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利润极大化、凯恩斯主义与第四大失衡
2.1 “转轨”：从“按比例，有计划”到“利润极大化”
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体系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社会要素配置的主要机制是各级经济计划，理论上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计划经济”的思想遭到一边倒的批判，“有计划、按比例”原则被视为保守、落后，而利润极大化原则逐渐成为全社会配置资源的核心原则。不但个体户、私有企业如此，连国有企业也在“保值增值”的压力下转而谋求利润极大化。这就是学界大讲特讲的“转轨”。问题是，“利润极大化”何时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准则的?
“转轨”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政府操控的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不过是实体经济的会计、出纳部门，因而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密切。图1.14是现金投放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数据显示，1995年以前，两者大体同步波动，两者间存在弱相关性，控制现金投放量曾是政府调控经济增速的重要手段;而1995年后，两者的波动不再相关。可见对“转轨”而言1995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图1.14：现金投放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转轨”之前，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国有企业手中，“转轨”过程中城乡居民存款在金融系统信贷资金来源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到1996年后升势停止，这个比重开始缓慢下滑。这表明，1996年后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结束。(见图1.15)
图1.15：城乡储蓄存款/资金来源合计
银行系统的作用在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转轨”之前，我国的存款不敷投资之用，“投资饥渴”是当时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表现在银行系统就是大比例的“贷差”。“转轨”让这一比例持续下降，并于1994年发生逆转，“贷差”转为“存差”。此后“存差”持续扩大。(见图1.16)这表明，银行系统的存款越来越难于转化对实体经济的贷款了。
图1.16：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平衡转化
银行系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工、商业的贷款。图1.17表现出银行贷款在工、商业中的地位变化。
图1.17：工、商业贷款与其行业规模的关系
历史数据表明，1993年以前，商业贷款/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在60%到70%左右波动，而1993年以后，这项比例开始系统性下滑，1998年以后更是逐年高速下滑。至于工业贷款/工业增加值，1991年以前呈增长趋势，1991年至1998年在50%左右波动，1998年后系统性下降。
这一趋势被银行系统称为“金融脱媒”，视为“大兵压境”;而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则视其为机遇，称要“顺应金融脱媒趋势，加速资本市场改革创新”(«尚福林：顺应金融脱媒趋势加速资本市场改革创新» 新华网 2008年01月12日)。数据显示：1998年是中国的“金融脱媒元年”。
据前经贸委国内贸易局的调查，1996年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占93.8%;1997年又进一步扩大为98.4%，供不应求的商品仅有10种，占1.6%;1998年则已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达100%(见 万国雄 «扩大内需的思考»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06期)。到1998年底，扩大国内需求已经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取向。
购买消费品并为逐利资金提供利润，靠的是流通中的现金。图1.18展示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流通中的现金的比值，数据显示：1977年这一比值为7.45，即一单位的现金存量在一年内对应于6.18单位的社会消费品购买，转轨过程中，这一比例持续下降，到1993年下降到2.43。此后在2-4之间波动。这表明消费与现金间的关系已于1993年完成“转型”。
图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流通中的资金
一系列数据表明，1994--1998年间，中国经济已经完成转型，已经从科尔内描述的“短缺经济”转型为内需不足的“主流”经济，此后在这“主流”形态上已经运行了10年以上。
赵志耘等在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时，利用11个指标建立了“市场化指数”，他们计算的结果见图1.19。数据显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于1994年基本完成。这旁证了我们的判断。
图1.19：1978-200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
来源：赵志耘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 1979-2009年»
财经问题研究第9期(总第334期)2011年9月
“主流”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资本利润极大化。«中国统计年鉴»中，只有工业领域有相关数据，可供计算资本利润率。其各种统计口径中，覆盖时间区间最长的是“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从1998年到2009年。这个口径包含了中国工业资本的主体。图1.20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1998年以后，资本利润率稳步上升，到2007年达到峰值，此后两年开始微降。从旁印证了我们经济体系追逐利润极大化的努力及其成效，也表明利润极大化过程遇到了天花板。
图1.20：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
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已达10年以上。让我们进一步观察它的运行机制及长期后果。
2.2 “利润极大化”：机制与长期后果
“转型”完成10年后，中国经济面对的矛盾已经全面转化，它们包括：就业压力、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中小企业失血、对出口的依赖、房地产与资本市场的疯狂、通货膨胀压力……。这一切都源于“转轨”后要素配置的首要机制---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
资本利润极大化一方面要求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求扩大市场占有率。
