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遇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和2009年全球危机打击之后，被西方命名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除了没有被西方承认为“市场经济”的中国之外，几乎都“被打回原形”——工业化衰落，退回到以出卖资源产品为主的“前现代化”。这不过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追求西方式的“现代化梦”，却大都不具备西方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因而那些按照西方现代化的制度形式推进了各种“化”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陷于“发展陷阱”无法自拔。中国虽然依靠“比较优势”完成了工业化和后续的产业扩张，但若要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竞劣机制向全球转嫁代价的格局下维持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则更需要转向生态文明导向下的包容性现代化。

　　近现代以来，西方式的现代化逐渐成为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所笃信的发展方向。但若对西方的“现代化史”稍作梳理便不难发现，这种经验过程仅仅是人类诸多文明路径中极为特殊的一种，不可能为其他“后发”国家所复制;并且，这种现代化因内在的过高制度成本也越来越不可持续。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始于向海外进行的大规模殖民扩张——美洲土著和非洲黑人大量死亡、资源环境遭到掠夺性破坏。正是依靠大量海外财富的流入，以及“贫弱”乃至犯罪人口大量向殖民地移出，欧洲才得以完成原始积累，那些技术革新和所谓的“政治文明”才成为可能。西方在进入产业资本结构性扩张阶段后，同样是在对外转移代价的背景下，才有了国内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调整的条件。欧洲各中心国之间不断爆发争夺贸易权利、殖民地、市场和原料的战争。这些矛盾延宕到20世纪初叶，终于演变为反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但这并没有消除西方经济社会结构内含的矛盾因素，直到1970年代西方开始对外产业转移、经济结构升级为以金融资本主导，这种产业资本阶段劳动与资本面对面对抗的社会结构内在的矛盾才随之移出，并转型为金融、服务和技术领域中以白领为主，形成了中产阶级引领的公民社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现代化。

　　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西方的这种金融服务业支撑的政治现代化，主要是依靠资本在海外的汇回收益维持。随着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很快暴露出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越来越显示出这种依靠高成本的现代化的不可持续。而且在这种因选民压力推高福利成本的政治现代化“棘轮”中，任何政治家都只能继续深化这种金融资本寄生性，通过货币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群体的福利主义需求。显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向外转移制度成本来化解国内矛盾的条件，既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更不可能支付基于其上的现代上层建筑的巨大成本。

　　既然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西方式现代化形成的内在条件，那么，那些照搬这种西方式现代化制度形式的发展中国家，就会普遍尝到跌入“发展陷阱”的惨痛教训。墨西哥在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程度方面，都比中国走得要远得多，但并没有化解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扩大、劳资矛盾加剧等问题，相反爆发了土著民众的起义。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贫困国家，其赤贫人口超过全部非洲贫困人口总和，社会问题也相当严重。由于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土地改革，无地贫困农民反抗激烈。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说明，追求西方制度无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中国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国家的工业化主要靠内向型积累，通过这种对社会经济全面覆盖的“举国体制”创造了对产业资本的国家需求，从而在维护独立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完成了工业化积累。这种“中国经验”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非华盛顿共识，这使得中国不像众多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亚非拉国家那样，落入“发展陷阱”和主权丧失的危机之中。

　　值得重视的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乡土社会和“三农”这个作为中国应对工业化积累及经济增长中历次经济波动的最基本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都发生着变化，开始面临资源流出严重、生态环境难以持续的困境。因此，若问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回答必然也必须是能够保持中国“比较优势”的现代化。

　　长期来看，首先必须贯彻十七大和十八大反复提出的“生态文明”，缓解近年来因过度追求GDP导致环境透支而遗留的一些矛盾;其次要强化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减少社会冲突诱发因素;最后要依托传统村社内部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弱化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带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冲突。惟其如此，才能写出“危中见机”之笔，为实现适合中国自身特点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现代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