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风波更可能的作用是延长美欧萧条（即复苏疲弱）的时间，但造成新的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风险并不高
　　从当地时间8月5日宣布降低美国国债信用评级，到8日下调数千笔与美国联邦政府相关的市政债券3A评级，全球金融市场 对标准普尔降低美国债务信用评级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以至于此举是否将引爆全球经济二次危机迅速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由于美国财政和债务状况恶化的长期趋势难以扭转，美国政治体制和国内社会意识的缺陷又使得上述问题更加积重难返，国际市场参与者对美国经济、政治的信心显著削弱，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信用评级是有道理的，此举完全有可能成为美国金融强权动摇的里程碑事件。然而，由于美国实体经济部门流动性和营业收入情况明显好于次贷危机高峰时期，更由于美国货币霸权尚未动摇，在中短期内，这场风波虽然很可能延长美欧萧条（即复苏疲弱）的时间，但造成新的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风险并不高。
　　美国财政长期困局难消
　　美国财政多年来一直依靠“借新还旧”度日，以至于不少人指责美国财政本质上不过是金字塔式融资的“庞氏骗局”。经过旷日持久的国债上限之争，美国国会两党已经就削减财政开支十年目标和提高国债上限达成了协议，迫在眉睫的美债违约风险得以解除，但美国在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上的两难处境并未消除，反而进一步深化。
　　在国债规模问题上，绝对的平衡预算并非理想状态，适度规模的国债已经成为现代政府和中央银行开展宏观调控和公开市场操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随着经济增长，国债的适度规模也必然要相应提高。但是，如果国债膨胀速度长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天长日久，偿付能力危机也就无可避免了。那么，美国国债上限提升速度是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呢？答案是肯定的，但美国要抑制这一危险趋势却又面临两难：
　　在近期和中期内，大幅度削减财政开支必然导致美国脆弱的经济复苏的停滞甚至逆转。同时，假如奥巴马在近期马上行动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那么从现在到他寻求连任竞选期间，奥巴马都需要承受整顿财政抑制经济增长的阵痛，从而大大提高其输掉连任竞选的概率。而从长期来看，美国政府确实需要控制财政支出过快的增长速度。历史事实已经多次告诫人们，在“选举导向”的美国政体下，我们不能过度指望长达十年的计划和目标得到落实。具体来看，美国要有效削减财政支出，大头在于军事开支和医保、社保支出，而美国政治运行机制决定了要削减这些开支项目注定步履维艰，甚至无果而终。
　　在美国各级公共财政中，与联邦财政相比，州和地方财政更为困窘，因为州和地方政府收入相对有限，且不掌握货币发行权，无法依靠增发货币弥补开支缺口。历史上，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不止一次地出现破产或濒临破产，连纽约这个银行家集聚的城市也不例外。次贷危机以来，美国50个州中竟有40多个州出现了预算缺口，连被称为“黄金州”的加州也因财政赤字高达240亿美元而在2009年6月宣布该州财政有破产风险。
　　美国社会意识背离现实掣肘财政调整
　　对于意图重整经济财政的美国政治领袖人物而言，令其倍感掣肘的是美国社会意识背离现实，以及政治体制导致统治集团恶性内斗，难以凝聚共识，开展有效行动。
　　源于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所发战争公债的美国国债历史比联邦政府还长，致使联邦政府自1789年正式成立之日起就背负7500万美元债务。美国建国后，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一派主张的“平衡预算”原则一直占据美国正统财政理论的宝座，也给美国社会意识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烙印。尽管美国财政的功能以1929～1933年大危机为起点逐渐从“公共权力”的维持费用演变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杠杆之一，其财政政策相应逐步从平衡预算转向有意识地运用赤字财政并使之长期化，但平衡预算、减税等主张始终占据着美国社会的道德制高点，相应也很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逢到危机期间，行政部门要面对现实，动用财政政策工具刺激经济，为此不惜付出财政状况恶化、增税等代价。这次美国国债上限之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且分外激烈，原因即在于此。
　　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货币政策一度近乎陷入“零利率陷阱”，财政政策几乎成为美国反危机的唯一选择，而且在减税与公共投资两大财政刺激工具中，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效力更强。但在这个财政已经寅吃卯粮数十年、积累了天文数字公债的国家，大规模的反危机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了财政状况；而由于美国本身就诞生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抗税斗争，其长久以来视“小政府”为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又高度强调减税，致使不少美国公众对奥巴马反危机政策减税力度不足心怀失望，加上对财政巨额斥资救援“道德风险”激起全世界公愤的金融业及财政赤字激增不满，失望便很容易转化为愤怒。2009年4月15日（即美国申报个人所得税截止日），华盛顿、芝加哥、波士顿等美国城市爆发以“抗税”为号召的大规模“倾茶”集会，抗议者把一箱茶叶包扔向白宫，效仿不满英国统治者税收政策的北美殖民地居民，搅动了近两年美国政坛的茶党应运而生，根源就在这里。
