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说国企发展史?
透过历史，逝者恒之;无者有之;旧者新之;少者壮之。
本刊记者 杨帆
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史感兴趣，但绝大多数人至少会对我们国企发展的某个领域感兴趣，并且想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比如金融，比如通信。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时下的国企，难免会丧失时间的维度。
对于国企的成长与成熟，我们个人的记忆所及十分有限。就像我们看到今天的国企，在一片谩骂和责难声中，我们已经无从判断。就像一个人去看电影，到了那儿影片已经开始，我们觉得银幕上的人激动得莫名其妙。这时，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位善邻，问问前面的剧情，为什么发生了现在这一幕。那么，《国企》杂志愿意成为这样的善邻。
历史既要走向纵深，也要横向跨越。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也相继在能源、基础设施、金融等领域接管和创建了一大批国有企业，比如英国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法国接管了能源、保险(放心保)、金融等方面的一些大公司。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新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成立时，都面临资金紧缺的问题。彼时，做企业必须像打仗一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国企的前身几乎清一色是军工企业，那些为国企成立战斗的人们也大都来自于部队。无论是水利、电力还是铁路和农垦，这些领域都有着明显的军队痕迹，他们的第一任领导也几乎都是曾经久经沙场的将军。也正是这些从军工剥离出来的国企从诞生之日便是共和国的脊梁，苏联翻脸专家撤走时不曾被压弯，文化大革命全国动荡时不曾被压弯。
对老国企人来说，国企不仅是今天的五百强，更是昨天没有钱的日子，卷起来的袖子，喊出来的号子，成为突击手上最苦最难的岗位。事实上，后者才是国企在他们心中永不落幕的荣光。
今天，国企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公众一方面对其进行质疑与诘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时提及国企，因为国企所渗入的领域和取得的成就无法回避;这一切犹如中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世界一边对中国进行质疑与诘责，一边又不得不在各方面提及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
历史不可缺如，它不仅使生命悦泽，而且予其以道德蕴藉。
165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仿佛已经预料到全球化的状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对我国的国企来说，走出去是必须之选。
走出去就意味着要和世界寻找更多的共同点，但实际的情况是具有特色和自我认同感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比如旅游者总是想去一个地方看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和建筑。
援史以寻根，根是一切丰茂之源。国企如是，一切亦如是。知其所来故知其所往，这才是我们寄望于中国国企之所在。借此长子名义为共和国庆生。
你好，共和国。钢城的背影：起于赶英超美的城堡
钢城的背影：起于赶英超美的城堡
本刊记者 刘青山
作为大工业的代表行业，钢铁企业通常坐拥大块土地及上万人口。
现在，中国境内有很多这样的十里钢城，它们多兴建于1949年之后。
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播撒了大批钢铁的种子，行走60多年，从“一穷二白”已经跃升为全世界的龙头。2012年，中国钢铁产能为7.16亿吨，占全球产量半数以上。仅河北一省的产量，就相当于欧盟27国的总和。
中国钢铁产业生于忧患，几十个钢城在过去64年中也走过不少坎坷。每到历史的转折点，总有一些钢城自我淬炼，在新进程中找到跻身地，而另一些则逐渐退后乃至消逝。
“三皇五帝十八罗汉”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崛起的宣言。物质层面的支撑则乏善可陈。
以钢铁工业为例，1949年年底，全国的粗钢产量仅有15.8万吨，占世界总量0.1%，远远无法满足国民经济需求。但一个问题是，钢铁生产在经济建设不可或缺。
东北解放后，新政权第一时间派出马宾等干部接管鞍钢，开始着手恢复生产。
华北解放后，唐钢被接管。
面对钢铁产量低微且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的现状， 1949年年底出访莫斯科时，毛泽东提出了“钢铁要过江”。与苏联签订的援助项目中，就包括在南方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经过七年选址建设，1958年，新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武钢投产。
一个细节颇能表露国家领导层对钢铁行业的殷切。
在听取武钢首任总经理李一清汇报建设进度时，正在吃西瓜的毛泽东递给他一枚芒果：“我吃西瓜吐瓜子。你吃芒果要吐钢铁。”
武汉市青山镇蒋家墩，一片被当地人称作荒五里的僻处。数年间，出现了一片片红色小楼。18个省市的5万名建设者，“吐出了钢铁”，更有超过10万名家属先后聚集，令此地繁华异常，武汉青山区即由此而来。
1957年，脱胎于重工业部的冶金部提出，应重点建设鞍钢、包钢、武钢3个大型钢企和太原、重庆、石景山、马鞍山、湘潭5个中型钢铁厂，以及涟钢、通钢等18个小型钢铁厂，陈云形象地概括为“三皇五帝十八罗汉”。这种大、中、小搭配的形式，成为国初钢铁产业的基本布局，其影响深远。
基于政治和军事因素，无论是“三皇五帝”等，还是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攀钢，钢企选址均以远离边海防为重要原则，即大三线建设。这样的地理选择，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时多数钢企由于交通、资源等限制而后续乏力，这成为先天的瓶颈。
一个个钢企渐次崛起，同时催生和派生出中国内地的很多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先有鞍钢，后有鞍山”已是耳熟能详。涟源县，是湖南腹地的一座县城，由于涟钢的驻扎而成钢铁的“十八罗汉”之一，随后地级市娄底应运而生。
此后席卷中国的“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所有钢城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968年，鞍钢爆发武斗，生产陷入停滞。周恩来总理出面调停，局面缓解生产逐步恢复，但产量一直上不去;1972年，武钢从日本、西德引进了一套价值40亿元的一米七轧机，生产秩序才逐步恢复。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引进最大的工业项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钢铁建设进入新高潮。其间，举全国之力创建了宝钢。引进了日本技术后来居上，一直是我国钢企的龙头企业。
新世纪以来最为瞩目的钢铁项目，当属宝钢、武钢在广东、广西投建的湛江、防城港工程。由于产能过剩等原因，这两个被搁置多年的项目，尚未开工就引发了广泛的质疑。
并轨阵痛怎堪叹
2011年，国产小成本电影《钢的琴》得到了不少人的称赞与共鸣。这部“口碑第一片”拍摄于辽宁鞍山，某些片段几乎是当年情景的再现：产业工人一夜褪去身上的荣光，承受着改革的阵痛，为了生计四处奔波。
影片的背景，是全国钢企由计划向市场过渡的震荡期。
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所有的钢城都修建了大量宿舍楼、电影院、菜市场，还有医院、学校。包括医生、教师在内的这些人，都属于钢厂职工。武汉作家池莉在冶金医专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武钢卫生处，做过一阵流行病医生。
流水线上的工人不用走出钢城，就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的日常需求，且只需很少的花费。这样的模式到处可见，在当时的每一家国企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这样的拷贝。
1994年，武钢第一副总经理刘玠调任鞍钢董事长的时候，鞍钢有50万人，其中离退休的就有12万，将近四分之一。大量辅业公司几乎都不盈利，仅为安置职工子女家属。50万人吃800万吨钢铁饭，人均产钢仅为世界先进水平50%。
在武钢，刘玠参与了武钢搞的全国国有大型企业第一次“主辅分离”，陆续剥离和减员达十万人之多。社会职能被移交地方，辅业公司改制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一做法，被刘玠带进了鞍钢。
这轮改革中，新疆和静钢铁、沈阳铸造厂等国有钢企破产。大批习惯了子承父业的钢城人发现自己捧的并不是什么铁饭碗。作为2818万的下岗职工中的一部分，他们承担起时代变迁带来的后果。
部分钢企则迎来了有着民资背景的新主人。天南地北的钢城一片反对之声。建龙钢铁接管吉林通钢后，管理方法得不到原有职工认同，国有情结很深的钢企人以最粗暴的方式进行了表达。一个刚刚被任命一天的职业经理人，在充满对立气氛的时间和地点，为国企重组付出了生命代价，成为无从释放的群体性情绪的牺牲品。
类似的抵触在林钢等企业也反复上演，引起了人们对国企私有化的讨论。
此后，钢城普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技术改造，多渠道引进资金，上大高炉，上新设备。中国钢铁赶英超美的梦想在这一阶段实现：1996年，中国钢铁产能超过一亿吨，跃居世界第一。此后每年钢铁产能的增幅都在600万吨以上。
1998年，冶金部取消。缺乏统一规划的钢企进入白热化竞争时代。伴随着产能的扩张，此前供不应求的钢企不得不面对现实：产能过剩，钢铁行业进入买方市场。
沉重的后果随即涌现。为在竞争中占据先机，钢企一窝蜂地淘汰小型设备进入大高炉时代，并陷入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对进口铁矿石依赖逐步攀升，但各有算盘未能一致对外，以至于铁矿石议价权旁落，诸多钢企不得不远赴海外寻找矿山。
钢铁厂如何融入所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也成为严峻挑战。首钢搬迁到了河北境内的曹妃甸，唐钢进行了就地治理，得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这一模式的肯定。
不废江河万古流
独立而接近封闭的钢城中，似乎格外能孕育出人文精神的花蕾，这些记忆往往比钢城带给人们的具体物质，更为久远。
解放初期，为了尽快让鞍钢恢复生产，老工人孟泰从废墟中用手刨出了一个“孟泰仓库”。其后与工友王崇伦等人自力更生组织攻关。苏联撤回技术援助后，这个团队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孟泰精神”被奉为自力更生的圭皋。
1960年，时任鞍钢总经理马宾执笔完成了鞍钢经验报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认可，称之为“鞍钢宪法”。如今，中国钢都的这一管理理念在国内影响式微，却在美国福特、日本丰田等企业得到了延续，被认为是“经济民主”、“团队合作”在中国的最早实践和理论探索。
另一个在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也与鞍钢有着不浅的缘分。“我要到鞍钢去打个冲锋!”1958年，这个原名雷正兴的湖南小伙，报考鞍钢工人时，第一次在姓名栏里写下“雷锋”二字，并在鞍钢工作了两年。
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最为知名的评书名家当属单田芳。这个嗓音独特的说书者正是在鞍山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观众主要就是鞍钢工人。无独有偶，另一位评书名家刘兰芳也是从鞍山走向全国。武钢医生池莉则在文学界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上世纪90年代，钢企普遍亏损。时任邯钢厂长刘汉章在内部核算经验基础上，添加了“模拟市场”和“成本否决”的内容，当年扭亏脱困。1996年，国务院3号文件要求全国国企学习邯钢。这是上世纪钢城在管理方法上呈现出的最后一抹亮光。
进入新世纪，前身为新兴铸管集团的新兴际华，基于邯钢经验，提出了225管理体系，被国务院国资委认为是管理提升的优秀经验，并以此成功进军世界五百强。中国提速史：交通运输发展60年，就是一部新中国提速史
中国提速史：交通运输发展60年，就是一部新中国提速史
本刊记者 余智梅
64年前，刚刚步入新中国的人们，延续了千年来不便的出行习俗。有一种自我解嘲式的说法：“开门就是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
改革开放后，为了大国腾飞的梦想，交通业吹响了奋进的号角。“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在上世纪80年代初响彻大江南北。
今天，一条条铁路织成了密网、一条条公路铺筑了希望、一座座大桥打通了天堑。水、陆、空构建的立体交通枢纽网络，形成了康庄大道。
60多年的交通运输发展，就是一部新中国提速史。
一滴大海
镜头一：江城武汉，长江大桥
秋风拂面，凭栏远望。滚滚长江东流而去，铁龙高驾还傲今朝。1957年建成的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立在滚滚洪流之中。毛泽东写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成了这座江桥的铭记。
江桥上，龟山、蛇山、黄鹤楼绵亘相连。
镜头二：四川北部，明月峡一隅
峡谷如弯月般深邃悠长;江水如冷月般曲折朦胧;崇山如彩云追月般，时而清晰时而朦胧;石路如明月照水般，时而起伏时而缠绵。踏入明月峡那历经沧桑的古栈道，思绪仿佛定格在千年前。不走古栈道，不知蜀道难。怪不得，1000多年前，李白写下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绝唱。
