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TPP的对策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

　　在2013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贾根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应对TPP的对策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TPP也就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最初是由智利、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四个环太平洋国家于2005年6月发起，由于发起国经济总量较小，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什么关注。直到2009年美国提出扩大TPP计划并开始高调主导其谈判之时，TPP才开始成为全球新热点。有许多人可能不关心TPP，但我要说，它对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我给会议提供了论文，共分六部分，大家可以仔细看下，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谈下每部分的要点。

　　第一，美国操纵的TPP是其高瞻远瞩的美元霸权全球新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单就经济方面而言，一般认为，美国操纵TPP的目的在于孤立中国、压缩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生存空间，遏制中国崛起。确实，这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但笔者认为，事情远非这样简单。如果把TPP与TTIP(即2013年6月欧盟和美国共同宣布将正式启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联系起来观察，就能更清楚地看清美国高瞻远瞩的战略意图：在“后危机时代”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美元霸权开始面临着新的战略困境。首先，美国在WTO的“多哈回合”的谈判中因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而遭到惨败，除欧盟内的发展中国家外，发展中国家也无一例外地拒绝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这使美国利用WTO继续推行美元霸权已无价值。其次，出现了将来有可能对美元霸权形成巨大挑战的三件事情：欧元的诞生、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这包括东盟自贸区(10)+1和正在酝酿中的10+3和10+6)以及作为“去美化”标志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

　　那么，如何迎接这种战略困局的挑战呢?美国经济战略家注意到了原先由四个小国组成的高度自由化的TPP对强固美元霸权的巨大战略价值，如果以TPP为平台，美国不仅可以修复部分受到损害的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而且还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巩固这种旧秩序，所以，我们可以形象地把它概括为“借壳上市：TPP撬动大战略”。除了围堵中国的目的，这一战略还包括以下战略意图。

　　其一，从区域角度入手，迂回地推行美国在“多哈回合”等诸多方面希望达到的战略举措，以希通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目的，逐步在全球范围内达到目前利用WTO达不到的战略目的。其二，强化美元霸权体系，这是其核心目的。其三，把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尝试扼杀在萌芽中。为了阻止亚太和拉美地区“脱美化”趋势的发展，美国拉拢拉美的墨西哥、智利和秘鲁加入TPP，对美国来说，TPP可谓“一石两鸟”，可以同时起到瓦解“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的作用。其四，瓦解日本试图通过“脱美化”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形成挑战美国的地区霸权。无论是在10+3还是10+6中，日本无疑在其区域分工中都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如果实现区域内自由化，日元就有可能形成对美元的挑战，这是我之所以认为美国对日本威胁的担忧超过了对中国防范的原因。但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等制约因素，日本在较长时期内不具有挑战美元霸权的可能，而日本与美国同属发达国家，加入TPP在得失平衡的情况下，可以借美国之力围堵中国，因此，日本加入TPP主要是顺从美国对其战略联盟的需要，而美国也将对其给予回报。因此，我们应该从美国巩固和强化美元霸权全球新战略的高度认识TPP。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中国要远离“请君入瓮”的TPP。国内现在对应该加入TPP还是远离它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从我国国情出发是我们对这一问题做出判断和决策的基本出发点。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形成了对增加国民财富非常不利的“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这种贸易格局，通过压缩低端产品的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向“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的高级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逐渐的转变呢?

　　很显然，我国高端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我们根本不可能指望国际市场为其发展提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国内为其创造市场，这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惟一选择。幸运的是，我国是一个具有巨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大国，是有条件在国内为其创造市场的。零关税的TPP将为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全面占领我国高端产品市场创造了条件，所以，加入 TPP是与我国转型升级的既定战略背道而驰的。确实，TPP由于越南等低端产品向美日出口的增加将减少我国低端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但我国没有必要为这种贸易量的可能减少而担心，因为这正是我国结构调整所要压缩的出口。综合来看，TPP不仅对中国没有经济价值，反而有害，我想这也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尼和印度明确拒绝TPP的主要原因。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TPP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危害的“华盛顿共识”的升级版，如果中国加入TPP，美国和日本将联手通过金融自由化、政府采购、农产品市场、知识产权、资本自由流动、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进攻性协议全面遏制中国转型升级的努力。但是，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无视中国国情，无视“华盛顿共识”给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巨大灾难，武断地和教条地认为经济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是有益的，这就为美国经济战略家针对中国所采取的TPP战略创造了条件。

　　美国在TPP上对中国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战略，故意不邀请中国，使中国产生在国际贸易中被孤立、将丧失海外市场的焦虑感，美国经济战略家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按照其理论则会不断地渲染不加入TPP的恶果，最终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诱使中国政府在较长时期犹豫、观望之后，下决心加入到TPP谈判中。然而，一旦中国介入TPP谈判，就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最终达到其“请君入瓮”的目的。最近两个月来国内舆论在加入TPP谈判上的呼声高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自今年6月份以来，从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加入的时机不成熟已经转变到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加入。

　　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笔者认为，这才是我们认识TPP的指导思想，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则误国误民、贻害无穷。按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应对危机的战略部署和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国应该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结构调整整和自主创新，加快调整进出口结构。很显然，如果我国在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取得明显的进展，一旦TPP完成，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困难，美国通过TPP围堵中国产品海外市场的目的将会得逞。

　　第三，“外围包围中心”：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无疑，拒绝TPP，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是我国应对TPP的正确抉择。但是，不可否认，一旦TPP谈判完成，它将把中国与周边贸易伙伴特别是多年经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拦腰截断。更严重的是，如果美国在TTIP上也取得成功，我国试图通过人民币结算突破美元霸权给我国造成的严重困境将成为泡影。那么，我国应该采取哪种反制战略呢?我国在过去一直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对美国的战略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屈从状态，现在是需要改变的时候了。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最值得借鉴就是毛泽东的军事作战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通过制定和推行与美国针锋相对的、独立自主的新战略和中国主导的全球战略新布局，争取战略主动权。只有争取战略主动权，我们才能有效地突破这种困局。

