部分人集中，这部分人也就走向了绝大部分人的反面，导致一小部分人对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奴役。在市场的环境下，资本不断被创造出来，持有资本的人也会不断被创造出来。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化生存，只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化生存方式，而不是最后一个！在新的社会化方式产生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继续依赖以市场为内容的社会化生存方式；新的社会化生存方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也不可能和过去的所有一切一刀两断，只能革故鼎新地对市场方式进行改造和创新，克服它的既有弊端和弱点。向新的社会化生存方式过渡。
人们对计划手段同样存在误解。赞同计划取代市场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计划手段相对于社会化生存的局限性。任何计划，不管它如何庞大如何细致入微，反映的都是计划制定者的思想或者认识，也就是社会中计划制定者这一部分人群的想法，这种想法和认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全部真实近似，无法考究，计划的“科学性”往往是这些人对计划的自我认定。社会中人群的各种需求具有丰富的复杂多样性，也就不可能被充分地涵括在计划当中，用计划来替代这种需求的复杂多样性，具有越厨代庖的嫌疑，实际上压制了人们的需求的自主自由表达，这是计划远远不及市场的原因；这一点从计划对越来越复杂细致的社会分工、社会化联系和表达越来越动态化和复杂化的反应僵化滞后以及力不从心能够得到证实。
因此，构造新型的社会化生存方式应该从对市场机制的逐步改造开始，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对资本的利润欲望进行约束，一是要逐渐和现行的资本全球体系分道扬镳，摆脱西方资本利用全球化强加到我们身上的这种体系，二是要将资本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运用国家体制和体系对社会财富再分配，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全体国民重新认识资本问题的实质，摒弃资本主导的社会价值观，摆脱资本对社会思想的控制，使得社会大众被资本价值观扭曲的思想和意志的表达回归到充分自主自由的状态。
参考文献：
《论信用》，清湖渔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3jc.html，
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420899,w1314057917371274，
http://17851764.blog.hexun.com/68111707_d.html
《走向崩溃的美元及其国家信用》，清湖渔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cbg.html，
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420899,w1314060568944444，
http://17851764.blog.hexun.com/68161687_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