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济学革命：从稀缺性假设到双约束假设——由贫困问题引入的新视角
一、现实的困境
从2011年9月开始，“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球。而在此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占领抗议，英国发生了伦敦的街头骚乱。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扩大的现实使一大批年轻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满挫折与不满。这样的状况彰显出一个冷峻的事实：贫困，这个人类社会的千古难题，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代，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对此，目前在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恐怕难辞其咎。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均衡的经济体制，即所有物品和劳务都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有关各方都能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贫困问题根本无法放入这样“完美”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讨论，更遑论得到解决。对于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其实都很清楚。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其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承认：“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1]
又如，另一部著名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哈佛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2011年11月在遭到部分学生罢课抗议后，也对这些学生表示理解，说自己非常支持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但眼下，“我们还不知道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2]
随着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在西方世界蔚然成风，在2012年1月底举行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活动中，来自华尔街的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对经济学无法解释贫富差距问题表示了遗憾，承认“我们善于创造一系列单位来衡量贫富差距的程度，但却没有一套理论或是分析方法，来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3]
以上情形充分说明：对于贫富分化这一千古难题，直到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无法解释问题的成因，更无法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只有另辟蹊径，从根本上改变寻找解决方案的方向，才有可能在人的平等、尊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新制度。
要改变寻找解决方案的方向，可能意味着要颠覆传统的、主流的理论框架。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界有着某种独特的优越性，因为我们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一种是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中国逐渐扎下根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种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但这种优越性也是一柄双刃剑，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面对问题明显无力招架的今天，如果志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无法拿出针对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那么中国经济学界的羞辱将更甚于外国同行，况且现实已经令我们十分难堪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援引的贫富分布数据，在美国，顶层20%的平均收入是底层20%的8.4倍;英国为7.2倍;德国为4.3倍;而在中国，这一数字高达12.2倍![4]也就是说，在贫富分化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然而希望之光已经出现。程恩富教授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07年提出了一个 “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5]本文将论证，从这一假设出发，我们就可以推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解决贫困、失业等经济难题开辟新的理论空间。
二、基本假设上的较量
自从欧几里得在其名著《几何原本》中构建出一个近乎完美的逻辑体系以来，学术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任何借助逻辑推理建立的理论体系都必须以一组基本假设(公理)为基础，在这个体系中，除基本假设以外的每一个结论都可用基本假设通过形式逻辑推导出来，但基本假设本身是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理论体系所涉领域中无数实践经验的总结，不能在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找到反例。如果在未来的经验中出现反例，整个理论体系将被证伪。例如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其中一个基本假设是“光速是宇宙中的最高速度”，如果将来发现了比光速更高的速度，这个理论的根基就动摇了。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数学化的理论体系，但只要我们以公理化逻辑体系的基本要求去衡量，马上就会露出许多破绽。例如已有很多文献说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世界中的反例俯拾即是。本文要说的是，它的另一个基本假设(稀缺性假设)中的问题其实更为致命。
稀缺性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这种说法似乎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符，以至于有的经济学教科书能够底气十足地反问：“一个简单的智力实验可以证明这点：假如所有社会成员都被要求开出他们在无限收入下所想购买的物品和服务的清单，你认为这些清单还会有结尾吗?”[6]由稀缺性假设揭示的“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这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只能是一种“有限-无限”的模式。这个模式的含义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只能生产出有限的消费品(包括服务，下同)，但人们想要占有和消费的消费品却是无限的。
这样的稀缺性假设，以及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目前仍在全世界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上作为主流知识传授着，很少有人能看出这种主流知识中其实包含着一个很低级的思维误区。
揭示这个误区只需捅破一层纸：“资源”是属于客观范畴的事物，而“欲望”则属于主观范畴。如此一来，思维误区的破绽就很明显了：属于对立范畴的事物怎么能直接比较呢?知道只有同质的事物相比较才有意义，这是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训练的学者们应有的基本素质。至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基础上就埋藏着逻辑混乱，所以毫不奇怪，接下来的许多荒谬观点——例如认为不同商品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居然也被主流学者糊里糊涂地笑纳了。
只有在同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例如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如果两边都限定在主观范畴，用生产欲望与消费欲望相比，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人们的生产欲望也是无限的。大跃进年代的大炼钢铁和放高产卫星，正是这种无限生产欲望的反映。生产和消费的欲望都是无限的，哪有什么稀缺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把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都限制在客观范畴进行比较，结果是什么?因为“能力”这个范畴是客观的，我们就用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进行比较。有限的资源决定了生产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人的消费能力能不能无限扩张?下面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常识可知，消费能力的扩张有三大制约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