蓦然间，一声长鸣从对面山腰的绝壁山岩中传来，一个火车头呼啸而出，拖着长长的尾巴钻进了另一道山岩的腹中。车厢时隐时现，穿梭在明月峡的隧道群落中。火车通行之处，就是穿行在明月峡中的六道之一宝成铁路。
这是沟通中国西北、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镜头三：首都北京，地铁1号线
北京地铁一期线路为1号线和环线的一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地铁线路，1965年7月1日动工，1981年投入运营。这条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古老地铁，不知承载了多少人在这个城市里奔波奋斗的梦想。
时光荏苒，几代人的艰辛努力，铸就了不同时期的辉煌。若干个历史镜头，白描出点点滴滴的成长足迹，也勾勒出新中国交通运输业的辉煌印记。
江和山
成立于满目苍夷之上，年轻的共和国交通和其他方面一样窘迫。
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能够通车的铁路只有1万多公里，而公路只有3万公里，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了一百年，毛泽东称之为“一穷二白”。航空领域更是无从谈起。
开国大典的礼炮，也是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发令枪。
1949年11月，民航局成立，中国民航事业起锚。1950年3月，铁道部工程总局和设计总局成立，后变更为铁道部基本建设总局，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前身为铁道兵的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踏上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跋涉之路。
彼时，根本谈不上机械化，一切靠人力。即便是崇山峻岭，也只能肩挑背扛。穿越高危陡峭隧道工程，艰险难度更胜百倍。而国民经济基础的建立，乃至后来很多企业赖以成就基业的基础，都建立于这样一个时期，都仰仗于那一代企业人的艰辛努力。
1950年6月15日，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挖下第一锨土。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委的邓小平，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交通事业开始做起。”1952年7月，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毛泽东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1958年1月1日，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突破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正式通车。
成渝和宝成是铁路线的名字，参加这两条铁路建设者的子女，不少以此为名。中学课本中曾有篇《夜走灵官峡》，呈现的就是宝成线铁路穿越秦岭的开山建设中血肉丰实的现场。
民航最早的国际航线是1950年7月1日开辟的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国际航线。一个月后，天津-北京-汉口-重庆和天津-北京-汉口-广州航线，成为新中国最先开辟的国内航线。
在6300公里的长江上建桥，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
1955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兴建，1957年10月15日竣工通车。
路网的铿锵
文革之后，中国的公路、水路、港口建设在各地全面铺开。
1978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4.86万公里，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两倍多;公路通车89万公里，搭起了铁路、公路、水运、民航行业的骨架，实现了从“无路”到“有路”的跨越。
作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中国的交通建设开始了从“有路可走”走向“走得顺畅”的再次跨越。
1984年12月，沪嘉高速公路在上海兴建，1988年10月31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全线通车的高速公路。
中国公路交通地图上，已经有了横贯东西南北的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除了跨省高速公路之外，许多省区都在修建中短程高速公路，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
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共和国长子们的成长足迹，勾画出交通运输业的辉煌印记。
最长的南北铁路京九线是1996年以前工程量最大的铁路。104个站点构成我国五纵三横铁路网的主干格局。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条纵贯东西的钢铁大动脉——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即青藏铁路一期工程。1984年建成通车的这条铁路长约846公里，铁路沿线海拔大部分在3000米以上，是中国第一条高原铁路。
无论是中国最长的南北铁路京九铁路，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还是世界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的哈大高铁，中国的多条铁路沿线，都遍布着中国中铁人的艰辛足迹。
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仪式在北京南站和天津站两地同时举行。这是国内首条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我国进入高速铁路时代。
从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一号线，到建设中国第一条跨座式单轨城市轨道交通重庆轻轨，特别是世界上第一条商用磁悬浮轨道交通上海磁悬浮列车示范线，中国铁建参与了中国所有城市地铁轻轨的建设，独立修建里程超过600公里，一直站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前沿。
1997年之前，我国列车的行速在48 km/h左右，十年之后，全国干线铁路行速提到了250km/h。此间共进行了6次全面提速。这些与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的动车和高铁建设直接关联。
中国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业里程完成了25%的工作量，效率世界第一。在高铁领域，中国用5年走完发达国家40年的路，创下了运营时速486.1公里的新纪录。
世界第一高悬索桥——沪蓉西高速公路四渡河大桥，承建者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设计和建设企业、中国第一疏浚企业，它也和其他央企一样，承载着共和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光荣和梦想。
新时期，中国的交通建设者不断挑战极限，使中国交通有了彰显自主创新实力的苏通大桥、京津城际高铁等“国家名片”。
新时期，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四通八达。以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为主的综合运输网络，还将续写新的篇章。车轮上的光荣与梦想：“制造中国人自己的汽车”，只为实践工业强国梦想
车轮上的光荣与梦想：“制造中国人自己的汽车”，只为实践工业强国梦想
本刊记者 徐黎
112年前，一辆美国制造的杜里埃轿车被当做一件奢侈的礼物，呈现给了当时中国最尊贵的女人——慈禧。它的标签上写着：来自工业国家的生日礼物。
从那一天起，汽车闯入中国人的视野。
此后20多年，一个出身豪门的年轻人踌躇满志地想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这是1929年的张学良，时年28岁。
1931年5月31日，国产第一辆汽车在张作霖旗下的兵工厂——辽宁迫击炮厂诞生，张学良为这辆1.8吨75型载货汽车取名“民生”。“民生车”之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实现了中国造车的梦想，更令人赞叹的是，在当时生产和研发水平极度落后的条件下，“民生车”整车零部件的国产化率高达70%。
“九一八”事变，熄灭了“民生车”给农耕传统的中国带来的一丝工业化的曙光。东北地区相继沦陷后，制造厂生产储备的所有汽车和机器零件被侵华日军夺走，民族汽车工业被扼杀在襁褓中。
战争频仍，中国的工业化之旅被硬生生地断裂开来。新中国的成立，为萦绕中国汽车业近百年的梦想，插上了现实的翅膀。
中国符号
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受阅部队开的是缴获的美式吉普，共和国的缔造者乘坐的仍然是万国杂牌汽车。
同年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当看到一辆辆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他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1950年，距长春西南六公里的孟家屯。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此破土动工。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建设自己的汽车工厂。
两年后的夏天，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一万多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当时的条件堪称“四无”：无资料，无经验，无工装，无设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953年6月，新中国汽车工业基地即将在长春奠基。毛泽东在一张八开的宣纸上挥笔写下“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大字。
1953年7月13日，长春一汽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中国人结束了不能自己建造汽车的日子。整整三年，新中国的汽车人完成了中国汽车工业从零到一的跨越。
这是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年代。
1958年5月和8月，一汽分别推出了中国首辆国产高级轿车“东风”和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新中国10周年庆典上，黑色的红旗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超大的尺寸，经典的外形，配备直列八缸发动机，120马力，最高时速160公里，全电动门窗，电动座椅，遮掩不住的中国味道扑面而来。
三年前，毛泽东还在盼望“什么时候能坐上自己的小轿车就好了。”
1959年，红旗车正式投入批量制造。
红旗轿车见证了共和国成长的每一个重大时刻，化作中国领导人的符号，从容和缓、不卑不亢。
与红旗轿车同一年出生的，还有上海牌轿车。它最初起名凤凰轿车，车体依据德国1956年产的德国220S型轿车仿制。批量生产后，年产量3千辆，每辆盈利5千元。
卡车工业时代
但是，中国的轿车产业并没有马上蓬勃起来。
1958年到1983年， 25年间年产量才突破5000辆。
1981年，红旗轿车停产。停产秘密多年后被揭开：因耗油过大等原因，前后23年的时间里，一共只生产了1500辆红旗轿车。
依靠仿造的上海轿车，虽然年产量、利润和工艺水平均远高于红旗，依然绕不开一个死结:技术落后。“上海”牌轿车曾经达到的最高年产量为8000台汽车。从投产到停产一共33年，“上海”牌轿车总共生产了不到8万辆——这个数字不到同时期美国3天的汽车产量。
新中国自力更生制造的汽车填补了中国汽车工业的空白。然而计划经济的产物终究为自己埋下了隐患。技术工艺水平落后，决定了小打小闹不可能不赔钱。
用原机械部部长何光远的话来说，这一段时间的中国汽车工业，基本上只能算是“卡车工业时代”。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日趋恶化。中央基于国防战备的考虑，决定在远离边境的内陆地区建立共和国第二座汽车制造厂。
1969年9月，十万建设大军陆续进入湖北。历经多次选址变动的二汽，在群山环绕的十堰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有个顺口溜形容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十堰真奇怪，一条马路直通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
创建完成的二汽，生产规模在当时名列世界第三，其出产的东风车型红遍大江南北。
此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汽车工业贯彻中央的精神建设三线汽车厂，以中、重型载货汽车和越野汽车为主，同时发展矿用自卸车。
在此期间，一汽、南汽、上汽、北汽和济汽5个老厂分别承担了包建和支援三线汽车厂(二汽、川汽、陕汽和陕齿)的建设任务;地方发展汽车工业，几乎全部仿制国产车型重复生产。
合资“井喷”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汽车工业再度迎来了高峰期。
1983年，在中国汽车工业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若干汽车合资项目取得了重大收获。
在经过了长达四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后，北京汽车制造厂与当时美国第四大汽车厂美国汽车公司握手，切诺基XJ系列越野车开始在中国投产。中国第一个合资经营的汽车制造公司由此诞生。
