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爆发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危机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近期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可谓向深陷危机泥潭的西方国家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引发经济学界和思想理论界的强烈震动。皮凯蒂是巴黎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不平等问题研究，该书英文版于2014年2月出版后短期内销量就超过30万册，成为亚马逊网站的最佳畅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101年以来，从来没有一本书在面世第一年即卖到10万册，《21世纪资本论》创造了出版史上的空前纪录。《经济学文献》称赞此书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与）斯密和马克思一比高下”，《经济学人》杂志称其“胜过马克思”，《商业周刊》则惊呼“经济学的风暴要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一个月内写了四篇评论文章，并称该书引发了“皮凯蒂狂热”。

　　《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

　　那么，《21世纪资本论》一书到底提出了什么观点，会受到如此热捧？

　　第一，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加而非减少贫富差距。本书运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在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认为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根深蒂固，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

　　第二，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即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从历史上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前30年的确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下降，仿佛是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自动产生的结果。皮凯蒂的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战后前30年的经验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个特例，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和大萧条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再分配政策的结果。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等保守势力的上台，发达资本主义再次回到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的长期趋势中。所以，这本书有力地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主张。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决定收入差距的根本因素。皮凯蒂指出，在不平等问题上长期存在两个“忽视”：一是片面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视工资差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益带来的影响。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反而将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普通管理人员等推到前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皮凯蒂用数据进一步指出，收入越高，收入中资本性收益的比例就越大，最富有0.1%的人的收益中资本性收入占有绝对优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高，由于资本性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资本分配比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高，因此，资本收入占比的长期上升也就意味着整体收入分配将越来越不平等。此外，西方社会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

　　第四，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征税是解决贫富分化的主要手段。皮凯蒂指出，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社会保障，福利国家制度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那么，究竟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呢？皮凯蒂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过去30年不平等程度的严重恶化密切相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需要举债生活，债务膨胀与监管的缺乏使金融市场越来越不稳定。然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沉痛打击富人的资本。危机爆发短短几年之后，10%最富有的人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复并继续上升。因此，皮凯蒂建议各国联合起来实行累进式财产税，征收相当于财富总额15%的资本税，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高到80%左右。

《21世纪资本论》的启示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证明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深，为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及保罗·克鲁格曼等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皮凯蒂在书中所提出的不平等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对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深刻反思，也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何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并仍未走出泥潭，而贫富差距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打出的标语“我们是99%”所示，当代西方国家已被“1%的人所有、所治、所享”，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且冲突不断，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应对措施并未试图缩小贫富差距，注资救市、减税及削减福利开支等举措甚至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这也成为西方国家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

　　2. 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贫富差距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出现、并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还是某一特定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从而是无法根治的痼疾？库兹涅茨认为，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这一趋势被总结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并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圭臬。但皮凯蒂通过大量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并证明：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只能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得工资而生存。在追逐最大程度利润这一本性的驱动下，资本家一方面不断压低工人工资，工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使得财富大量向资本家集中，从而造成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即使实施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贫富差距问题仍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

　　3. 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

　　贫富差距的根源在哪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全部归资本家占有，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即劳资矛盾上。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而迫使工人不断组织起来罢工；福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最低生活水平，但这是以资本家获取一定的利润率为前提的，一旦利润率下降或发生危机，政府便如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样大幅削减福利支出，从而导致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

　　此次危机爆发前，在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资本家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政策作用下，金融资本家阶级膨胀、“中产阶级”受挤压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财富进一步向资本家阶级集中，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人阶级地位远低于二战后的“黄金时期”。危机后，西方国家并没有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也没有采取措施调整这种政策所导致的不合理的阶级结构，相反，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措施实质是企图用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弥补上一轮新自由主义，反而继续加剧了劳资矛盾。

　　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皮凯蒂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认为对贫富差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是否占有资本。皮凯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结论却与马克思不谋而合，皮凯蒂的书名也有意引用了马克思的著作。实际上，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和批判的深刻性，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资本论》曾一度脱销，西方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肯定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还活着，因为他的理论今天依旧适用，其思想对我们的鼓舞并未停顿。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为我们照亮了当代社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重新得到学者的肯定，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是解释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据，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等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当代现实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 解决收入差距必须把握劳动与资本这一关键环节，注重财产调节。

　　既然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占有资本，而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皮凯蒂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资本性收入征收高额累进税。这个药方有效吗？我们只要看一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主要国家的应对措施便能找到答案。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福利政策，实际上就是“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坚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面对由此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政府则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甚至通过横面上覆盖社会各阶层、纵向上对居民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来缩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贫富差距，一度形成看似较为和谐的劳资关系和“两头小、中间大”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但这种福利制度本身不可持续。首先，这是以资本家获取一定利润为前提的。近年来，西方国家频频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国家的主流舆论认为，是国内过高的福利水平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一旦危机爆发，资本家阶级必定抛弃这一制度。近年来，美国为了减少政府赤字、削减政府债务规模，就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其次，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绝不能起到消除劳资间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普通劳动者设立社会保障基金，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要求。但是，这种基金本质上并不代表人民的共同、长远利益。因为它们不过是资本家阶级在对国内劳动者和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剥削的基础上，为缓和对抗性社会矛盾而不得不采取的改良主义政策措施。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就必须着眼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劳资关系，注重财产性收入方面的调节。

　　6. 中国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具有制度优势。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制度优势。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已经在警示人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就必然会妨碍科学发展、共同富裕。当前，要充分发挥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要加大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力度，把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科技创新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战略措施，与巩固公有制经济基础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标本兼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