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正如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所说的“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对任何一种消费品而言，消费过程中的生理约束都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递减原理也是以承认消费中的生理约束为前提的。就是说，由于存在生理约束，人们对每一种消费品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我们可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掌握的正确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早已注意到，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一样，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7]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的理论含义。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合著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在谈到时间的替代(trade-off)问题时，这样说道：“以时间的稀缺性这一重要事实为例，人们可用于从事不同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8]两位作者同样没有意识到，这个重要事实足以颠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
由贝克尔的观点，任何消费品的消费过程都需要耗费一定时间;由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的观点，人们从事消费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人们不可能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即消费能力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
因此，在消费能力面临的三大约束中，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是硬约束，其自然规定性决定了这两种约束是无法通过主观意志或制度变革从根本上突破的。预算约束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约束。在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预算约束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直接原因，但不是限制消费能力无限扩张的硬约束。即使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收入，或者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摆脱了预算约束，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仍然是有限的。
至此，我们完全证明了“消费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张”这个命题。或者说，我们通过“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这对客观范畴的比较，发现真实世界的生产与消费的模式是“有限-有限”，而不是由稀缺性假设推导出来的“有限-无限”。
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实践中，大跃进时期曾出现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错误，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混淆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误以为欲望有多大能力也会有多大。现在我们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稀缺性假设到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无限”模式，走的也是欲望有多大能力也会有多大的路子。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我们早已纠正，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同一档次的低级错误至今仍未被充分认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如此低级的错误习焉不察?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会经常遭遇误导性干扰。上面我们已经严格论证了消费能力有限，但“无限欲望”论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确实有一种物品，人们不但有占有它的无限欲望，也有能力实现无限占有。这种物品就是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不是具体的消费品，所以只能被占有而不能被消费。正是对货币的无限欲望，而不是对消费品的无限欲望，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也正是生产规模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有限消费能力的矛盾，最终使得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常识。对货币的欲望与对一般消费品的欲望，二者虽有本质区别，但也容易混淆，学者们一不留神就会掉进稀缺性假设的思维误区而不能自拔。
绕开误区就能看得很清楚，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臆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换句话说，建立在不合实际的稀缺性假设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只是一种与现实世界隔膜很深的学问，它研究的基本上都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也有类似的发现：“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这只手并不存在。现在很少有人会认为，银行经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福祉。”[9]
脱离实际的学问必然是无用的学问，因此我们每天都能在财经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但对解决贫困这样的千古难题无能为力，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复苏问题也同样一筹莫展。
实际上，无论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和消费的真实模式都只能是“有限-有限”。这本来不是什么复杂问题，而只是个常识问题。这个常识就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论是生产能力还是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另一个常识是：在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中，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谬误。谬误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的、错误的反映，是与真理相对立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认识论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号入座。
揭露谬误之后再看程恩富教授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才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假设与稀缺性假设针锋相对，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显然，这样的假设在实践中是找不到反例的，是真正符合实际的假设，正好可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的逻辑前提。以这样符合实际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理论。
三、生产过剩→失业→贫困
前面说过，消费能力的生理、时间约束属于具有自然规定性的硬约束，适用于所有社会经济制度。预算约束则是一种制度性约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按曾在西方世界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的说法就是“99%”——直接感受到的主要约束。贫富分化的现实，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消费能力的扩张还远未触及生理、时间约束时就被预算约束束缚住了，生产能力的扩张还远未触及资源约束时就被消费能力束缚住了。其实这个问题马克思早有论述：“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0]这个“绝对的消费能力”的界限就是由上述“硬约束”造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相对过剩现象——商品滞销与消费不足共存——则是由制度性约束造成的。
