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导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提倡“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角色最小化”，无一不是美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主张。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影响的长期性，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和弊端，已呈现“落花流水春去也”的颓势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李文（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第十三大学教授）

　　孔诰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叶甫盖尼·阿弗德库申（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

　　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尼·安德鲁（巴西利亚大学市场监管研究中心教授）

　　戴维·弗莱舍（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将对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推崇推向极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而盛极一时

　　王义桅：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制度框架下的自由取代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本身是经济学的一大进步。但发生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将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推向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转变，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三位一体式“滞胀”缠绕着资本主义世界，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受到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追捧，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可用“三个三”概括：以“三论”——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为理论基石；以“三反”——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政策主张。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二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二是否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上世纪90年代，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将这些政策主张向全世界大力推广，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用于指导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新自由主义进入其发展的巅峰期。

　　李文：新自由主义获得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迎合了国际垄断资本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30多年来，它盛行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成为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新自由主义更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核心内容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角色最小化”，无一不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基本主张。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也是一种政治主张，它在金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提倡通过自由竞争刺激市场，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公共企业私有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促使新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本原因，一是垄断资本引导和掌控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信息技术为跨国公司及其利润服务，并在全球范围内垄断信息分享，国有公共企业却被排斥在外；二是面对70年代初以来的系统性经济危机和公共开支的无序攀升，资本疯狂追逐高额利润回报；三是在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思想和右倾思想上升，社会主义阵营大大缩小。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是“自由鸡舍里的自由狐狸”，这一自由的结果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劳动者对企业和经济的管理权被排斥。

由于推崇新自由主义，拉美经历了“失去的10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非洲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美国遭遇次贷危机，欧洲至今仍未完全摆脱债务危机的影响

　　孔诰烽：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都主张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鼓励自由贸易，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许多人认为，这些政策是导致美英两国和其他采取同样政策的国家出现收入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还有人批评放松管制政策是增加金融市场不稳定性、扩大金融市场泡沫，并最终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

　　王义桅：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深陷危机，也使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或延缓。

　　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国家经济严重衰退。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8%，被称为“失去的10年”。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下，1997年泰国等亚洲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大批银行倒闭，国际储备下降，货币贬值，生产衰退。

　　非洲实施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同样糟糕。在20世纪最后20年，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的20年几乎下降了一半。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呈负增长，为－0.2%。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使“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导致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

　　李文：20世纪初，阿根廷曾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六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当时美国水平的80％。但自1976年开始，该国在“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观念的指导下，持续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20世纪末饱受“经济灾难”：经济负增长，高达1500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2100美元，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新自由主义在实践过程中也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沉重打击。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许多西方国家深陷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危机。经济深度衰退、失业率高企、贫困人口激增、罢工运动和诸如“占领华尔街”等各种游行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饱受诟病。

　　朱安东：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自2008年全面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近6年，虽然有国际机构宣称发达国家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世界经济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轨道。新自由主义是导致本轮危机的重要原因。或者说，这次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新自由主义虽然确实在部分国家解决了高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下降等问题，但代价是沉重的，其泛滥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最终导致了最近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迫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动荡随之而来。苏东剧变发生后，该区域一些国家迅速全面推行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其后果是严重的经济衰退、人口灾难和民族资本被剥夺。

　　虽然以美国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仍然掌控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新自由主义仍然霸占着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大众中，新自由主义已经风光不再，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开始质疑其合理性和合法性。

　　叶甫盖尼·阿弗德库申：俄罗斯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有切身体会。在苏联解体后的上世纪90年代前期，俄罗斯一批欧美理论经济学家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具体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财政稳定化等。由于急于求成，忽视国情，过分强调私有化，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有资产被大规模侵吞等极其严重的后果。时至今日，很多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俄罗斯人仍对西式经济理论心有余悸，认为不应该实施“休克疗法”。在我看来，所谓完美的市场竞争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实际上，市场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甚至是恶性竞争，如果缺乏国家的宏观指导和管理，很容易重现俄罗斯曾经的“寡头”遍地的情况。

曾被冠以“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清晰地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三大弊端：自由调节的危险性、群体的非理性以及自由的不对称性

