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人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发生都会引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灾难。世界各国经济低迷、徘徊不前，社会运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大，人们至今仍生活在危机的阴影之中。现实深深刺痛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再度成为热门话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又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在对本次危机的研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表现得异常活跃，论述颇丰。认真分析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金融危机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特征
本次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史上罕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这次危机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不但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且还对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和途径进行了大胆的设计和论证，甚至还一度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反对现实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所有这些都使得当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具有鲜明的、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与新走向。
(一)从经济寻因到综合诊断
对于本次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首先把它视为次贷危机、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把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归结于华尔街，归结于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和金融投机。“为使利润最大化，大金融寡头们弄出了没有实际价值的金融产品，把它们卖到不受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谋取巨大利润，并赌博性投资于债务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⑴这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随着认识的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致认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政策的必然产物，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布兹加林指出，自由资本主义会导致危机，所有人都是见证人。政府原本可以制止金融投机，把退休金、养老金等置于政府监管之下，但是，政府没有这样做，于是，爆发了这场金融危机。⑵美国共产党认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产物，也是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弱点和矛盾发展的结果”。⑶时任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的皮埃尔·洛朗(PierreLaurent)在法共三十四大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部分资本家在股市上玩火、投机活动失控等都只是表象，透过其面纱所映射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漏洞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这场危机实质上仍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布伦纳指出：“正如我所强调的，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因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这是至今为止资本积累速度长期减缓的根本原因。” ⑷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用“危机解决危机”。
越来越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张不能把这次危机仅仅看成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它是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的全面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因此，要认识和医治危机，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二)从批判反思到建设重构
面对这场发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给其自身和全人类带来的灾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批判。在经济上，西方左翼学术界指出，现行经济活动的运行、管理和劳动成果的分配缺乏有效的监督，社会民众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是诱发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政治上，葡萄牙社会学家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指出：“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目前的危机让社会论坛“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⑸美国的大卫·哈维指出，美国统治阶级会“依靠权威主义、等级制甚至军事手段来维持法律和秩序”。这都说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本质上仍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暴力工具，西方社会的许多政党和广大民众无法有效参与政权和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在文化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其终极目标就是保卫其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⑹主张以西方价值作为“普世价值”来重塑世界。这一方面不利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各国带来了直接的危害，新自由主义泛滥造成的灾难就是其文化霸权和文化输出的结果。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经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走向了对现行制度的失望和否定，进而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和解构重建。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特别是商界领袖从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认为“需要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创造性资本主义”的方案，期冀以此挽救资本主义于水火之中。中间改良派大多提出了诸如“加强金融监管，改良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加强社会建设与公共经济建设”、“重建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理念及其生活方式”等建议以对资本主义进行修补。左翼学者和激进理论家也提出了种种设想，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替代。如梅扎罗斯提出实质性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命令”;萨米尔·阿明提出要求体现开放性及“多样性联合”的“新国际”构想;齐泽克对当今贫民窟现象的深入分析，强化了无产阶级立场以及政治解放的现实性;赖特提出了以“社会赋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构想，并由此作为解放政治的理论基础;大卫·科茨更为坚定地强化其反私有制及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弗雷泽的反常规正义理论，也力图在重建激进左翼理论愿景方面有所作为。
但总的来说，由于左翼学者的替代方案有些太过激进或带有乌托邦色彩而从之者较少，稍显温和的改良派的观点占据了主流。由此也说明，人类实现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替代并不是朝夕可至的。
(三)从精英意识到民众诉求
这次金融危机自发生以来，就一直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宫殿王室到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从政要学者等社会精英到党派团体和普通民众都通过各自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与诉求。当然，他们除了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之外，各自的立场和方案也存在重大差别。
一般来说，海外达官显贵和右翼学者等精英阶层是趋向保守的。他们一方面承认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确实需要反思：法国总统萨科齐指责建立在金融投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道德的资本主义”;英国首相卡梅伦呼吁创造“负责任的资本主义”，认为“现在是将机会和财富更加平均地分配到各阶层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迎来有道德的资本主义”;日本经济财政担当大臣与谢野馨表示，日本必须抛弃华尔街式铁石心肠的资本主义，创造全新的“善心资本主义”模式。另一方面，他们又舍不得抛弃资本主义，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现行政策措施进行修正改良，甚至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布什还大言不惭地在为新自由主义辩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直是世界各地经济体繁荣和进步的引擎，……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制度的失败。”“要解决危机，并不需要重塑自由市场体制，而是要按照自由市场原则解决面临的问题。”⑺即便是布莱尔所说的“当前我们正试图确定一个资本主义的新模式”，也仍然没有超脱资本主义的窠臼。