　　其实，尽管主张减税和削减财政开支的茶党声势浩大，由于茶党中坚力量是收入较高的阶层，而相当多的美国高薪就业机会依赖于直接间接的财政开支，如国防、航空等产业，茶党关于削减财政开支的主张一旦付诸实施，他们中许多中坚分子就会很快感到收入减少的切肤之痛。那时，他们是否还会如同现在这样激烈宣扬这些主张，殊堪质疑。
　　美国统治集团内斗损害市场信心和政府信用等级
　　部分是出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动机，部分是从公众的愤怒中看到可供利用的政治表演机会，美国共和党和一些民主党人士大肆抨击奥巴马的反危机财政政策赤字太多，减税不足。经过中期选举，共和党把持了国会山，他们借机强推自己的主张，借美国国债接近14万亿美元法定上限之机狙击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实属必然，而他们的政治恶斗已经危及美国的核心利益。
　　即使不考虑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理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单就狭义的美国利益而言，提高债务上限可以确保美国国债到期兑付，确保美国政府机构有钱“开工”，确保百万美军官兵薪饷按时足额发放，确保社会保障支付等，这些关系到美国的一系列核心利益：美国国家安全、美元地位、美国国债和金融市场信用、本国千百万社会保障受益者生计、经济复苏前景等；然而，为了党派政治斗争私利，口口声声为“美国人民”和“美国利益”的华盛顿政客们不惜绑架整个国家来勒索自己的政治私利，美国政治体制的丑恶之处在这起事件中暴露无遗。
　　经过这场争端，凡是抱有客观立场的人都能得出结论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不值得信任的国家，因为在这个国家，本国国家利益压倒国际社会公益和国际义务，党派斗争政治私利压倒美国国家利益。因此，市场参与者对美国信心动摇是理所当然的，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信用评级不过是反映了这一现实而已。在就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声明中，奥巴马也承认，标准普尔下调美国评级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于怀疑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而是由于目睹了一个月的借债上限争论以后，对美国政治体系的行动能力感到怀疑；对于当前的问题而言，美国统治集团并不缺少计划或者政策，而是缺乏一种政治意愿，是（两党之间）坚持要划清界限，拒绝将国家的最佳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党派利益或意识形态利益之上。
　　美债降级短期冲击有限
　　毫无疑问，标准普尔降低美国国债信用评级是一起严重事件。由于美国早在19世纪末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跃居全球最大债权国，纽约夺取了伦敦的头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从穆迪氏投资者服务公司1917年推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以来，无论是哪家主流评级公司，一直将美国国债信用等级评为3A或相应的最高等级，这次遭到主流信用评级机构降级堪称破天荒事件。
　　由于经济基本面因素和在这次国债上限之争中暴露出的美国政治体制缺陷，导致标准普尔给美债降级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尽管如此，此次美国信用评级下降的影响首先也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上，而且不至于持续很久。
　　诚然，美国国债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等指标发挥着基石作用；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美元本位，美元债券市场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券市场，美债市场进而又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等指标发挥着基石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美债信用评级下调，加上由此凸显的国际市场参与者对美国经济、美国体制和美国统治集团的信心动摇，预计可能提高美国市场相当一部分资产的利率，因为投资者需要为更高的风险索取更高的收益作为补偿。同时，一部分必须奉行严格资产组合规则的私人投资机构可能会抛售美国国债。但总体而言，由于美国国债规模实在太大，预计还不至于出现全面的抛售浪潮，特别是各国中央银行，由于多半奉行“购入—持有—到期”策略，它们不会抛售而令自己受损。所以，就短中期而言，金融市场遭遇的这场冲击预计将是短暂的。这不是因为市场参与者信任美国，而是因为被绑架者的无可奈何；由于美国的经济和霸权尚未全面动摇，由于美国政府仍能开动印钞机源源不断支付到期债务本息（无论其缩水多少），由于全球尚未成长起来一个能够广泛替代美国的金融市场，市场参与者无可奈何之下仍然不得不继续持有美国债券。
　　在实体经济部门，由于美国金融市场上相当一部分资产的利率可能提升，这对于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复苏当属噩耗，但还不至于构成致命打击，在金融危机后幸存公司普遍提高持有现金比例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因此，这场风波更可能的作用是延长美欧萧条（即复苏疲弱）的时间，但造成新的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风险并不高。梅新育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
（中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