4月，上海汽车制造厂。中国与德国合资组装的第一辆桑塔纳轿车成功下线。人们很少记得 “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广告词，但“上海桑塔纳”在下线的近十年里垄断了高端汽车品牌几乎所有的解释。
同年，南京汽车引入意大利菲亚特的依维柯汽车，广州和法国标致合资项目也成立，桎梏了几十年的轿车工业的能量开始井喷。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合资生产汽车成为汽车制造的主流。日系、美系、德系、法系、意系汽车企业纷纷在国内投资建厂。广州本田、上海通用和一汽-大众分别引进了最新的高档车型雅阁、别克和奥迪A6。
中国汽车工业自此全面开放，合资企业从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轿车生产技术实力大大增强，中国汽车工业正式进入了轿车时代。
自主品牌的春天
新中国创立初期，一汽、二汽奠定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石。改革开放后，合资经营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实现质的飞跃。到了今天，自主品牌这个相对稚嫩的幼童也在茁壮成长，迅速壮大。
虽然条件艰难，但一大批自主品牌依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发展起来。以奇瑞、吉利、华晨、长城等企业为代表的自主品牌，不断积累学习新技术，不断推出新车型。一些自主品牌还在海外建立起了生产基地，直接在当地生产整车销售。
在与跨国汽车企业的竞争中，中国汽车业逐步适应并融入全球化市场，开始成为这一平台上最活跃的角逐者。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汽车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美国汽车业巨头通用和克莱斯勒申请破产保护，刚刚成为全球汽车霸主的日本丰田，遭遇71年来的首次巨额亏损，俄罗斯等新兴汽车市场也遭到沉重打击。
但此时的中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一年中国汽车产量第一次超过了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产量急剧下滑的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并且在全球汽车市场萎缩的环境下，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推动了全球汽车业的逆势发展。
2009年以来，中国汽车工业热闹纷呈。中国“山寨”吉利车蛇吞欧洲老牌沃尔沃;以美国通用为代表的欧美大汽车公司，中国分公司成为其主要的利润中心;2012年，中国汽车年产销超过1900万辆，第四次蝉联世界首位。
短短的几年间，自主品牌汽车从2000年的市场份额几乎为零，达到2010年的40%。
从2000年开始，中国汽车工业以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了从一个中等制造国家到一个世界最大制造国家的飞跃。
这一个个数字，不仅代表着中国汽车逐步走进并融入了世界，也包含着中国汽车工业人为了“制造中国人自己的汽车”梦想，所付出的辛酸与苦累。石油的故事：中国用实际，从“贫油”一直证到了“石油大国”
石油的故事：中国用实际，从“贫油”一直证到了“石油大国”
本刊记者 王平
“谁占有石油，谁就能控制世界，特别是控制靠东方提供石油的欧洲。”1955年夏天，第四届世界石油工业大会举行时，法国《震旦报》如是评论。
中国这个东方国家，其石油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北宋。一个叫沈括的官员在他的作品《梦溪笔谈》中，记述了他在西北发现的一种可燃烧粘稠液体，并命名为“石油”，称“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1859年美国小镇梯特斯维尔钻成了世界上第一口现代油井，现代石油工业就此拉开序幕。而此时，清朝统治者们正忙着四处赔款割地。而石油工业几乎无从谈起，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油之战正式开启。
玉门关部队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共和国的石油工业，正是发轫于王之涣诗中的这片荒凉悲怆的大漠。
甘肃玉门油田，早在1939年就已投入勘探开发，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高、员工最多和工艺技术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场。解放前的产量占旧中国石油产量的95%以上。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石油职工只有1.1万人。其中，石油地质工作者仅有20多人，钻井工程师10余人。
1952年8月1日，是石油工业史的第一页。
是日，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近8000名将士改编为“中国石油师”，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
寻找石油往往要行走在荒原戈壁，风霜万里，颠沛流离，兼之物质匮乏，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是脱下军装的解放军，不怕死，更不怕苦。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没有一个做逃兵。”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秦文彩谈起那段历史，依然激动不已。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石油师”指战员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参加了迄今为止我国所有油田的开发会战。当时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副部长张文彬、陈烈民、秦文彩、李敬等都来自“石油师”。
1952年底，玉门油田原油产量达14.26万吨，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油田。1953年，玉门油矿被列入国家“一五”计划。此后，大批的技术专家、工人、学生从四面八方向玉门汇集。1957年，玉门油田的原油年产量达75.54万吨，占全国石油总产量的87.8%。当年12月，新华社发布消息：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甘肃玉门建成。
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大学校、大试验场、大研究场所，玉门油田担负起了“出产品、出人才、出经验、出技术”的历史重任。一批批玉门人南下四川，北上大庆，东去庆阳，西进吐鲁番。每一个油田建设的主战场上，都留下了玉门人的足迹。著名诗人李季对此赋诗盛赞:“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从贫油到石油大国
1958年，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揭锅。没完成计划的，只有石油部。
彼时正值冷战，西方国家用石油“窒息红色中国”。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独臂将军余秋里临危受命，出任石油部长。
1959年9月26日，松嫩平原大同镇附近，一座名为“松基三井”的油井里喷射出黑色油流。当时正值国庆10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献给新中国的厚礼。此后，这个“工业学大庆”的“大庆”在新中国早期工业化建设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
1960年2月，一场关系石油工业命运的石油会战，在大庆揭开了序幕。1952年奔赴祖国各方的石油师人，在大庆重新集结。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的3万退伍兵也加入到会战的行列。之后，中央军委又给大庆分配了3000名转业军官。
在共和国经济发展历史上，只有石油工业是这样一直由转业、退伍军人做主力援军。或许，是因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业格外艰难。
20世纪60年代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数万石油大军挺进东北松嫩平原，克服无路、无粮、无房以及天灾人祸等重重困难，在松辽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
苦难磨砺下的石油行业，从来不缺少英雄。王进喜尤为知名。
这个连小学都没上过的放羊娃，从甘肃玉门带领1205钻井队来到大庆，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的豪迈誓言。零下十几度的严冬里，他跳进井场的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当搅拌机。这个“铁人”形象，被永远定格在石油工业发展的史册上。依靠铁人精神，大庆人高速度高水平拿下了大油田，从此，西方不再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家。
1970年，47岁的王进喜因病逝世， “铁人”真的拼去了20年。但这个朴实的工人直到今天仍享受着大庆的尊敬。大庆为他建立起一座漂亮的纪念馆，对大庆劳动模范最崇高的称呼是“新铁人”。
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原油产量大增，基础薄弱的炼油工业，发展则是迫在眉睫。
1972年，杭州湾北岸的上海金山卫。中国石化的前身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在这片“潮来一片水汪汪，潮去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沙滩上迅速崛起。
此后，中国的炼油工业在克拉玛依、冷湖、兰州、大连等地新建了7个年加工能力为10-100万吨的炼油厂。上世纪70年代后又陆续兴建了茂名、大庆、南京、胜利、东方红、荆门、长岭等7个大型炼油厂。其他地方的大中型炼油厂，多达十余个。
1978年，全国原油年加工能力已达9291万吨，基本上与原油生产规模相适应。
至此，中国用实际，从“贫油”一直证到了“石油大国”。
航母的变身
如果说，前30年的石油工业，是一部浴血创业团，之后的30多年，石油行业逐步变身为一搜现代企业的航母。
1978年底，改革开放开始，石油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中国原油产量巨增，资源利用的效率却不高。即使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原油利用率也只有26%，这个数字甚至不如印度。当时部门和地方分割的管理体制，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1亿吨石油的加工企业由3个部门，20个省、市、自治区分头管理，不能全面规划、充分利用。要消除这些障碍，必须打破管理体制的分割状况。
1983年7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原来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管理的39个石油化工企业被划归总公司领导。
1988年8月，石油部撤销，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同时，1982年成立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分立，直属国务院领导。
30年来的的石油工业领导格局、管理体制，有了第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中国石油工业也基本形成以陆上、海洋、石化三大公司为基础、各自独立经营的格局。
1998年，国务院决定实施石油石化战略大重组，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石化总公司改组为两个大型石油石化集团公司，实现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三大石油公司基本实现了从政府向企业的转变。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1993年，我国再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中国的石油企业第一次走出国门。
中石油中标泰国邦亚区块，首次获得海外开采权益。此后，类似的“走出去”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石油工业逐步融入世界石油工业体系。
2000年，中石化股票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香港三地同时成功上市。中石油、中海油紧随其后。至此，我国以大型企业为主体的石油工业体系形成。
20年后的2013年，中海油对加拿大尼克森的151亿美元收购完美收官。这是中国企业成功完成的最大一笔海外并购。
新中国石油工业短短64年的发展历程，和世界石油工业史相比，相差近百年。但它却创造了诸多令世界瞩目的奇迹。
如今，雄踞世界500强多年的中国石油企业，已成为全球大公司阵营和世界石油工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未来全球石油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中国石油工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仍将继续。对于石油人而言，新的征程，永远未有穷期。电力的美好时代
电力的美好时代
本刊记者 吴杰
长江是中国最大的河流，巨大的落差蕴藏着丰富水能资源。
2003年7月10日，三峡工程第一台发电机组2号机组实现并网发电——开发长江三峡的百年梦想，在新中国变为了现实。
时间回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按动了国旗的起升按钮，标志新政权的五星国旗在电控下徐徐平稳地升起。毛泽东深吸了一口气说“升得好!”
