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亏损巨大谁负责?
——评《美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一书
张庭宾
中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成为一笔亏损极其巨大的糊涂账。
过去30年来，中国一直有一个神话，或者叫万能灵丹，叫“对外开放”。只要对外开放，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比如政治改革改不动了，就以开放促改革;缺乏资本，就对外开放外商投资，并给予超国民待遇，并靓女先嫁;缺乏技术，就对外开放以市场换技术;GDP增长乏力，就对外开放扩大国际市场，向全世界出口;内需不振，就向欧美借出巨额外汇储备，让西方人有钱购买更多的中国商品……
遗憾的是，这一套套“只要对外开放，就能解决什么什么”的论断，在残酷现实面前已经结结实实地撞了南墙。以经济开放促政治改革，结果是官僚既得利益日益扩张，国家人民的利益被日益部门化、地方化和代理人化，已经成为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的心腹大患;对外商开放产业投资并给予超国民待遇，结果是1990年代中后期大量国企倒闭上亿工人失业，十多年后外资控制了中国大多数的产业链，每年有上万亿人民币利润被转回母国;以市场换技术，其结果是跨国公司核心技术全为独资或控股企业掌控，中资企业沦为组装厂。甚至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都严防死守;向世界出口增大外贸依存度，如今遇到了美国再工业化，美国以TPP扶持其它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出口，以贸易保护遏制中国出口;向美国借出了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换来的是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新军事战略，换来了ABC播出的儿童讨论节目中惊人的一幕：一个白人孩子为解决债务危机“支招”——称美国应“绕到地球另一边去,杀光中国人”。
俗话说：撞了南墙要回头了。可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开放万能论者即使在现实中让国家撞破了头，不仅无人承担责任，也绝没有一星半点的反思和懊悔，反而坚决不回头。甚至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喊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神奇口号。如今在众多有识之士反复警告下，非要把开放进行到底不可：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和允许外资在中国圈地从事农业。
如此明知让国家撞了南墙仍要撞，让民族不跳黄河不死心，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会感到不可思议——最简单的常识不容回避：1，对外开放是谁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不是开放了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谁，开放成了“中美国”，开放成了“救美国等于救中国”，开放成了中国成为美国的“药渣”。2，对外开放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中国国富民强，赢得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而不是将祖宗留下的资源环境，国人辛劳创造积累的财富，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竭力供奉为它国享用，甚至将国家、民族和国人的命运和生存主宰权交予他人之手。这个简单的道理，只要是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哪怕是个小学生都不难懂得，为何某些号称中国顶尖聪明的主流精英们偏偏不懂呢?
这是因为在他们“皇帝的新装”的下面有着非常合理的逻辑——独立学者余云辉先生以《美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美国“魔鬼三角阵”下的中国》一书揭穿了其秘密：在某些人士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将开放神话化，乃至于屡挫屡奋，非要摸着石头过洋——即使淹死也在所不惜，其背后有一个非常理性、智慧且一贯的逻辑，那就是——这是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余云辉写道：“当年，一批披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专家成为政府贵宾、成为官员老师并占据中国主流媒体和讲坛之时，美国对华的经济洗脑已经开始。当他们的信徒和代理人开始逐步掌控中国国家经济行政权力的时候，这是美国及其盟国收获的季节。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美国及其北约成员国联手瓜分了中国的市场、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产业、获得相关产业的大部分利润，瓜分了中国的金融版图，削弱了货币主导权。”
如此一来，在美国利益美国需求的主导下：“中国主动让人民币升值、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等，只能减轻美国大棒当下的打击力度，但不能阻止美国的后续打击，因为大棒之后还有大棒。这正是全世界人民眼中所看到的美国与中国之间近年来打与挨打、虐待与受虐的游戏。”
这个以美国需求为指针的“对外开放”游戏至今，美国对中国曾使用了各种“胡萝卜”和“高帽”：最惠国待遇、WTO、共赢理论、利益攸关者、负责任的大国等等;也曾示威过各种大棒：支持“民运”、支持台独对台军售、支持藏独疆独、新军事战略将中国作为首要对手、力挺日本对抗中国等等。当然，外部的威逼利诱要靠内部能够对美方意图心领神会的官员们来落实，而这些官员又需要借助一些神话来瞒天过海，或者掩耳盗铃。这用云辉先生的话就是：“在中国经济日益殖民化的背后，是治国理念的殖民化;在治国理念殖民化背后，是文化与理论等‘软实力’的殖民化。”
