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7月25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报道，诺贝尔经济学讲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大麻烦，过去30年的驱动经济实现惊人增长的经济系统已经达到极限了，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在高增长之后我国的经济体系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对此做出评述。

　　曹建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模式遇到了大麻烦，从经济数据的角度他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数据统计都没有意义，他认为即使现在的数据也显示了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不是个小的挫折。

　　中国近些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动力中消费和投资这两架马车几乎一边倒，投资和消费几乎各占了GDP的一半左右，其余的部分就是进出口，这个比例在逐渐的下降。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更好的消费，所以用未来的消费把投资收回来，这是社会再生产的原理。但是在中国他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任何国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消费，但是在中国一切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是把周边的土地圈到手，然后再对周边的土地进行投资。在中国，投资的目的几乎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投资。现在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推进真正人的城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房价还在上涨。

　　克鲁格曼提到了中国为什么现在不能增长了，主要就是中国遇到了刘易斯拐点。刘易斯的基本理论就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当它刚开始实施工业化的时候有大量的农民向城市转移，他们索取的工资是极低的，工资稍微涨一点点，农民就会大量涌入，导致工资进一步下降。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是有限的，当现代工业进一步扩张，农民就不够用了，这样就出现了工资的上涨。这种“刘易斯拐点”在中国2010年以后就出现了明显的拐点，这主要体现为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的工厂，劳动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短缺，即使在农村有一些小的企业，现在甚至连老头、老太太都雇不到了，说明现在劳动力的短缺已经出现了，这个确实值得我们警惕。

　　最近北京大学以林毅夫教授为首的一些教授，仍然主张政府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投资规模如此庞大，根本上还是因为所有的投资都是政府在动员，这些投资由于政府的动员才规模这么大，而且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再投资，投资的结果导致房价的上涨，农民无法进城，消费无法扩张。而且这些投资以巨大的负债作为代价，这个负债怎么归还?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地价永久上涨这个梦想上?这样的经济事实上历史证明最终都会碰到大麻烦，我们应该认真、正视这些经济理论，认真反思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使我们的经济回归到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