新中国的电力工业，从此开始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领先的质变，以三峡工程为代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
800倍的嬗变
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仍中的电力工业犹如一条老驳船，被羸弱的纤夫拖着艰难上行。从1882年到1949年这67年间，全中国装了185万千瓦的发电机，194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用电量只有0.05千瓦时。
电厂凋零，设备残缺，电网瘫痪，运行维艰……新生共和国的电力工业，面对着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而今中国总装机容量已经突破11亿千瓦，华能、大唐、华电三家发电企业的装机容量均突破1亿千瓦。各大电源轮番上阵，可谓百花齐放。
其中，水电装机2.49亿千瓦，风电装机6300万千瓦，均居世界第一。光伏发电装机由基本空白增加到700万千瓦。中核、中广核和中电投控股下的我国核电在建机组30台、3273万千瓦，在建规模居世界第一。这还不算页岩气、煤层气、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电项目。
电源结构也日益多样化。
火电上，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公司总装机容量达到540万千瓦，成为国内目前最大的火力发电企业。全部建成后，装机总容量将达到6600MW，成为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基地;
水电上，三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2250万千瓦;风电上，以甘肃酒泉、新疆、内蒙古为代表，全国将建数个被誉为“风电三峡”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场;
太阳能利用上，青海柴达木盆地千兆瓦光伏电站并网发电……百花齐放的结果自然春光明媚。我国年发电量已达3.5亿千瓦时，为1949年的800多倍。
照亮中国每一处
对960万平方公里幅员的中国而言，“户户”通电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成就。
新中国后，电力工业飞速发展，中国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居民都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或许只有在很多城市的博物馆，才能找到一盏饱经岁月侵蚀却早已无用武之地的煤油灯。
上了岁数的老人们无限感慨：“60年前，这煤油灯可是个宝贝，它伴随我们度过了无数个昏暗的夜晚。”
但是，对我国数百万居住偏远的农牧民来说，电仍然可望而不可及。
由于无电户基本分布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面临资金短缺、实施难度大等问题，“户户通电”工程无疑是一场攻坚战。
不过，他们并没有等太久。
2006年2月至7月，国家电网公司分别与经营区域内尚未实现“户户通电”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签署了农村“户户通电”工程会谈纪要。
同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全面启动供区内农村“户户通电”工程。施工人员跋山涉水，不畏艰难，将一基基电杆、一捆捆导线背进地处边远的施工点……
在国家电网公司的努力下，至2010年9月20日，累计完成投资158.6亿元，解决了134.1万户无电户508.9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几百万群众告别了松明灯和煤油灯，从此过上了亮堂堂的生活。
除了国家电网公司之外，南方电网公司，蒙西电网公司，同样在辖区内推行了“户户通电”。
如今，遍布城乡的电网，如同一条条交错的经线纬线，为经济社会发展送去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电力在中国，真正实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能源大挪移
中国的能源资源分布极不均匀，煤炭资源的69%集中在“三西”地区(即山西、陕西和内蒙古西部)和云南、贵州，水能资源的77%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能源资源匮乏，用电负荷却相对集中。
开发西部的水电和煤炭资源，将它们转化为电力送往东部，是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三峡工程建设，为“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的电网格局提供了契机。
2000年，政府做出了“十五”末期送广东1000万千瓦的决定，全面拉开了“西电东送”大通道建设的序幕。
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和骨干工程，西电东送由南、中、北三大通道构成。
南通道是指开发西南地区水电和云南、贵州的火电，相应建设输电工程联合向广东送电。中通道是指以三峡电力送出为龙头，将输电网络向西延伸至长江上游地区，实现川渝和华中地区共同向华东、广东送电。北通道是指在山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向京津唐地区送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黄河上游水电和“三西”地区火电向华北、山东地区送电。
“西电东送”工程从2001年到2010年预计总投资在5300亿元以上。经过几年的建设，“西电东送”已初具规模。
南方电网公司有一张特殊的地图——南方电网地理接线示意图。图上红色广东，绿色广西，黄色贵州，褐色云南。10多年里，突破四省区地域界限的电网线在这张地图上一条一条地增加，联接成一张密实的大电网。
就是这张网，支撑了南方四省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使多数城市不再饱受拉闸限电之苦。
2010年，“西电东送”总输送能力已达到6630万千瓦，输送规模不断扩大，将西部能源输送到东部负荷中心，实现了能源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随着中国电力企业的壮大，他们也开始走出国门。2008年，华能集团全资收购了新加坡大士电厂。2009年，国家电网公司接管运营菲律宾国家电网，这是我国电网企业首次经营外国国家电网。而中国电建的海外业务占比，早已超过50%。
电网珠穆朗玛
特高压是当今世界技术水平最高、电压等级最高的电网形态，能大大提升电网的输送能力。被誉为“电网珠穆朗玛峰”。
“我们非常羡慕。”2009年7月，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详细了解了中国的特高压技术和已建成的1000千伏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后，震惊地说。
令美国能源部部长震惊的这个1000千伏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是我国研制和建设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
这条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长达640千米，从山西东南部的群山起步，跨越雄浑的黄河、汉江，蜿蜒而至湖北荆门。
这是目前世界上输送能力最大、代表国际输变电技术最高水平的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标志着我国在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UHV)核心技术和设备国产化上取得重大突破。
解放初，中国只有6475千米35千伏及以上送电线路，电压最高等级为110千伏，电网只在小范围存在。
在国家电网等公司的数十年努力下，电压等级历经220千伏、330千伏、500千伏、750千伏、1000千伏。电网规模也不断扩大，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电网。
2009年，国家电网公司提出了“坚强智能电网”的发展规划。力争在2016年至2020年建成统一的“坚强智能电网”。与此同时，南方电网公司也加快了智能电网的研究开发力度。
特高压电网的全面快速推进，智能电网试点的开展，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正式翻开了规范化、智能化的新篇章。海上的中国：60年的时光和一副蔚蓝的棋局
海上的中国：60年的时光和一副蔚蓝的棋局
本刊记者 刘青山
早在秦朝，人们就对海洋充满了想象。有徐福东渡，有《山海经》。
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既是先民海洋探索的高峰，亦成绝唱。
此后400年间，中国海运在闭关锁国中再无波澜。海洋的唯一功用，只是列强入侵通道。
西方世界却由海洋起步，开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清末，以李鸿章为首的的洋务派意识到，“凡一国之盛衰，在于制海权之得失。”由此组建轮船招商局，奇迹般战胜外国航运企业。招商局在战火中星流云散，所遗下的一支队伍成为了新中国远洋运输的重要源头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洋运输受制于波诡云谲的政治局势，不得不依赖海外力量，生存艰难。其后，得益于1.8万公里海岸线上数以十计的天然良港，以及中国日益庞大的外贸需求，中国自主经营的海洋运输业终得出头，成为影响世界海运格局的重要力量。
破冰
2013年9月，北极。
中远集团永盛轮船长张玉田站在驾驶室里，盯着前边破冰船开出的航迹，让永盛轮保持0.7海里的距离紧跟其后。速度稍慢，航迹中的冰就有合拢的趋势。
这是第一条穿越北极东北航线的中国商船。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航线，不仅因为比常规线缩短将近1/3的航程，而且可以避开苏伊士运河等政治敏感、航船密集区域。
新中国成立后，远洋运输的真正开端也是从破冰之旅开始的。
1949年，旧中国多数江海船只毁于日寇战火，部分船队驶向海峡对岸。只有一些残旧的内河船舶勉强运转。国际封锁的坚冰牢牢地包围着中国海域。为数不多的沿海航运尚且经常遭遇敌机轰炸，自然谈不上远涉重洋。
试图打破封锁的政治家们选择了一条巧妙的道路，即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航运合作。在两家合资公司中，培养出第一批航海人才。
其后的一次政治任务，成了中国远洋商船队伍的起点。
1959年，印尼发生排华事件，大批受迫害的华侨急需回国。当时我国没有远洋船，只好租用苏联的船舶接侨。不但条件苛刻，且工作不配合，为接侨增添了许多困难。
受到刺激的中国政府从微薄的外汇中拿出90万人民币，通过捷克从希腊轮船公司买来一艘上世纪30年代英国造的远洋客货轮。这艘船当时已经停航报废。在香港修好后，改名“光华”，意为“光我中华”。
1961年组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国际海运企业——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组建第二天，即派出“光华”轮驶向雅加达接侨。
“光华”轮在一片旗山人海中徐徐离开黄埔港码头，拉响了共和国开向远洋的第一声汽笛。
这一天的黄埔港盛况空前。人们的喜悦，在陈毅元帅的一首《满江红·参观光华海轮》中找到了缘由：海运百年无我份，而今奋起多兴旺……
探索
海运成本低廉，是运送大宗物资的首选。然而在1979年之前，广州等地的货物要想运到北方，只能选择铁路、公路。政治对立造成的台湾海峡封锁成为中国近海运输难以突破的关隘。
1972年，隶属交通部广州海运管理局的“五指山”开辟了绕行台湾海峡的航线。1979年，随着政治局势松动，同属该局的“红旗121”冲破了封锁长达30年的台湾海峡禁区，大量物资得以就近运输。
探索新航道的举动，同样出现在远洋运输领域。
1967年，“敦煌”轮从黄埔起航，开往西欧，标志着新中国第一条国际班轮航线开通;1973年，中国外运与日本班轮公司合作，开辟了我国首条集装箱运输试运航线，开创我国集装箱运输的先河;1979年4月18日，“柳林海”轮抵达美国西雅图港，标志着30年横亘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坚冰开始消融。
1964年起，中国航运公司开始按照国际惯例，使用贷款购买船只，用赢利进行还贷。在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的时代，这种模式推动了中国船队规模的逐渐扩大。
在对待船只来源问题上，当时的航运企业按照周恩来总理“买造并举”的指示，开始尝试在国内造船企业订购商业用船。
对于当时以满足国防需求为主的造船业而言，海洋运输带来的民船需求改善了其产业结构，为这些企业日后军民融合式的发展积累了最早的经验，更为海洋运输业本身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船只。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运企业融入世界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79年，首批外派船员登上日本籍油轮，这是船员外派的开始。
在一批又一批外派船员中，有一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船长。他就是魏家福。魏家福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中远公司，在远洋船上当无线电报务员，从此开始了航海生涯。
