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我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某新兴大国的山寨史》，讲述了19世纪美国费尽心机突破英国的技术壁垒，在新大陆建立起一大批“山寨”工厂，为北美工业化打下基础的故事。其实，努力“山寨”是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工业发展早期的一个普遍选择。
1990年，芬兰经济史学家迈林陶斯总结了一国发展技术的8种方法，其中有4种直接与“山寨”有关，包括进口外国机器、到国外学习考察、分析外国产品、设法阅读外国最高级的技术文献等。从17世纪到20世纪，法国、普鲁士、苏联、日本在崛起和赶超的过程中各显神通，除了上述4种方式之外，“山寨”的途径还包括吸引国外人才、举办合资企业等等。其中，有些得到了技术先进国家的允许，有些则是违反了先进国家的法律，走的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的路子。
19世纪的法国与普鲁士模仿英国
17世纪后期，法国执掌经济政策的大臣柯尔贝尔就设法招聘荷兰的造船木工和细布纺织工。 当时，几乎所有的公司和政府都设法对技术信息保持垄断。但也有例外，例如一位荷兰作者于1671年出版了关于造船业的专著，向外国人介绍荷兰造船方法。他过于自信的认为，外国人无法学到荷兰人节俭和整洁的性格，造不出一样好的船只。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法国人并没有出于民族情绪而厌恶战胜国英国。19世纪初，英国对机械设备和图纸出口曾有严厉的禁令，法国人则从英国大量走私机械设备。
当时，法国的实业家、工程师、工人、学者大量赴英国访问。有些访问者著书立说，对英国工业中的新技术做出了详细的描述。例如，矿业工程师德加卢瓦斯描述了用来在矿井口和泰恩河码头之间运煤的木轨车道;从事制造业的巴伦•迪潘多次访问英国，写出了介绍英国工业的六卷本著作。
法国桥梁和公路学院学生厄恩斯特•古安在毕业那年赴英国参观曼彻斯特的夏普机车厂，并订购了巴黎到奥尔良铁路上使用的机车。回到法国后，他在巴蒂格诺勒斯建起自己的机车厂。当时英国钢铁工业水平远远超过法国，法国钢铁厂主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两个技术问题，一是在炼铁中如何通过搅动尽可能的多的去除铁矿石中的碳元素，以提高铁的硬度;二是用煤炭取代木炭来作为冶炼钢铁的燃料。
因此，法国大中型钢铁厂主纷纷造访英国，其中一些厂主还在英国的工厂当场挖工人跳槽带回法国。有个名叫伯努瓦特的法国工厂主在1839到1849年曾七次穿越英吉利海峡，其中一次访问就参观了7个工厂。
这样，在大革命后经过连续四分之一世纪战争消耗的战败国法国，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潮流，此后长期位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在普鲁士崛起的过程中，山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16年，德意志人彼得•伯恩出任普鲁士财政部贸易和工业局局长，开始推进系统化的产业升级计划。他在反法战争期间曾驻防比利时的列日，对工业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计划中包括，为到国外尤其是去英国旅行的普鲁士人提供补贴、收集外国机械装备提供给本国企业家、组织仿造外国机器等。在伯恩主持的计划的帮助下，奥古斯特•博西格开始了蒸汽机车生产。1841年，德意志的20辆蒸汽机车全是外国进口的，到了1847年，博西格的厂子已经生产出187台蒸汽机车，1854年，德意志的蒸汽机车已经全部在本土生产。此后，普鲁士的铁路和机车，在俾斯麦首相推行“铁血政策”击败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联在大萧条时代大规模模仿西方工业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利用西方陷入大萧条的机会，大张旗鼓的山寨了一大批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为此后在空前惨烈的卫国战争中最终击败纳粹德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引进技术。1929年，苏联同西方国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项，涉及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当时1卢布约合0.5美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的工业部门，许多是利用西方先进设备技术，甚至是在外国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
据美国人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介绍，斯大林曾说，“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
第二，进口机器。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机器的最大买主。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是卖给苏联。1929—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总量的70%是销往苏联，到1932年这个数字为90%。1931年，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30%是销往苏联，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在苏联的进口总额中，1929年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了30.1%，1932年则高达55.7%。1929—1932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的资金总计60.1亿卢布。
第三，引进人才。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919人，技术人员10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时，苏联也派遣人员出国学习。1929—1933年，仅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达2000人。
20世纪日本对美国产品的“逆向工程”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就已经山寨成风。一家缝纫机厂将其产品商标注册为“Seager”牌，以模仿美国的“Singer”牌。这种山寨产品，在日本国内每台售价为2.5万日元，在国外每台也能卖到1万日元。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日本一些山寨商品的制造商创建了一个名叫“USA”的小镇，这样他们就能把山寨产品打上“Made in USA”的标识。
在二战后1950-1960年代，日本努力从国外获取技术，在国内建厂生产。只有在无法获得国外重要技术的情况下，日本才会允许外国投资。一旦外国技术被日本掌握，日本就将合资企业解散。
有趣的是，日本人并没有把模仿调侃成“山寨”，而是起了一个听起来很有“工业党”调调的名字——“逆向工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在电脑、通信产品、相机等领域紧跟美国的创意。日本技术人员买来美国的产品进行拆解，彻底研究每个部件，从而吸收其设计思想。日本技术人员还把制造产品的机械装置作为研究的对象。这种拆解技术就被日本人称为“逆向工程”。例如，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照相机是在美国诞生的，日本人经“逆向工程”消化后，掌握了许多实用的核心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反而成为全球最大的数码相机生产供应地。
“山寨”是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中对这些历史经验总结如下：
“一些国家在战争期间的经济处于领先地位，当和平恢复时，其他国家获得赶超的机会。作为领导国技术创新成果的‘免费乘客’，它们更容易获得新技术。”“要将一个享有经济霸权的国家‘拉下马’，一个方法就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通过直接同客户进行交易绕开它控制的进出口贸易中心，窃取其工业秘密，效仿它的成功之道，挖走它的熟练工人和企业家，等等。一旦这些努力成功，就能使挑战国获得与霸主对等的地位。赶超需要改进现有技术并创新技术。被挑战国会防止机器设备、熟练工人和企业家流失，并且在经济生命力尚存的情况下，推动产品和生产工艺进一步完善，以此设法保持领先地位。”
也就是说，“山寨”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也能够刺激技术进步，这将有利于全人类的福祉，具有道义上的优势。教条性的强调保护外国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把“山寨”简单的贬低为偷窃，无疑是作茧自缚，让后发国家长期处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魔咒的阴影中。同时，先进国家如果单单凭借上一辈甚至上几辈人们的创造成果坐享其成，也难免滋生骄奢淫逸的倾向，有碍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也应该看到，一个国家能够较长时期的成功的“山寨”，不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也是政治和军事问题。如果军力孱弱或对外战略不当，山寨强国之路可能被先进国家武力打断。例如，19世纪初埃及统治者默罕默德•阿里帕夏依靠国家政权力量振兴工业，到1840年前后，埃及机器棉纺工业规模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埃及引进法国造船技术之后自己制造的军舰，也获得法国海军将领的赞许。但是，阿里帕夏在埃及羽翼未丰之时贸然试图接管整个奥斯曼帝国，引起列强的担忧，最终被英国为首列强的联合舰队击败，埃及舰队被迫遣散，埃及的棉纺工业也在不平等条约的打击下迅速枯萎。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也是一场山寨西方军事和民用工业的浪潮，最终因为未能建立一支强大的近代军队而在侵略战争的炮火中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