当今美国最需要中国在经济金融领域做什么呢?此书指出了三个要害：1，尽快全面资本项目可兑换，以便彻底引爆中国经济金融危机。“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主导的美元热钱将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泡沫膨胀与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并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进出循环过程中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完成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与转变。”2，中国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以便外资在金融危机后廉价收购。针对于此，余先生犀利指出：“在中国的经济体里，储蓄是经济体的血液、外汇储备是经济体的肌肉、国有企业是经济体的骨架。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遭遇洗劫，并导致国有企业破产或变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国际资本的巧实力和软实力摧毁了。”3，允许城市资本特别是外资下乡圈地，将造成中国农村和社会拉美化，激化官民矛盾，引发社会动荡。此书严肃警示：“启动农村市场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政府不应该鼓励农民卖地卖房来增加收入，正如不能鼓励农民卖儿卖女来拉动内需一样。”
此书在当下这个时候出版，不仅振聋发聩，更是郑重提醒中国经济金融面临最后的纠错机会。它不仅深刻揭露了中国亲美派精英们的“皇帝新装”，全面揭示了美国的“魔鬼三角阵——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对中华民族敲骨吸髓的战略图谋，更给出了具有实操性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如果能够得到重视和采用，可以将中国未来2-3年已经难以避免的经济金融危机的损失最小化，并有可能转危机为契机，彻底扭转过去以满足美国需求的所谓为开放而开放的“伪开放”，推动以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为归位的真正改革。
对此，余先生郑重警告：必须“建立民族认同制度、文化认同制度、国家认同制度以及执政党认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GDP上去了，但是，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国家认同感、执政党认同感却下降到低点。这是民族分裂、国家分裂、执政党分裂的前兆，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所幸的是，经过十八届三中全会，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随着习总书记相对政治权威的树立，中国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归位的权力意志已经触底反弹，中国有可能以此为转折点，不仅在政治上抗衡外部势力的威逼，瓦解内部贪腐官员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蚀;更可以进一步在经济金融上，回归国家经济金融主权和安全的正确立场和思维，并采取系统而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美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美国“魔鬼三角阵”下的中国》一书届时可以成为有益的参考。
故此，我同意加拿大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马耀邦先生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和解决方案进行了敏锐的分析。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乃至中国最高领导能够看到这本著作”。
( 作者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
相关文章回顾：原载于2004年6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入市”回合背后的中美战略争夺战
“双子星座”抑或“超级胎盘”
本报述评张庭宾
迈克尔·波特来了，在2004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民间企业家恰好为又一个战略难题所困扰。
困惑来自于鲜明反差：美国的资本和商品进入中国更容易了，而中国的商品进入美国仍然艰难。
在4月21日中国国家副总理吴仪访美前后，美国对华经贸关系至少赢得了两项重大的市场突破。4月16日，中国商务部颁布了《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 法》，这意味着，在过去两年中，曾经令外资零售烦心的“超国民待遇”的争论，在事实上烟消云散，外资零售业获得了比WTO更宽的市场准入条件;其后，中国 无限期推迟自主的无线通讯WAPI标准的实施。
与此同时，中国商品在美国的贸易壁垒面前继续遭遇铁壁。6月3日，在美国商务部召集的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听证会上，长达7个小时的听证中，中国代表只获得了5分钟的答辩时间，中国商务部的官员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
在因“最惠国贸易”待遇面对美国国会、在“WTO”上面对美国贸易代表之后，中国不得不再次在“市场经济经济国家”上面对美国商务部。三次面对实质上是一个问题———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国家有责任向本国企业提供一个在国际竞争中有利的环境。”波特说。这也正是美国官员所做的———在中国，除了金融业外，他们已经成功地为美国投资和商品消除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壁垒。就连汇率问题，美国也以其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向中国频频施压。
在这场不对等的博弈中，正有不少问题，需要向波特印证。
“双子星座”的最大障碍
波特思考的核心是“竞争”，竞争必然博弈，企业与企业之间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亦难免俗，在国家战略与企业战略如何良性互动，波特倾注大量心血。
中国并不缺乏雄心壮志，在21世纪降临的子夜，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代表国人誓言：在新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共同愿景乃凝聚一个人口众多国家的不可或缺之灵魂。波特说：“国家的基本目标是为其人民提供高水准的生活。”伟大的复兴将意味着中国人像盛唐那样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这对一个100多年饱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民族无疑极具感召力。