尽管因对航运市场低迷期的判断过于乐观，令其在临近退休时遭遇到了诸多质疑和指责，但“船长“魏家福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
魏家福执掌中远的15年里，中国国企第一次在海外上市，并涌现出了和国际航运巨头抗衡的庞大商船队伍。
一直以沿海航线为主的上海海运管理局此时开始打破传统格局，将船舶的调度经营权下放给所属船公司，相继开通了国内至韩国、日本等的石油、集装箱外贸运输航线，使内、外贸运量都不断攀历史新高，特别是在沿海煤电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好评。
拓展
作为中国近代航运业的精神源头，招商局依靠战火中遗留的几条船只，在维多利亚港支撑着航运业局面几十年。直到1978年，资产不过亿元左右。
这一年，曾率军解放深圳蛇口地区的袁庚来到招商局集团，出任其第32任掌门。随即袁庚向交通部汇报称，应“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争取5至8年内将招商局发展成为能控制香港航运业的综合性大企业。”
袁庚振兴航运业的思路是，在地价相对便宜的广东，找一块地发展为航运服务的后勤及配套产业。于是有了蛇口工业区。按照这一模式，招商局一面购进船只，引进投资者扩大船队规模，一面出手布局码头。
现在，招商局不仅是航运巨头，也是全球前三的码头运营商。旗下港口分布于珠三角的香港、深圳、漳州;长三角的上海、宁波;渤海湾的青岛、天津。
1984年，逐渐扩大的中国海船队伍再次遇到了产业下游的压力。港口有限，导致压港压货严重。
11年前，为了缓解这一局面，周恩来总理曾要求，用3年时间改变港口面貌，为航运业发展扫清家门口的障碍。5年后，中国港口吞吐量提升了1/3，达到3亿吨。但事实表明，港口的发展还是没有跟上海运的步伐。
这一次，交通部提出，“有水大家行船，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一起干，国有、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政策。这一时期，沿海和远洋运输得到了快速发展，水运完成货物周转量于1988年超过铁路。
从此，港口与航运相互促进成为中国海洋运输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港口与航运也逐渐融合在一起。
1997年，以广州、上海海运管理局与大连轮船厂为主体，一家以海运为主业的央企成立，即中国海运集团。与中远一样，逐渐走上了围绕航运主业展开码头运营等业务的发展道路。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海运行业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从2010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和第三大航运国家，港口吞吐量和集装箱装卸量稳居世界第一。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伴随着世界工厂地位确立的同时，必然是海运大国的成长，反之亦然。中国海运事业的发展和变迁，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海运格局的版图，直接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今天流行什么?如果有一个成语能描述电信行业，那肯定是：一日千里。
今天流行什么?如果有一个成语能描述电信行业，那肯定是：一日千里。
本刊记者 吴杰
“东方红”乐曲，每逢整点时间，乐曲《东方红》总会在西长安街的上空回荡。这座1952年兴建的北京电报大楼，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的噪音还很小，清脆的钟声可以传得很远。那时，到彻夜通明的北京电报大楼发封电报或是打个长途电话，算是件很奢侈的事。
今天，这座著名的电报大楼里，电报业务柜台“蜷缩”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每天打电报的用户也只有几位。
从书信到电报、电话再到可视电话，从传呼到大哥大、手机再到智能手机，从GSM到3G再到4G,从拨号上网到宽带、百兆宽带再到移动互联网，从纸条到短信、QQ再到微信、易信……发生在电信领域的进步和变化，几乎都是划时代的。
如果有一个成语能描述电信行业，那肯定是：一日千里。
它们渐近渐远
电报
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迅速恢复和发展通信。1958年，北京电报大楼投入使用。
1970年，电报一个字要3分半钱;发一封信件，邮费8分钱。
1985年以前，北京电报局的公众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300万份，占电报局业务总量的一半。
1987年，中国65个城市开放了用户电报业务,全国交换机、集中器总容量已达2.3万门，用户数达到7400多户，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为国际业务终端局、以省会城市为骨干的国内、国际用户电报网路体系，同时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全自动交换，用户电报已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通信手段。
2001年8月1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取消公众电报业务中的特急和加急业务。传统电报业务淡出日常生活。
传呼
“手持大哥大，腰别BP机”。上世纪90年代初，该组合曾为先富和装富的道具。
联通寻呼是国家公众通信网中最大的无线寻呼网，其前身是中国电信属下的无线寻呼业务。高峰时期在网用户6000万，网络遍及中国城乡。1999年，该业务从中国电信剥离并组建“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月又成建制划入中国联通，成为联通的一个业务部门。而不到两年，用户的流失量即高达千万。2005年底不足100万户，每年亏损都在1亿元以上。
试转向股票、警务等专业化服务无果后， 2007年 3月底，中国联通发布公告，寻呼服务业务在全国30个省市正式停业。
书信
写信，是慢时代的标志性情报传递工具。
邮政局(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收寄书信。人们全国的所有角落期待邮递员的到来，也更多的关心“有没有我的信”。
后来的短信、微信，或者电话、视频，这种即时通讯让人们失去写信的动力。对于邮政局，与个人提笔忘字一同出现的就是曾经最繁杂的工作——收拣、投递信件业务已经萎缩到忽略不计。
现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重点业务已经变为银行、快递、包裹和报刊订阅。
它们正在流行
固话
中学课本《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文中，长途电话则成为了连接首都与平陆以及各个相关单位的生命线。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电话，就没有这61个阶级兄弟的生命。
新中国的电话，最初二三十年间，多分布于机关、国营单位、商场、商店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城市开始使用公共电话。
至于私人电话的逐渐普及，得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一部电话的初装费达到上千元，还要排上半年的队。
随后的20多年，固定电话开始从一种身份的象征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2008年底，全国固定电话用户数达到34035.9万户，比1949年增长了1560倍，固定电话普及率由每百人0.05部提高到每百人25.5部。
固定电话不存在充电及手机信号辐射的问题，但受移动电话的冲击，近年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固定电话用户流失严重。根据中国工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7月底，仅有2.72亿用户在使用固网电话服务，占全中国人口比例的20.5%。
现在正在流行的，也在慢慢消逝。这是个关于变的不朽哲学。
移动电话
手机的出现，可以说是个伟大的发明。只要有信号覆盖的地方，可以随意接打电话、登录网络，与外界取得联系。
1987年，广州开通了我国第一个移动电话局，首批用户有700个。
1994年，我国第一个省级数字移动通信网在广东省开通，容量为5万门。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的手机用户呈裂变级增长。2001年11月底，中国移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用户过亿和客户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
根据工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7月31日，中国共有11.85亿移动通信服务用户，占全国人口的85%。
手机业务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或许是缘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的共同努力下，以前的手机信号不稳、覆盖区域较小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信号较强，地铁、电梯乃至珠穆朗玛峰顶均可覆盖。
2008年5月8日，北京奥运火炬登顶珠穆朗玛峰通信保障任务的圆满完成，就是重要的例证。
网络
尽管1994年中国才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5.91亿，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普及率为44.1% ，较2012年底提升了2.0个百分点。
尽管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然而这一领域里前进的空间还很大。
有线宽带方面，目前中国开始推行“宽带中国”战略，两大骨干网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在投入巨资改善中国宽带的现状，百兆宽带及光纤改造已在推行中。
相比有线网络，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取得蓬勃发展。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7月31日，11.85亿移动用户中，有8.2亿用户接入移动互联网，其中3G上网用户总数达2.5亿户(3G用户3.2亿)，月平均使用流量超过120兆。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未来4G的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的成绩将更为显著。
变则通
电信行业史，最大的关键词是拆分重组。
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
1994年3月，国务院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中国电信前身)分别改为单独核算的企业局。
1998年，邮政和电信主营，邮电部拆分为国家邮政局和信息产业部。同时，电信业政企分开，信息产业部负责电信行业监管，中国电信横空出世。
企业方面，大动作也是接二连三。
1994年7月19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联合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在市话和移动业务方面与中国电信展开竞争，中国电信业的坚冰被正式打破。
1995年，中国电信进行企业法人登记，从此逐步实行政企分开。
1999年7月，中国电信基本完成原固定电话业务与移动业务的分离工作。2000年4月20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成立。一个月后，在剥离无线寻呼、移动通信及卫星通信业务之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正式成立。自此，中国通信行业进入多元化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至今，通信市场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重组，通信市场结构变得更为合理：由中国电信一家经营到中国电信和联通分庭抗礼，再到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铁通、中国卫通六家逐鹿;最后形成了六合三的综合运营局面。
目前，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别在世界500强电信企业(总共20家)中排名第4位、11位和14位。
通过不断的努力，目前中国100%的行政村通电话、100%的乡镇能上网，95%的行政村建立了农村信息服务站，3G网络基本覆盖全国。
在中国移动、大唐电信等企业的努力下，通过不断的研发，中国拥有了自己的世界级移动3G和4G标准。
电信业对国民经济和老百姓信息生活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然而，与其他行业普遍存在的价格上涨不同的是，电信业的价格走势一路向下。
有全球第一大的电信用户市场做后盾，有世界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电信运营商的支持，中国电信行业的未来，谁能限量呢?