前者导致社会工资总额相对于GDP下降(见第一章图1.1)，相对于扩大的产能，社会公众购买力日渐不足。这导致产能过剩、现有生产能力开工不足(早在1999年12月1日，当时的国家机械工业局发出《机械工业产品结构调整指导意见》(国机规(1999)641号)，就列出了32种“国内生产能力有较大过剩，市场供应远超过需求的产品”。此后，前计委、今发改委不断发出各行业产能过剩的警告。)
产能过剩导致就业机会不足，我国有举世瞩目的GDP增长率和全球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却不能为年均增长不到1%的劳力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现在连大学毕业生都就业困难。曾几何时，“海归”就是“金领”的同义词，但“2004年12月，全国青联海外学人工作部与《青年参考》报联合主办的‘海归搜索行动——海外留学与归国人员现状大调查’发现，71.3%的海归在回国后至少6个月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0.2%(《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26日)。2005年，世界HR实验室对1500个海归样本的统计结果，35%以上的海归存在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待业而成为海待，受访者中已有3个月未找到工作的占30%，另有15%在5个月内都没有找到工作(《广州日报》2005年11月3日)，2005年11月3日。而到了2006年，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关于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花了3～6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甚至有6%的被调查者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找工作”(见王辉耀«中国海归回国待业现象全解析» 2008-02-18)以至于许多人无奈地自嘲：“海归”变“海待”了。
就业机会不足直接造成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这些年，恶性矿难不断，矿业的生产条件如此恶劣，为什么矿工还要在那里就业?在这个持续危及生产者生命的行业，生产者为何无力形成现实的压力，迫使业主做出起码的安全投入?逻辑上只有一个答案：在与矿主的博弈中，矿工处于绝对劣势，不干你可以走人，而矿工们无处可去。
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进一步降低总工资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这形成了一个使劳动者地位不断恶化、社会购买力相对于产能不断萎缩的正反馈回路。
而扩大市场占有率的努力导致产能提高，资本利润扩张,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剧增，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它强力刺激所有竞争性行业的产能大幅扩张，形成了一个导致产能扩张的正反馈回路。
正是这两个正反馈回路，造成了前述三大失衡：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并且，这种失衡将持续恶化，导致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
这三大失衡直接反映到货币发行量的构成中，流动中的现金(M0)主要支撑最终消费品的购买力，而准货币(活期以外的其他存款)则需追逐利润。两者的比重持续下滑，表明了失衡的发展过程。(见图1.21)
图1.21：追逐利润的货币与追逐商品的货币失衡
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靠海外市场维持，而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能投入赌博性的“虚拟经济”。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上述各种经济矛盾的深层根源，是经济调控当局面对的宏观背景。
综上，可用图1.22说明利润极大化原则的作用机制：
图1.22：利润极大化的作用机制
我们前面观察到的三大失衡(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产能与内需失衡;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其根源就是利润极大化。
这样的机制导致了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新上台的总统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原则有二：其一，限制资本的盈利能力，借以放缓矛盾聚集的速度;其二，用财政手段向大众提供就业机会，甚至直接提供货币补贴。这本质上是超额发行货币，以填补需求缺口。
1936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主张政府在进行公用设施建设时应实行积极的财政赤字政策。并做出不平衡预算来促使商品总需求的增加。为罗斯福的实践提供了理论辩护。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个短期应急之策，但上述三大失衡迫使金融当局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结果导致了第四大失衡。
2.3 第四大失衡：货币供应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
货币用于度量可交易的财富，并扮演交易的媒介。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表征社会每年生产的可交易财富。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总量则表征社会积累的可交易财富。笔者找到的货币供应量数据自1985年始，将此年的各项数据均定为1，三者的演变见图1.23：
图1.23：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财富的比较(均以基年为1)
到2010年底，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到1985年的10.26倍，笔者找到的统计数据只能计算到2009年的固定资产总量，历史数据可用多项式很好拟合，由多项式外推1年，到2010年，固定资产总量约为1985年的29倍。
社会可交易财富相当于1990年的倍数，应为GDP和固定资产总量两者倍数的加权平均值，因而2010年只能在1985年的29倍以下。而货币供应量的同一倍数为148.61!
数据显示，货币发行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持续失衡，“救市”之后失衡加速扩大。
数据显示，在起初阶段，失衡是缓慢的。这意味着凯恩斯的策略在应对当前危机的同时，不至于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能运行三届政府并将美国带进50年代顶峰的原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衡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发展，显出不可控的态势，这时逐利资金的规模已远非昔比，喂饱它所需的额外货币遂成天文数字。这一背景将经济管理当局置于两难境地：喂饱逐利资金吧，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发行吧，无利可图的巨额逐利资金拥有者只能放空产能，从而导致广泛的失业。
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必然导致四大失衡，而四大失衡则导致经济体中的货币不可逆地淤积为逐利资金，这表明经济体中的货币循环从长期看具有不可持续性：失衡的持续扩大早晚有从量变到质变的一天。
2.4 “保驾护航”