这却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出现。与美国并肩站立为21世纪的“双子星座”却未必是现在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想看到的。如果它说不，将是强有力的，或许其政治的、经济和军事的连环牌已经打出。
4月21日，会见中国副总理吴仪时，美国总统布什微笑着说，去年12月9日他在台湾问题上所表明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如果联想到此前此后，外资零售企业 在中国不再受限制，WAPI标准无限推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句价值亿金的承诺。但谁也不能保证排除这句微笑语言中的警示意味，即如果美国不满意，美国未来 不排除改变台湾问题立场的可能。
两难的是，要让美国在经济上满意是同样要付出巨大代价。中国的民航工业已体会深刻。在过去20年里，每 当中美关系紧张，大量的新波音飞机就会飞到中国。截至2002年10月，中国运营的605家大型民航飞机中有392架是美国波音飞机，占65%。以平均每 架8000万美元测算，中国已经支付了313亿美元。
波音落在中国大地上的巨大阴影是，曾经几乎与欧洲同时造出干线飞机的中国，当空中客车已经占据世界大飞机市场半壁江山的时候，其民机工业已凋零不堪，甚至远远落后于起步更晚的巴西航空，如今连支线小飞机也需要巴西的指导。
美国纯熟地把玩“台湾牌”，令中国进退维谷。解铃直需系铃人，归根结底，台湾之结还是中国人自己系上的。换个角度看，谁不可能把台湾从距太平洋西海岸 200公里搬到东海岸200公里去，谁也不能阻止台湾经济日益融入内地体系。只要中国不承认台湾独立，保留随时武力收回台湾的权力。自己解开这个扼喉之 锁，中国强大了，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可以制衡外国干预者，届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看来，“和平崛起”意味深长。
只有排除台湾困扰，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才能回到迈克尔·波特的正题———“国家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生产力。即企业达到高生产力水平的能力，以及继续提高生产力的能力”。
“超级胎盘”的美国利益
只有头顶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解去，中国才可能和美国在经济舞台上正面博弈。
博弈要知己知彼，需要了解美国的底牌，清晰自己手中有什么牌，什么牌最重要，先后怎么出。
在政治上，中国难免遭受美国抱有单极世界梦想的战略家的敌意，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超然态度将使这些敌意政治家无法借题发挥。他们难有借口违背国家的基本目标：为其人民提供高水准的生活。
如今的现实是，如果失去了中国经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将会严重受损——假如“中国制造”从美国市场消失，美国民众将不得不为维持同样质量的日常生活支付昂贵得多的费用。换言之，美国将立刻遭遇最严峻的通货膨胀。以至于有美国学者认为，这才是来自中国最大的威胁。
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必要对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多么紧张。目前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高度依存的关系，美国是中国高度依存的消费市场，中国是美国高度依存的制造基地。中国找不到能够替代美国的消费市场，同样，美国也同样难以找到替代中国的制造基地。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市场出口集装箱量已经占太平洋东行货量的47%，占亚欧航线西行市场的48%-50%。而1999年以来，中国海航市场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
波特的理论也正印证这一点，中国的产业簇群正在崛起。“产业簇群是在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并以彼此的共通性 和互补性相联结，”从而形成集群式的竞争力。在中国，像广东顺德的家电产业簇群、苏州的电脑产业簇群、温州的小商品产业簇群的萌芽都已经出现，这些产业簇 群以及内地激烈的市场竞争、日益挑剔的顾客等外部环境一旦形成，就会形成自我升级的动力，很难被别人取代。
“世界工厂”的未来却未必乐 观。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底牌潜伏其中。对美国最有利的是，OEM成为中国本土企业的最终命运，即被牢牢锁定在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底端，跨国公司掌控资本、技 术、标准、供应链等，将中国和美国两个市场利润的绝大部分攫为己有。换言之，中国市场和本土企业成为美国提供源源不断利润给养的“超级胎盘”。而沃尔玛就 是那根“超级脐带”。中国的存在仅仅是为美国这个“世界的惟一超大胎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格兰仕已经体会到这种“超级胎盘”的无奈。尽管它在微波炉的制造上已经占有国际市场35%的份额，但由于缺乏国际品牌和渠道，必须给GE等公司贴牌，不得不向沃尔玛低头，因此，其被锁定在2%-3%的微利，更难以建立全球品牌和营销通道。
简而言之，美式“超级胎盘”战略目标是，让美国的跨国公司主导美—中之间的价值链———这包括信息链、物流链和资金链。而中国本土企业的角色仅仅是中国一端末梢的“加工车间”。
由此消灭中国本土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潜在土壤成为其第一步骤。关键点是，一是在中国本土企业具备自我成长之前，具备竞争活力、信心和实力之前，跨国公 司抢先进入，抢占价值链的战略高地，将本土企业跨国梦想扼杀在襁褓之中。二是不让中国本土企业产品在美国市场获得较高的利润率，釜底抽薪其建立全球级别的 品牌、渠道和技术的资本来源，而美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在美国畅通无阻。反倾销、特保及“非市场经济国家”构成其常规武器库———如果说台湾问题是个核武器的 话。
2004年5月初，国家工商总局的一份报告表明，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占据了垄断地位。它的名单包括微软、柯达、利乐等，而在更多领域，跨国公司控制中国本地价值链的趋势已不容掩耳盗铃。
也有例外，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通信制造领域，华为和中兴通讯等本土公司已经杀出重围，不仅在国内市场举足轻重，而且已经成为新兴的中国跨国公司。
中兴和华为能否与思科、摩托罗拉等并肩为“双子星座”，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悬念?更有意思的问题是，这是一件“偶然”事件吗?