　　王义桅：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紧密交织在一起，颇具迷惑性。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首先，金融危机与长期以来倡导的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密不可分，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消费、过度投机，最终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实体经济遭殃。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认为私有化必然能够带来自由民主和经济效率。但是，纯粹私有化与市场化结合，必然会导致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私有化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化，而且也导致生产和交易的盲目主义和无序竞争。

　　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信息化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面对私有化的利益最大化和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负债，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貌似“贸易平衡”，实则不然。所以，危机愈是继续，愈是有“危”无“机”，我们就愈是感受到“金融衍生品创新”背后的贪婪和无节制，感受到私人利益集团暗中操纵金融机构的肮脏和残忍，感受到纯粹强调经济私有化的荒谬和伪善，感受到全球化扩散机制使得危机蔓延更快、破坏性更强的险恶，同时也就深切感受到全球化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衡和分配不公。

　　李文：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符合自身的逻辑，须在自己历史的延长线上前进，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在许多人眼里，美国的成功主要在于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充分实践。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还曾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度重新焕发活力，继续保持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相对较强的国际地位。因而，新自由主义曾被冠以“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的美名。

　　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影响的长期性，清晰地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三大弊端：自由调节的危险性、群体的非理性以及自由的不对称性。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其结果必然是无限放大了市场失灵的风险；当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在无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往往会滋生从众心理和恐慌心理，导致群体理性的严重丧失；在这样的情景下，所谓的自由，必然蜕变为富人贪婪掠夺财富的特权和穷人无底线的牺牲。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研究表明，目前，号称最自由、最民主的美国，最上层1%的人，每年拿走将近25%的国民收入，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看，则他们控制了40%的财富，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则分别是12%和33%。

　　朱安东：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矛盾。由于取消了对资本的限制，资本对劳工和政府的谈判能力大幅提高，在绝大部分国家出现了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有效需求不足这个资本主义的痼疾在全球范围内加剧。而金融泡沫带来的大量投资导致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为经济增长缓慢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同时，实体经济领域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为经济金融化提供了动力，大量资本进入到金融市场。在不断壮大的金融资本的推动下，政府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许多监管，金融资本急剧膨胀，金融投机恶性发展，金融风险不断积累，金融危机不断发生。30多年来，每次危机都成了美国政府及其所主导的国际机构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导致在实体经济中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不断加大，而金融投机、金融欺诈的规模和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最终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并迅速发展成全球性经济危机。

　　在危机爆发时，西方国家政府用公共资金挽救了岌岌可危的金融资本和大的产业资本，西方主要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未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国际垄断资本仍然牢牢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这一大背景下，人们发现，西方国家除了在危机爆发初期采取了少量有利于劳工的政策以及略为增加了一些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外，基本政策导向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有学者把这个现象叫做“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货币政策主要维护的是金融资本的利益，并未达到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目的，从其效果来说，最多可以算是“扬汤止沸”。它们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恶化了广大民众的生存处境，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可以说是“饮鸩止渴”。以美国为例，自危机爆发后，新增收入的95%被最富有的1%的人所攫取。如果不计资本收益，这些人2012年在全社会总收入中的份额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达到19.34%，仅次于1928年的19.60%。总体来看，这些政策不仅没有缓解导致危机的矛盾，反倒加深了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同时金融投机和金融风险进一步发展。

　　尼·安德鲁：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也造成了其本身的局限性。如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机构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让资本自由进出。由于这些国家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同时资本量有限，又往往采取和美元挂钩的汇率体制，于是导致投机现象的出现，而且造成持续的金融动荡。此外，新自由主义容易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严重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自由，就是可以不顾一切地解雇的自由。一个国家越是实践这一自由学说，就会失去越多的民主权利，遭受金融资本的专制统治。债务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对欧洲造成的破坏。

　　戴维·弗莱舍：经验表明，不能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以巴西为例，目前巴西政府开始将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交由私营部门去建设和运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公共部门的负担，同时充分发挥了私营经济体的灵活性。此外，巴西电信市场分散经营、效率低下，对此政府立法加强监管，同时兼顾市场自由，最终迎来了巴西电信业的春天。事实证明，一味推行新自由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人民日报记者吴乐珺、王芳、谢亚宏、廖政军、王海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