如果不考虑在预算约束下极难扩张的消费能力，生产能力本可以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轻易地实现大幅扩张。这种状况，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的“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1]就是说，在“有限-有限”模式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就会发现由于有扩张难易程度的明显差别，经济中一直存在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倾向。换言之，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更为准确的实际呈现，是“大-小”模式。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二者的差距就是生产过剩。简而言之就是：
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生产过剩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生产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生产组织的效率越来越高，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不仅是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且两者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我们通过双约束假设→“有限-有限”模式→“大-小”模式，解释了生产过剩现象何以成为现代经济的常态，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缝对接。在经济思想史上，对生产过剩研究最为深入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通过稀缺性假设→“有限-无限”模式，把人们引入完全无视现代经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死胡同。也就是说，以对生产过剩的认识为标志，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前者直面现实，后者掩盖真相。
那么，生产过剩与前面提出的贫困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有不少学者受到稀缺性假设的影响，以为贫困的原因是生产不足，所以要解决贫困问题先要“做大蛋糕”。问题是，现代社会的蛋糕已经比中世纪大了不知多少倍，为什么贫困现象仍不能根除?如果从生产过剩的角度看这些问题，我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生产过剩的角度看，现代市场经济的病根正是生产过剩，而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偏偏缺乏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机制。主流经济学完全无视生产过剩现象的存在，当然既不可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更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生产过剩问题不解决，那么生产能力越大，问题就越严重，最后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终极表现形式。在过去信息技术比较落后的时代，在没达到危机程度时，生产过剩往往表现为产品的大量积压，甚至经常发生类似“倒牛奶”那样耸人听闻的事件。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产品大量积压甚至不得不销毁的事情比以前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能力闲置的普遍化，即产能过剩。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产能过剩的一种特殊形式：失业，即劳动力闲置。主流经济学对失业问题多有论述，但无一切中肯綮，原因在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对。生产过剩才是失业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恩格斯早有论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12]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针对失业和贫困现象常常用两套不同的措施来处理。失业率上升时，政府可能会出台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以促进就业。应对贫困现象，则主要靠政府财政上的二次分配制度，再以民间的慈善事业为补充。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失业与贫困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实际上略加分析便知：一个人如果失业了，没了收入来源，必然陷入贫困。反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而且收入足够过上小康生活，贫困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失业与贫困构成一对因果关系，完整的因果关系链是这样的：
生产过剩→失业→贫困
就是说，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贫困的最终原因是生产过剩，而不是生产不足——这是学者们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一出错就会陷入关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无谓争论。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早就有人认识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说过：“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13]
于是，消除贫困不能指望“分蛋糕”的办法——这办法西方发达国家尝试过，高税收高福利，治标不治本。治本的办法必须直指病根，科学合理地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如上所述，所谓生产过剩，就是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相当用一大桶水倒满一只小桶，应该是很容易解决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要用双约束假设代替稀缺性假设，从资源稀缺的角度转换到生产过剩的角度来观察经济现象，我们就能把一个千古难题转变为一个简单问题，从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肯定是存在的。这个结论，相当于数学中的存在性定理。从我们过去的实践中已经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确实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个办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除了这个旧办法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如果要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就必须证明生产过剩问题解决办法是独一无二的(类似于数学中的唯一性定理)。从直觉上看，这个唯一性定理不可能成立，因为用一大桶水倒满一只小桶应该有无数多种办法。在这无数多种办法中找到最理想的一种，即最优化，才是我们要面对的真问题。
四、结语
生产过剩是社会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常态。从常识上说，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对于人类社会本来应该是个有利因素。假如是相反的情况，即生产能力小于消费能力，那我们的社会就真的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一个低级的思维误区把人们引入歧途，从而看不到现实世界生产过剩的真相，误导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不过，任何以障眼法掩盖真相的企图都只能是欲盖弥彰。正如我们在本文看到的，生产过剩在不被主流理论承认的情况下只好以扭曲、变态的方式顽强地展示它的存在，成为令人头痛的失业、贫困乃至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生产过剩从有利因素沦为罪魁祸首，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杰作”。只有彻底抛弃这种错误的经济学，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基础上，以双约束假设为逻辑起点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把罪魁祸首重新还原为有利因素，进而开辟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制度变革的新方向。
(注：本文经删改的“洁本”已发表于《经济纵横》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