药企的三步
新一轮医改后，中国航母级医药企业已然崛起
本刊记者 余智梅
2003年，“非典”突袭中国。这场世纪疫情把整个中国拖入了与疾病抗争的大规模战役。
呼吸机、X光机、诊断仪器、抗病毒药物、激素等医药用品，一时供不应求。危急之中，中国医药集团、华润集团为代表的医药“国家队”，迅速出击，确保医药物资及时调运到疫情防控一线。
中国医药企业应对危机的速度和实力，让很多跨国企业为之震撼。
其实，这只是新一代医药企业日益崛起的一个缩影。
1949年至今，中国医药产业走过了艰难而又辉煌的64年，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国医药工业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缺医少药”的局面，在振兴中走向了强国之路。
公私合营
解放前，中国饱受内战和反帝战争的蹂躏。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等疾病肆虐。战后初期，中国人平均寿命不到35岁。
建国初期的医药产业，完全以国家统筹为主，政府出资大力加强制药工业基础建设，国家实行严格的产、供、销计划管理。
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成为行业的主流。一些百年老店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或坚定，或犹疑。
1954年，中药老字号同仁堂实行了公私合营。翌年，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在天安门城楼向国家领导人递交了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
1957年，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了中药西制的先河，给中药企业创造了新的典范。
“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创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600年)的广州陈李济药厂在漫长的3个多世纪中，曲折跌宕，几经沧桑。
1954年公私合营时期，以陈李济为主厂，先后并入神农、万春园等七家药厂，一家甘泉药社，一家大生合记蜡店，组成“广州陈李济联合制药厂”，成为又一公私合营药企。
被称作新中国第一家国营药企的美罗药业，其前身为大连满铁卫生研究所，始建于1925年8月。1958年7月，美罗药业在中国率先独立研制成功红霉素，一举震惊世界。
改革洗礼
历史是耐人寻味的，每个事件都充满了偶然，偶然中又往往隐藏着必然。
1976年，邓小平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主宰者。中国的方向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巨大变化。经济建设成为了中国的主旋律。
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计划经济中的一部分产物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走入中国。
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人们对于医药产业的需求大增。医药市场出现了供小于求的局面。
一种中国特色的企业形式——集体所有制企业给前进中的医药行业注入了新的力量。很多的市、县、区政府都相继开办了药品生产企业，甚至很多地方军队系统也参与了进来。
这些集体企业创建之初，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先天不足，生存环境备受制约。或许由于一直心存危机，大部分集体企业迅速找到了一条求生之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存活下来。 更有不少企业走向了辉煌之路。
1986年后，医药行业迎来高速发展的十年。这一时期，一批新的医药企业在中国医药工业史上崛起。
成立于1991年的三九集团，曾是中国最大的药企。旗下三九胃泰系列、三九感冒灵系列、三九皮炎平软膏等一批名牌产品享誉全国。
中国第一家上市药企哈药也是街知巷闻的品牌。这与它的迅速崛起和成功的营销策略不无关系。圈外人知道“哈药”，大都是因为它在近年广告中的频频露面。
上海是中国医药工商业的发祥地，曾经成就了一批中国最早的民族医药企业。诞生于1996年的上药集团如今已成为一家集科、工、贸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并跻身中国工业企业一百强。
1978年至2008年，历经改革大潮洗礼的中国医药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来，中国医药工业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医药工业产值年均递增16.8%，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航母崛起
“十六大”以来，中国的医药行业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走多元化道路的中国药企步入了高科技时代，发展迅猛。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医药企业产值，尚不如美国辉瑞一家。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医药产业。
回顾美国和日本的医药产业“黄金时代”，都与当时两国推行医疗改革紧密相关，有力推动了药品市场发展。由此带来的是两国医药产业集中度迅速提升，跻身为全球医药市场前两位。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也一直在进行中。
2009年3月17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吹响了新一轮医改的号角，中国医药产业获得了大展宏图的绝佳契机。
组建大型医药航母成为中国医药行业的目标。中国医药企业的强强联合成为新时期医药产业的新象。
华润并购三九集团、整合北京医药集团;上海医药集团吸收合并上实医药和中西药业;中国医药集团完成了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四家央企的重组一系列的强强联合，医药航母的鼎立之势初步形成。
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医药集团、华润医药集团等工商一体的骨干企业集团，通过并购重组迅速扩大规模，实现了产业链整合和市场竞争力提升。
目前，中国已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医药工业集聚区，正在由“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迈进。
而世界500强中的华润集团、中国医药集团，已然成为医药航母的领航者。这令中国药企在与跨国企业的竞争中，增添了几许优势。中国造：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中国造：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本刊记者 杨帆
秋日。上海。世博园船舶馆。
这座2010上海世博会浦西园区的主体场馆，矗立的地方就是“中国第一厂”江南造船厂旧址。
作为19世纪中国工业化发轫的历史见证，江南造船厂的一个旧厂房，被重新设计和改建，以世博园船舶馆的新貌，留在了黄浦江边。
这个船舶馆，走过了中国机械制造业140多年的历史。
江南造船厂为中船集团下属企业，前身是洋务派先锋曾国藩和李鸿章1865年设立的江南制造局。它是中国船舶制造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民族工业摇篮、近代机械制造业的开山。
此后，中国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
一切当以机械制造为先行
近代机械工业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因缺乏基础和支持，进展非常缓慢。
1949年，对三千年文明的中国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大河上下，满目疮痍;长城内外，百废待兴。一切当以机械制造为先行。
1951年6月，哈尔滨电机厂率先成立。成立之后的几年，周围还是一片无人烟的荒甸子。秋去冬来，那些为着梦想从南方赶来建厂的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东北的酷寒：带着厚厚的棉帽子，围上大围巾，还会冻眼皮。尽管如此，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还是分别在1954年和1956年迅速崛起在一片荒野中。
中国是农业大国，千年沿革的牛马畜力耕作方式，让农业生产在整体进程中出奇的蹒跚。建国初期的一次国务会议上，周恩来曾总结列宁的一句话用作动员，叫做“共产主义就等于十万台拖拉机”。照搬苏联模式现在为很多研究者所诟病，但政权初定加冷战时期的背景，新中国除了苏联无因可循。即使是从现在回看，当时因循苏联以拖拉机作为新中国新农业的发端，也是完全合理的。1955年10月1日，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厂奠基。彼时这还属于国家机密，厂名用的是任何人不明所以毫无指向性的数字，叫081厂。
1956年，第一重型机器厂在齐齐哈尔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的前身。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重型机械厂，中国最大的铸锻钢生产基地。
“一重”厂门前广场上有座17.7米高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像，为中国最大的纯白钢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像，1969年由“一重”铸造。这是“一重”冶炼浇注技术当时的最高水平。
随后的几年里，更多企业次第诞生。
1958年，德阳水力发电设备厂建成，后更名东方电机厂。这是中国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和电站工程承包特大型企业--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同年，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在四川成都成立。
1959年7月，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成立，这是西电集团公司的前身。
现在的机械制造业巨头，大多是那个时候兴建的。
历史不忍细看
上述企业成立初期，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更没有今天五百强企业这样的气势。但是，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与共和国一起迈过了一个新世纪。
哈电集团在成立初期得到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但很快，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旋即撤走。哈电“三大动力”(哈锅、哈汽、哈电机)只能自力更生，封闭发展。同时留苏学者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哈尔滨，在客观上形成了哈电的技术优势。
此后的哈电创造了我国发电设备制造史上的多个“第一”，产品遍布全国各地。水轮发电机约占国产水电机组总装机容量的1/2，汽轮发电机约占国产总装机容量的1/3。
这一时期的机械企业，多与哈电集团的经历类似。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所属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也大多建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当时还流行一句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
中国人向来不大向外援服软的。苏联的突然翻脸，只是让这些主人翁更拼命。彼时的工业群像中有一个标杆，就是王进喜。
门缝中的曙光
厂子建成了，机械制造工业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自力更生作为中国当时的战略抉择，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不屑去国际上讨价还价，沿着自己的路努力往前走。
从早期简单仿制国外的机器，到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备是建厂初期的首个门槛。
1958年7月20号，第一台手工试制的东方红—54型履带拖拉机出厂，这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向国家交上的第一份答卷。应该说这份试卷卷面成绩相当高。上世纪70年代初，一拖每年生产15000台升级版的东方红75型履带拖拉机，正是这些东方红拖拉机完成了当时全国70%以上的机耕任务。
1959年11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一拖落成典礼上宣布：“中国人民耕地不用牛的时代来临了!”
大名鼎鼎的江南造船所，经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后，解放后被收归国有。1953年易名江南造船厂，成为中国船舶工业的领跑者。它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还有第一艘自行研制的国产万吨轮“东风”号。
上世纪80年代，哈电集团意识到国内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30万和60万千瓦发电机组全套技术，研发了我国首台亚临界60万千瓦发电机组，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大容量发电机组的历史。
白驹过隙。这些成了中国机械制造业的一个倏然远逝的光影。
改革开放，每个企业都在做冲刺的准备。紧锁的门缝有一线光亮照进来，没有人敢松气。起跑的时候到了。
整合集结号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狂飙突进时期。在更自由的空间下，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美国纳斯达克和香港的股市同时向更多的中国大陆的企业伸出了橄榄枝。
上市集结号一旦吹响，中国的机械制造业就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冲刺。一连串的中国机械制造企业，或并购或重组，实现了整体上市，或拥有上市企业。
1996年，江南造船厂更名为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正式入驻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无论在生产规模还是在设施上都处于领先水平。江南造船厂时代造一条船最长要6年，现在从签合同到交船一般是21个月。
2008年3月23日，国机集团总裁徐建出现河南洛阳的一拖集团总部，一个月前，国机集团与一拖集团的重组方案被正式批准。这是震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件大事。同年5月11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揭牌。对波音与空中客车而言，这个中国的新央企已经显出虎视眈眈的气场。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面临市场困境的机械制造行业大步迈入整合时代。
2013年7月，曾被列入“39家重要骨干企业”的中国二重，因连续亏损，整体产权无偿划转国机集团，作为重组后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1997年才成立的“新兵”重组1958年出身的“老兵”，这两大机械制造央企间的重组，或将成为重装行业乃至央企系统重组的新序幕。
中国机械制造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路走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文中提及的这些企业不过是这60年历程的一个缩影。很多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机械制造企业，最初只是简单地想要“觅制器之器”，挫折和磨难之后，很多企业消失了，硬撑下来的，则一步步地从荒野走上了今天的T台。
如今，全世界的股民都在关注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因为这一切已经与他们自身的钱袋息息相关。北京八大处的一个山间茶社，意大利的糕点师安德里亚一边看茶单，一边翻看着手机中的信息，突然他一拍桌子，“江南重工涨了!”