　　中国的这种战略如何制订呢?笔者在这里提出一种“外围包围中心”的新战略，通过这种战略，我国可以带领世界上善良的人们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达到瓦解掠夺成性的美元霸权的目的。这种战略的灵感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历史上落后大国都是通过保护民族工业从而与发达国家半隔绝、半脱钩(浅度全球化)的同时，在比自己落后的国家中建立势力范围如殖民地(深度全球化)而实现崛起的;第二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道路。这两个灵感来源告诉我们，中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不可能在与发达国家深度全球化中形成，这反而造成了对其深度依附，中国通过抓住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建立自己的高端价值链，通过雁阵模式，借道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地建立起全球价值链，最后围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美元霸权在这个过程中将会逐渐衰落，“异地物种形成原理”可以为其提供科学根据。

　　我的第三个灵感来源是联合国“哈瓦那宪章”，该宪章允许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的工业。中国遵循允许发展中国家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工业的“哈瓦那宪章”,通过技术转移，帮助他们产业升级，为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提供了正义的基础，这区别于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政策，一个“和善和仁慈的大国”的崛起将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

　　这种战略至少有三个要点。其一，针对美国重返亚太和围堵中国的TPP，我国应采取“远交近攻”和“各个击破”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远交近攻”中的“远交”是指交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共同体”，大力推动拉美各国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同时，既然美国不仁，我也不义，我们应该“深入敌后”，大力扶植拉美的左翼政府，牵制美国在亚太对我国的围堵，同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打下初步基础。“近攻”就是在外交上就TPP对东盟和其他国家的危害加强宣传，搅黄TPP。其二，研究并实施亚欧大陆发展战略。从陆路开辟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直至西欧的亚欧大陆市场，以中国高端价值链为核心，采取“雁阵模式”的方式，带动这些国家通过参与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化过程获得迅速发展的机遇。其三，实施这种战略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通过建立全球价值链高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取得成功，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在经济结构上不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生同构和冲突，从而带动他们的产业不断升级。

　　由于讲演的时间已到，我只能简单提一下剩余三部分的要点。

　　第四，实施“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独立自主新战略。第三点已经谈了对外战略，那么如何通过内需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呢?在这方面，美国是中国最好的老师，特别是美国作为落后国家实现崛起的历史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许多人并不了解美国是在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的条件下，通过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崛起的。在美国崛起时，关税保护是推动国家崛起的主要手段，但在今天，关税的作用已经降到第三位了，最重要的手段是金融保护和投资保护。在这里，我借用朱升给朱元璋提出的开邦定国“九言策”来概括中国独立自主的新战略。“高筑墙”就是加强资本项目管制，高筑防火墙，严防美元热钱大量流入,杜绝目前美元通过“劣币驱逐良币”破坏人民币信用的行径;停止引进并收购外资企业;至少用足WTO允许我国的9.8%关税，保护民族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及其国内市场;“广积粮”就是自力更生，突破绝大部分高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建立民族产业高端价值链，自给自足，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发展，通过“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经济崛起;“缓称王”就是停止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不要过早挑战美元霸权,在对外宣传上不要妄言“中国崛起”和“和平崛起”。

　　第五，人民币货币区：替代“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战略。目前，只有美元才是真正的国际货币，欧元和日元实际上都是依附于美元的，通过目前主流经济学开放资本项目等金融自由化的“人民币国际化”思路，人民币至多只能达到欧元和日元的地位，但欧元和日元是以欧盟(德国)和日本制造技术国际领先地位为基础的，而我国现在并不具有这种实力，因此，主流的思路不仅不能使“人民币国际化”，反而将酿成严重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进一步美元化。

　　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要成为独立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就必须以产品和贸易为基础，以“外围包围中心”的贸易战略为基础，通过货币互换等措施，建立人民币“货币区”作为人民币的“根据地”，才有可能稳步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这方面，“大萧条”后国际货币体系所形成的“战国时期”值得我国借鉴,当时出现了五大货币集团，美元货币区为其后来取代英镑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货币集团的形成可能是瓦解美元霸权的必由之路，其中“大萧条”后德国利用抵偿贸易和清算贸易协定的办法在东南欧和拉丁美洲通过进出口贸易的成倍增长建立德国货币区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这类似今天的货币互换，但又不同于今天，它是以货币区为基础的。

　　第六，“安内必先攘外”：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战略。在这方面，首先需要破除的就是“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教条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改革思路在破除改革阻力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物换时移，现在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内，这种思路却变得甚嚣尘上，有人竟称之为“高屋建瓴的战略部署”。学术界普遍地认为，不当开放是一国收入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它导致了内需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思维定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际上，过度开放和不对等开放已经造成了我国对发达国家在贸易、技术、金融等方面的依附，在政府机构和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买办利益集团，阻碍了国内改革的进行。例如:“现在国产药要想进入三甲医院非常难，目前三甲医院的药品中国产药占比不足20%，前些年甚至只有5%左右，进口药、合资药一统天下，这绝不是国产药不好的问题，而是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所谓各方利益博弈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买办为了一己之利阻止国产药进入国内三甲医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和买办利益集团对我国深化改革的巨大阻碍问题，就必须采取“安内必先攘外”的改革开放新战略，排除国际垄断资本和我国内部买办利益集团的相互勾结对改革大业的严重干扰，这是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主发展新战略的重要保证。

　　谢谢大家，请批评指正!

　　(将发表于年底的《政治经济学评论》)

原载贾根良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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