路径选择与“心”的立场
洞穿美国的棋步，对比胶卷和通信制造产业的不同路径，印证波特的理论，中国“双子星座”的战略道路逐渐清晰。
胶卷工业和通信制造业实质上是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胶卷工业以“开放先行”为指引，采取全行业合资的模式，而幸存的惟一中国本土企业乐凯，被捆绑在国有体制下，尽管国家给它种种扶持，但一直难以壮大，最后为柯达参股，成为柯达系外围成员。
“以改革促开放”却是通信制造业的指针。10多年前，仅仅是给了华为一个参与权，配合以适当控制外资进入的节奏，它就还中国一个惊喜，迄今它甚至都没有 上市，2003年销售收入达到317亿元人民币，海外收入超过10.5亿美元，分别比2002年同比增长42%和90%。2003年的研发费用达到34亿 元，超过国家“863计划”全年的投入。
这是市场化中国、国际化中国基本路径的两场实验。是在1996年中国学术界“引进外资大论战” 之后，8年实践的初步结果。在那场没有结果的论战中，其中一派的理论认为：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下，民族工业是一个过时的观点;跨国公司没有国家属性;以开放 促改革是必由之路等等。
这些迷雾至今仍弥漫在中国。但在世界首席战略大师，美国人波特早已辨析分明，他曾说：
———“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国家的作用不减反增。”
———“母国基地通常是企业保持与创造实质竞争优势之所在。企业在这里定制战略，发展与维系核心产品和制造工艺技术，创造最有生产力的工作和最先进的技能。企业在一个国家建立企业总部，对当地的相关产业和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极大的正面影响。”
——“企业要能与世界最强的竞争者展开竞争，并获得竞争优势，关键在国内的压力和挑战。强悍的国内竞争对手，积极行动的本国供应商，挑剔的本国客户，锤炼出这些企业过人的筋骨。”
———“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给国家提升生产力的机会，但同时也威胁该国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国内贸易与投资的角色，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来说，分散各地的产业簇群和以专业化表现形成的产业簇群，是构成发达国家的最大力量。”
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家竞争力”中，波特所最珍视的是——民间本土力量的产业簇群，即众多的，私有的、既激烈竞争，又在价值链上共生的旺盛力量——当然并不排除外资成为这个簇群的一部分。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浙江和广东会成为中国最富有和最具活力的“地点”。
或许有人认为，如此本土竞争，有重复建设之嫌，“正确之道”是形成一两家大厂。挟规模与力量与外国竞争者对抗。加上政府保障他们取得必要的资源。“事实 上，即使政府大量补贴和保护，大多数国家塑造的大厂都缺乏竞争力。竞争愈本地化，竞争愈激烈，竞争优势越大。”迈克尔·波特如是说。
TCL正在验证着这一“和平崛起”的产业逻辑。铁血竞争逼迫它并购了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手机部，成为中国本土家电企业第一次真正跨国公司化的突破。
政府站在这种大地般的力量上，该扮演什么角色呢?“适当角色是催化剂和挑战者。它应该鼓励或促使企业提升想象力，迈向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即使过程先天就具有痛苦和困难。”
在波特这位大师印证中国之前，中国错失了一些领域形成本土跨国公司的机会，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毕竟在金融领域，中国尚有机会形成诸多中美“双子星座”的机会。
但问题是，政府向民间开放牌照、重心放在创造专业性因素(教育等)，避免干预生产要素与货币市场，推动能导致持续投资的目标(激活股市)等等，都意味着服务和放权。那么这个动力从何而来?
对此，邓小平的答案是：“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波特的答案仍是他的关键词：竞争，中国政府与美国、日本等国政府的竞争。中国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
“超级胎盘”和“双子星座”的歧途就在眼前，脚正在中国人的脚下，而心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