江南重工，是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的上市子公司。
未来，中国机械制造与世人的关系，也许更加紧密。黑金风云：不可再生资源从多快到好省
黑金风云：不可再生资源从多快到好省
本刊记者 吴杰
头顶“当今世界上第一产煤大国与第一消费大国”的帽子，对中国而言，第一基础能源若不是煤，就没有别的选项。
“富煤、贫油、少气”的新中国，依靠煤、依赖煤以最低成本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艰难起步，煤炭工业60多年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落后的小煤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现代化煤矿;
被称为散兵游勇的小煤窑老板少了，国有煤企主导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横空出世了;
频发命案、生命没有保障、赚钱第一的小煤矿关了，拥有井下应急逃生系统、注重环保的现代化大矿建立了……
历史名矿
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镌刻着1881年开滦创造的三个第一：“开平煤矿建成出煤”;“开平煤矿至胥各庄铁路投入使用”;“中国制造‘火箭号’蒸汽机车”。
对于中国的煤炭工业而言，“开滦”二字无法回避。
开滦集团位于河北唐山，前身为开滦矿务局。始建于1878年。由清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创建官督商办开平矿务局，此后盈利颇丰。当时南有江南制造局，北有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成为洋务运动中的典型。
作为中国大陆最早采用西法开采的大型煤矿，开滦被称为中国煤炭工业的源头，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创造了多个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随后的不同时期，开滦煤矿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
解放后的开滦，在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两次表扬开滦为国家“出了力、立了功、救了急”，全国工业战线开展了“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
安源煤矿也是在煤炭工业史上值得一提的名矿。
1898年，清末官商盛宣怀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之需，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采矿技术开发安源煤田。安源煤矿由此成为中国最早采用机械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时为中国十大厂矿之一。
1922年，毛泽东等人在此点燃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圣火，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安源工人大罢工，“安源”从此驰名天下。
安源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煤炭基地之一。它可以看作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缩影。1949年后，在安源等煤矿的基础上，萍乡矿务局成立。经过恢复和建设，为江南第一大煤矿。
重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煤炭行业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运行：所有的煤炭生产任务都由国营企业承担，依赖国家投资，企业的生产、销售、定价完全按照政府计划执行。
由于违背价值规律，计划经济下的煤炭产业出现了煤炭供不应求和煤企连续多年亏损并存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煤炭工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大中小煤矿一起搞”。
上世纪80年代后，各地小煤窑在“有水快流”的思想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截止到1997年底，我国共有大小矿井6.4万处。
随着粗放式采煤而来的，是因此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地表塌陷等。仅山西一省，这些损失每年至少在300亿元以上。矿难更是各地频发。
煤炭行业“小散乱”的状况持续多年。21世纪前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合。
贵州六盘水，“以煤立市”。1998年开始，以3家省属大型煤炭企业为依托，先后3轮对2475家地方煤矿实施了全面整合。整合后，原煤产量大大增加，从不足2500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5100万吨。
更令人瞩目的大规模行业整合，发生在有“煤乡”之称的山西。
2000年起，山西几番整合，煤矿数量逐年减少，煤矿“多小散乱”的格局得以改变。但资源浪费、矿难频发的状况仍在。
2008年，山西以壮士断腕之勇，强力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共关闭淘汰矿井1500处;办矿主体由原来的2200多家减少到130多家,形成了4个亿吨级、3个5000万吨级、11个千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集团;煤炭产量大幅上升,2010年全年产煤7.41亿吨,创历史新高;煤矿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加强,2010年百万吨死亡率由2008年的0.53%下降到0.187%。
2002年至2012年是中国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大量资金涌入煤炭行业，造成了煤炭产能过剩，每年过剩产量6-10亿吨，这个数字，约占需求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国际上，受金融危机影响，大量煤炭资源也进入了中国，对国内的行业产生了冲击，进一步加大产能过剩，整个煤炭行业困难很大。
煤炭企业最突出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单一”，“一煤独大”。转型势在必行。
历经三个世纪岁月积淀的开滦放下荣誉包袱，再次走在转型的前列。
2004年开滦提出欲打造中国的鲁尔。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的鲁尔，是典型的传统工业地域，也是世界资源型城市成功改造转型的经典案例。
2008年7月，开滦正式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分七条线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历经阵痛，这家资源型老企业的转型带来连年跨越，成效显著。2013世界500强名单上，开滦集团的排名从2012年的490位升至415位，提升幅度明显。
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等完成的《开滦集团转型发展调研报告》认为：开滦集团走出了具有开滦特色的转型发展道路。
世界资源型企业转型就此诞生了中国典范。
现代大矿
1982年7月，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成立。这是中煤能源集团公司的前身。经过多次资产重组后，如今是我国煤炭行业最具特色的大型企业集团。
平朔煤炭工业公司与其同年建成，1997年6月并入中煤能源，成为其核心生产企业。
1987年，中美合作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建成投产。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煤矿开工时曾引起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轰动。
一步跨越三十年。安太堡露天煤矿推动了中国煤炭工业露天开采水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平朔安家岭项目2006年建成投产，首创露井联采模式，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的新标杆。现代化的平朔矿区采用先进的露井联合开采方式生产原煤，极大提高了资源回收率。2010年12月15日，平朔公司原煤产量首次突破亿吨大关，建成我国首座单一的露井联采的亿吨级矿区。
如今，中煤平朔集团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资源回收率最高、多项指标位居全国领先水平的露井联采的特大型煤炭生产企业。
另一家大型煤炭企业神华集团，因其令人吃惊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而备受瞩目。
神华集团成立于1995年。成立伊始就有一种强烈危机感：再丰厚的资源也有用完的时候，资源的最终“枯竭”是所有资源类企业无法回避的“宿命”。
危机之下，神华在短短10余年，建成了一个集煤电化、煤气化、煤焦化、煤液化四化合一的全球最大煤炭综合能源企业。仅以火电为例，神华拥有的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五大发电集团中的中电投。
中国煤炭运输呈现“西煤东运”和“北煤南运”的格局。煤炭运输成为制约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神华是唯一能够打通整个物流链的煤炭企业。
2009年神华提出“大销售、大物流”发展战略，2010年更明确提出打造“中国煤炭沃尔玛”。神华将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还将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煤炭交易商，市值增长空间自此打开。
由于煤电路航港一体化发展，神华的业绩在中国煤炭业无以伦比，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其利润远超五大发电集团之和。江河安澜：千百年的水患至新中国画了休止符
江河安澜：千百年的水患至新中国画了休止符
本刊记者 徐黎
人类的历史和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都与水密不可分。
从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到秦朝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再到隋唐时横跨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历代都把兴修水利作为安邦大计。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座座“长虹”凌空飞跃，一条条“巨龙”逶迤向前，一片片绿洲奇迹般诞生，一个个水利工程润泽山川……
锁住黄淮海
淮河流域的江苏省宿迁市西北，有座安澜龙王庙。解放前人们到这里，祈求龙王降以风调雨顺，江河安澜。那时的中国，水利不修江河紊乱。百姓饱受水患灾害，寄望于图腾。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只有22座大中型水库和一些塘坝、小型水库，江河堤防4.2万公里，几乎所有的江河都缺乏控制性工程。次年，淮河流域的一场大洪水淹没土地4700多万亩，死亡上千人。毛泽东两个月内四次批示治理淮河。
当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治淮兼筹的指挥方针。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大幕首先在淮河两岸拉开。
在淮河润河集段，建设者们修筑了一座可分泄洪水的水闸，这是我国第一座在大江河干道上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
在人们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情中，整个润河集水利工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于1951年竣工。但是，新建成的润河集水利工程却在三年后的淮河洪水中被彻底冲毁。
新中国治理江河的初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接连批示治理三河：“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从那时起，各大江河的流域防洪规划、水文基础资料整编、防汛抗洪科学研究等工作全面展开，蓄泄兼筹的江河治理方针逐步形成，开展大规模的防洪工程建设，相继开工兴建了官厅水利枢纽工程、长江荆江分洪工程、导淮工程等，初步控制住了常遇的洪灾。
黄河范本
邙山的桃花裕是长江中下游的分界线，从桃花裕往西黄河裹夹在群山间，向东则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这是黄河泥沙所造就的一个广袤的冲积平原。近2000年间，黄河决口1500余次，大的改道26次。因此，人们常说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两岸人民饱受其害。
1955年，《治理黄河的水利规划》在全国一大会议上高票通过。三门峡于1957年4月开工兴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程项目，这也是解放后中国人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个水利工程。
1960年9月，三门峡水利工程完工开始蓄水发电，然而新建的工程运行不久，人们便发现大量泥沙淤积在库区上游，渭河平原受到严重影响，古城西安岌岌可危。通过两次改造，将三门峡工程从原来的高坝大库，变成了蓄清排浊的低水头径流的发电的水坝。
如今黄河之水在大坝前静流而下。作为一个发电、灌溉、防洪综合工程，年发电量10.5亿度，为冀豫晋三省提供电力，同时为豫晋两省防洪，兼为豫地供水。
黄河上游的刘家峡、龙羊峡、八盘峡、青铜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对黄河上游水利开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要实现对黄河下游的开发，就必须在黄河下游地区修建一座大型的水坝。
几经选址，1994年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开始建设。到2001年完工，它是黄河流域开发规模最大、最复杂、控制流域最广的水利枢纽工程。
每年汛期，小浪底开闸调水调沙，成为黄河上最绚丽壮美的风景，也为综合治理黄河泥沙和生态保护提供了一个范本。
截断巫山云雨
武汉长江边，有一座大禹塑像目送着大江东区，毛泽东曾经面对这大江东流汲水，并写下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早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建设三峡大坝的设想。
新中国建立后，三峡大坝的建立工作一直是国家日程上的关键要项。由于当时世情不稳，综合国力不够、造坝技术的限制等等因素，30年后在长江上建起的第一座坝是在三斗坪下游38公里处的葛洲坝。
1992年4月，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建设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为建设三峡、开发长江，1993年9月，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成立(2009年更名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全面负责三峡工程的建设与运营。
随着大坝浇筑到顶，1993年，百万库区移民为了三峡建设，不得不叩别黄土下的祖辈魂灵，离别故土。城镇乡村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下，沿岸山坡上座座崭新城拔地而起。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15年后，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水利工程建设完成。这座大坝最大坝高181米，坝顶总长2309米，体积为1600万立方，总库容达393万立方米，可使下游荆江河段的抗洪能力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
同时，三峡年发电量达900亿度，是世界上库容最大、发电量最多的水电站;三峡船闸年单向通过能力为5000万吨，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船闸，使长江年运量提高4倍。
三峡工程是一项把梦想变为现实的伟大工程。它改变了川江的面貌，高峡平湖从此成为现实。
水惠和水利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视察长江时，询问水利专家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一部分到北方?”当时，他手中的铅笔，在地图上久久地指着丹江口一带。
丹江口水利工程在1958年正式开工。它是后来南水北调工程的中线起点。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 “南水北调”一词第一次见之于中央正式文献。
丹江口水利工程是中国人自己承担勘探、设计和施工的第一个综合性的水利枢纽工程，被周恩来誉为“五力俱全”。它的建设，使中国水利人终于丢掉了“洋拐棍”。
现在丹江口大坝依然在不停地补建增高。完工后，它身后的丹江口水库将成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一支碧水从此径流京城。
2002年12月27日，继三峡工程之后，我国又一个重大的水利建设工程——南水北调正式开工。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整个工程规划2050年全部完成，调水总规模为448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将使千载奔流的长江水，跨过淮河、穿越黄河、涌入海河流域，滋润华北干渴的土地，沟通京津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两大江河千里携手，长江、黄河儿女将同饮一江水。
水利建设是科学防控洪水和调度配置水资源的重要手段。水利工程设施体系的不断完善，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和象征。在辉煌的水利事业背后，一些水利企业也随着行业的大发展，步入现代化的企业的队伍。
2002年12月，上世纪50年代初成立的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经过几次合并与拆分，正式改组为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2007年，前身是1970年成立“330”工程指挥部的葛洲坝集团成功实现主业资产整体上市。随着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完成，2011年9月，它成为新组建的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核心成员单位。
如今，全国已建成各类水库8.7万多座，堤防长度29.14万公里，一些重点堤防建设和骨干工程全面建成。这些水利建设有效地减轻了水旱灾害，为共和国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太阳一出闪金光：中国的黄金产业，是用人和调动天时地利，是不踩刹车的储备
特约撰稿 满建军 本刊记者 赵春凌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兴安岭腹地团结沟。一支神秘部队悄然进驻。
1983年，家属们陆续来到这个荒僻之地。因离城镇太远，30多个随军子弟终日无事可做。职工大队队长程延宽提议，让子弟们跟着官兵上山去。22岁的姚金凤是部队职工姚鲜的女儿，正是其中一个。
这年夏天的某个黄昏平淡如常。被指派守溜槽的姚金凤傍晚收工前，发现溜槽内有块沾满泥沙的石头。细心的女孩拿至水里冲洗。这一洗不要紧，石头熠熠生辉—这是极难见到的“狗头金”，重2155.8克，形成耗时2亿年。
当时，全世界1公斤以上的“狗头金”不超过10块。
目前存放在国家军事博物馆里的这块金子，成了这支队伍引以为傲的镇队之宝。姚金凤这个略带乡土气息的名字，留在了历史的一页。
这支神秘的部队，隶属于后来的武警黄金部队—这是全球唯一的“寻宝”部队，任务就是为国家找金子。目前中国25个省区的戈壁滩、沙漠、林区、山区等艰苦之地，有12个黄金支队战士在寻找国家宝藏。
为什么中国要动用部队来找金子?