从各国的经验看，“主流”经济走到这一步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我们在完成“转轨”后仅十来年，就走到这一步。这鲜明的“中国特色”根源何在?就在于全能的政府为利润极大化原则保驾护航。从三个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企业视角：推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
承包、优化组合、减员增效、拉开收入差距;抓大放小、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产权向少数人集中。而广大国民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在各衙门的严厉管制下，动辄得咎。以至于民谚云“十几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
贵族化的金融体系靠行政权力垄断了从储蓄到的投资通道，而它只热衷于向大型企业注资，连理论上定位于农村的农业银行都是如此。《中国农业银行2005年年度报告》告诉我们：
“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主要投向是：能源石化、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重点优势行业。”其“积极营销和拓展”的对象是“系统性、集团性客户、跨国公司、事业法人客户以及重点优质项目”。其“重点关注的客户有：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华润集团等优质集团性客户，各大电力公司、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集团公司、首钢总公司等优质集团性客户，以及福建、重庆、大连等省市政府。”
同时，广大中小企业却融资无门，只好靠自我积累，在资金链紧张时，就难免落入高利贷的陷阱。与此同时，银行系统却面对着持续上升的存差(见图1.24)。从央行的月度数据看，存差总的趋势是扩大。2005年6月以后，尽管几次投资过热，几次宏观调控，几次救市，存差却维持在32%以上。
图1.24：银行系统存差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历年«金融机构信贷收支统计»
这样的政策倾向使资本向大企业集中，资源和权力向大企业的管理层集中。广大国民赖以为生的中小企业只好自生自灭，而他们的工资收入正是社会购买力的基础。
地域视角：推动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
区域倾斜、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限制“低素质人口”、创建“**城市”(这**会随时变化，与时俱进，诸如“数字化”、“国际化”、“学习型”、“卫生”、“文明”、“绿色”、“宜居”……)。其核心作用是使资本向大城市集中。
从全国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获得的资源远超过各地，促成这些地方志得意满地提出：“率先实现现代化”。随着这些城市的超前发展，人口大量向这些城市聚集，导致这些城市的两会年年讨论“控制人口规模”“限制低素质人口”。有能力影响到国家决策的群体主要居住在这些城市，这里的“现代化”场景，使其误以为这就是整个国家的面貌，从而明显影响到国家的公共事务决策。而事实上，这些城市只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是远离广大国民生存环境的“飞地”。
上行下效，各省纷纷将提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作为发展战略，从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向省会聚敛资源。盛极一时的“市管县”改革，让各地级市都有了可以搜刮的地盘，以至于被基层讥之为“市刮县”。(见周雪松«“市刮县”抬头 撤县设区遭质疑» 中国经济时报 2010年11月16日)
中心城市脱离国情、国力的超前发展，在观察者眼前展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一个与欧美不遑多让，形象工程与政府建筑之奢华傲视全球；一个凋敝败落，污染遍地，学校等公共建筑弱不禁风。当年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曾感叹：“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得像非洲”。问题在于，“非洲”才是大背景，“欧洲”不过是这背景上的一块块“飞地”，而飞地上的人们却以“主流”社会自居，控制着国家的舆论和公共事务决策。
社会视角：推动资本向富裕群体集中
多年来，“亲商”成了各级政府自觉的政策选择，甚至“亲”到官商不分，官商一体的地步。“政策优惠”、“划拨”、“特事特办”、“三零政策”(以零资产、零税赋、零地价吸引客商)，让前官员化身的商人，以极低的代价将大量名义上的公共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私有财产，并立法保护之，称之为“产权明晰”。
结果是国民中的少数人口依赖行政权力，聚集大量资产，以实现利润极大化;而导致多数人口缺乏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我们数千年的古籍中，有两个词汇描述这一过程：“聚敛”、“兼并”，这历来被视为国家的乱源。这种聚敛的效率有多高?看看历年的胡润榜就知道了(见图1.25)，请注意：图中表征财富的纵坐标是对数坐标，相邻两条主刻度线间差一个数量级。事实上，胡润的调查线索主要来自上市公司的公开报表。而许多富豪的财富见不得光，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机制胎死腹中，可见聚敛的真实效率只能比图1.25显示的更高。
图1.25：历年胡润富豪榜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聚敛起来的财富统统需要进行投资、以追逐利润。当年，学界将投资饥渴归之为计划经济的顽症。事实证明，在当前的投资饥渴远超过“接轨”前。就在提出“穷人经济学”的这几年，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飙升速度远超出任何历史时期。
在2007年，国民创造财富的55.65%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追逐着未来的利润。到2009年这个比值竟高达91.07%。试用用不同的函数探寻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可能的趋势。指数函数和幂函数单调上升，暗示此趋势可能持续；而3次以上的多项式有数次逆转，次数越高，逆转越多、越剧烈，这暗示此趋势不可持续。
拟合计算表明，统计数据的走势远离指数函数和幂函数，3次多项式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二者，而6次多项式则优于3次多项式。这暗示了前期走势的不可持续性(见图1.26)。
图1.26：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正如图1.10显示，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产能的需要，只好依赖海外市场。2004年后，出口急剧增长，造成了巨额外贸顺差(见图1.27)
图1.27：外贸顺逆差(单位：亿美元)
2008年宏观调控中降低出口退税的措施，使得中国的纺织企业叫苦不迭，迫使当局不得不放缓，可见我们的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对利润极大化的保驾护航就这样帮助国内、外的资本将我们的经济系统置于几无回旋余地的处境。对此，“宏观调控”几乎是束手无策。
请注意各图中的平衡位置，它们表征着我们经济系统的“标准弹道”，如果它们显示的长期趋势不能扭转，这“主流”经济的“标准弹道”会将国家引向何方？沿着这“标准弹道”外推，能看到什么样的前景？有什么力量能够扭转这样的“标准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