被遗忘的行业
1975年初，两辆红旗轿车疾速驶入北京医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王震匆匆下车，直赴病房，探望身患重病的周总理。
简短的寒暄后，周总理拿起病床一旁的黄金勘探报告，忧心忡忡：“国家没有硬货币，说话不硬气呀!”说罢，他将目光转向了王震：“你要把金子抓一抓，搞建设不能没有黄金!”
周总理的焦虑，缘于新中国成立后黄金行业长达16年的低水平徘徊。
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席卷了国库中的黄金储备，仅遗下区区6000两黄金。新中国在战争废墟中破茧而出，面对飞涨的物价，第一要务是抑制严重的通胀。
稳定物价的关键是发行新货币。第一套人民币早在1948年12月1日即已发行。但百姓饱受旧中国通胀之苦，人民币遭遇信任危机，金银炒卖风潮盛行。黄金俨然成了纸币的对立物。对黄金进行管制成了不二选择。
此时的外贸，以与苏联进行易货为主。黄金的双重属性被隐形化。加之新中国财力有限，急需发展黑色金属与有色金属工业，不少黄金职工被调赴其他行业。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黄金无用论盛行，整个行业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1950年至1957年，国家对黄金工业的投资每年仅100多万元，几乎是在“吃老本”。1949年我国黄金年产量尚有4.073吨，1962年仅有3.653吨。与其他工业突飞猛进相比，黄金生产反而下降一成多。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日趋恶化，外汇缺乏一时无计。国家开始将黄金工业列入国民经济计划。
在周总理的倡导下，1964年，中国黄金矿产公司成立。“文革”爆发后，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产物”于1969年被撤销。整个黄金行业管理体系被摧垮。
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金价持续上涨，一两黄金可以购买一吨钢材。黄金硬通货的功能显现出来，其政治和经济地位陡然上升。
事实上，标准的黄金，一直就是全球总货币，不需要任何政府的背书就可以自然流通。但当时的中国领导层用10多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开采黄金成了头等大事。
于是，就有了周恩来病床前的谆谆嘱托。
战争年代曾搞过黄金生产的王震临危受命，实施了一整套扶植政策，原本萧条的黄金生产迅速恢复。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邓小平又把振兴黄金工业的重任交给了王震。然而，西方人眼中“贫金”的中国，金子到底在哪里?
“让部队去找金子!”王震向中央大胆建言，“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这个提议，成就了世界军事史上一支绝无仅有的寻宝部队。
197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诞生。1985年进入武警部队序列，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部队。
变轨与飞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多数行业开始取消指令性计划，各工业部门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但黄金生产指令计划一直保持到上世纪90年代，滞后长达10年。堪称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此时的企业历经多年市场化改革，已是有独立经济利益要求的商品生产者。黄金统购统配管理体制不断遭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1993年的黄金私卖潮。
是年，国务院63号函下发，确认了黄金市场化改革方向。过去由国家定价的方式，改为随着国际市场金价浮动，按低于国际金价10%的价格收购矿产黄金。
此令一出，黄金私卖潮迅即退却。
其时，国内资本市场刚刚萌芽，黄金工业市场运营模式仍属混沌蒙昧时期。长期被严格管制的中国黄金工业，在尚未适应改革前行的节奏时，“推船下海”，步入市场经济时代。
坚冰破，壁垒开。这一变革的划时代意义善莫大焉，理所当然地列入共和国黄金史册。
十年后，黄金发展政策再度转型变轨。
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如今是全球黄金现货交易规模最大的黄金交易所。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业务、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业务共同发展的黄金市场格局，与黄金产业协同发展。
此后，黄金矿业企业的思想观念、商业模式、发展战略，历经多年适应、调整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2007年，中国取代连续百年雄居世界第一的南非，从一个被抛在后面的追随者，成为新的黄金生产领军者。
时下，金融危机阴霾尚在。中国手握万余亿美元外汇和千余吨黄金储备，独傲全球。这份稳健从容，自是中国黄金行业迅猛发展的最好诠释。
黄金工业版图
“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首《 浪淘沙 》，道出黄金自古便是尊贵和财富的象征，也佐证了中国采金史的源远流长。
哥伦布的一段轶闻，就与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有关。哥伦布生于意大利，这里是中世纪西欧第一枚金币的铸造地。他最早读的游记书是《马可·波罗游记》。后来航行去寻找书中“遍地黄金的中国”，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大陆。
中国幅员辽阔，黄金遍布全国20多个省区，总体较为分散。因产量少，曾被认定为“贫金”。但鲁豫黑闽等地，很早就是黄金主要产区。冀辽吉闽川陕等地也分布着诸多重点产金带。
鲁地自古多金，先秦时期泰山即已产金，现为中国产金第一省。所辖招远，因古语“招怀携远”得名，因盛产黄金闻名。河南灵宝，素有“中国金城” 之誉，小秦岭地区亦是著名黄金产地。黑龙江则是“三千里江山，金镶边”，砂金久负盛名。
挟地利之便，一些大型黄金企业生于斯，兴于斯，逐渐闻名海内外。
上世纪70年代，王震主抓黄金生产，两次到山东调研。山东各地掀起黄金生产热潮。或受此鼓舞，如今两家位列五甲的著名黄金企业，均建于彼时。
1974年，招远县成立黄金矿山局。这是山东招远黄金集团的前身。1975 年，山东省黄金公司也紧锣密鼓地宣布成立。
1979年，中国黄金总公司成立，其后,与冶金部黄金管理局、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实行“一套人马、三块牌子。”这是如今黄金行业唯一的央企—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前身。
福建并非传统的产金大省。紫金山铜金矿的发现，令其一跃成为黄金基地。1986年，地处闽西革命老区上杭县的国有独资企业上杭县矿产公司成立。此为紫金矿业集团的前身。
上世纪90年代后，黄金计划体制被打破。各地大量矿山小厂兴起。国土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浪费等现象严重。整个黄金行业格局小、散、乱，“只见星星，不见月亮”。
黄金行业适时推进规模经营, 提出了组建大公司、大集团的发展战略，由此驶出了一艘艘企业“航母”。
1993年8月，上杭县矿产公司改组为上杭县紫金矿业总公司，一年后更名为福建省闽西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有“有色金属的李四光”之誉的陈景河，当年接手公司时，企业仅靠买卖零星矿产品度日，年利润不到5万元。如今，一个原本专家认为没有开发价值的紫金山金矿，成为“中国第一大金矿”。
1994年6月，山东省体改委在其所属的八家骨干企业基础上，成立了如今的山东招远黄金集团。
1996年7月，原山东省黄金工业总公司和山东省属玲珑金矿、新城金矿、焦家金矿、三山岛金矿、沂南金矿改制成立为国有独资公司。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即以此为核心组建起来。
200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我国黄金工业企业挺进资本市场。“黄金板块”开始在中国资本市场纵横捭阖。
2003年1月，中国黄金总公司更名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同年，其龙头企业中金黄金率先挂牌上市，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股”。
此后，山东黄金、紫金矿业、招金矿业、灵宝黄金、恒邦冶炼等大型黄金生产企业相继入市，恭逢其盛，蔚为大观。
如今，中国黄金、紫金矿业、山东黄金、山东招金、灵宝黄金五家企业的产金量占全国的40%以上，效益占70%以上，保有的金矿储量占全国黄金矿山的50%以上。大型黄金企业主导我国黄金工业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随着黄金行业资源、资本和科技进步引发的大整合，再过几年，中国的黄金工业版图，也许另有一番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