而左翼学者、政党团体和普通大众则对现行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张资本主义应“洗心革面”，甚至被超越和替代。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当下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无法适应我们的世界了”，“仅仅对资本主义所滋生的那些放任行为加以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即为什么如今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再适应现在的世界?”⑻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奥特马尔·伊辛发表题为《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点》的文章，指出，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终结，即人类想必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说法从一开始就错了。⑼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形势下，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直接载体的欧美各共产党表现活跃，它们纷纷解析危机，阐释党的观点和立场，组织和参与各种形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并提出了一些激进方案。希腊共产党提出“人民的经济”的设想，意大利共产党主张构建一个“社会的欧洲”。西班牙共产党主张用“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ASA)政策来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在美国，不同政治派别、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普通民众涌向华尔街，并提出了种种口号，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和诉求。
(四)从书斋理论到现实运动
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对危机的关注好像仅仅是理论家的责任。他们通过对危机的发生原因和应对措施等作出理论上的解析，为决策者提供借鉴或为公众答疑解惑。即便有少量的民众运动，其目的也局限在寻求救助，改善当时的窘迫生活，一般不会涉及到政治诉求和制度设计等问题。此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关注超乎寻常。不仅不同派别、立场各异的理论家们“各显神通”，提出了众多关于分析和应对危机的整套理论，而且广大民众也走上街头，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有组织、有目标的现实社会运动，籍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参加的阶层之多、数量之大，史上罕见。在这场运动中，各国左翼政党和劳动群众表现得尤为活跃。
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对抗资本主义的运动中，拉美左翼一直引人注目。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左翼力量迅速壮大，欧洲新左翼的“一路飘红”现象颇值得关注。自2007年底以来，法国运输业、教育以及公共领域行业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参加人数达500万人，旨在反对萨科齐政府及新自由主义政策;2008年“五一”节期间，德国汉堡和柏林地区举行大规模的新左翼游行，反对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反全球化、反八国峰会，其声势完全压倒了右翼新纳粹;2009年1月，德国左翼党数万人集会举行纪念国际工人运动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活动;2009年9月，“欧洲社会论坛”在瑞典马尔默举行，其主题是：另一个欧洲的开始!与会人数多达13000人，会议期间也举行了口号为“另一个欧洲、另一个世界”的游行。2008年10月，意大利左翼政党发起了25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削减教育开支。2009年3月底至4月初，在伦敦八国峰会前后，社会抗议活动更是达到近年来的高潮。⑽
美国本土的左翼运动也如火如荼。2011年9月17日，美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上千名美国民众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此后运动不断升级，10月15日，全球82个国家的示威者在951座城市发起示威，“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不同国家和城市轮番上演，这种现实的占领运动不断冲击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二、金融危机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自爆发以来已五年有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至今仍不明朗。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和研究对于帮助人们走出危机和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特别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虚拟经济监管，维护金融安全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和新自由主义对所谓金融创新的鼓励和对金融投机的纵容。对于这种“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的变戏法，马克思历来是坚决批判的。在他看来，虚拟经济并不创造实际财富，但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会给实体经济传导错误的信号，致使实体经济的发展脱离社会的有效需求而形成相对“生产过剩”。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破灭最终会回归为实体经济的危机。另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动荡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风险，威胁到其金融安全。并且，最早出现金融危机的美国还可乘机向外输出通货膨胀，从而达到撇除债务的目的。
鉴于虚拟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风险，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发展虚拟经济，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又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发展，并加强对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的监管，提高驾驭虚拟资本的能力，及时对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进行防范和有效化解。同时，还要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的建立。归结起来就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调整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外贸依存度过高(据测算，我国GDP的60%是出口，而2004年曾高达70%)，这决定了我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无法独善其身。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所有投资于海外的我国企业，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均出现巨额亏损。已经显露的有中投、中行、建行、工行、中国平安、中信泰富、中铁、中铁建、深南电、江西铜业等。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向商业、工业的深度扩展和蔓延，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涉外企业遭受重创。另外，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外汇储备面临大幅缩水的风险，大量购买的美国国债有不断蒸发的风险，更令国人忧心忡忡、心痛不已。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共存。虽然对外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再度关闭，我们一方面仍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外向型经济，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分享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但另一方面更要充分认识全球化可能给我国带来的冲击，科学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扎扎实实地放在国内。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经济发展和调节的回旋余地大。我国过去偏重倚靠出口拉动增长所造成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中国以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保证了外国人的高品质生活，而国内人民却不得不“享受”质次价高的假冒伪劣商品的坑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痛心和反思。
就国内经济发展而言，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民生建设，启动和提振国内消费。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才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实现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和旨归所在。当然，投资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要注意投资的方向、结构和力度。投资要向民生倾斜、向基础设施倾斜、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倾斜。长期以来，我国区域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结构不均衡、不合理的状况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和质量。这些问题的平衡和解决会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注入更大的动力，为我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面对这场汹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虽然世界各国几乎无一幸免，但中国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确实引人瞩目，使众多的西方政要学者为之一振，关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研讨、争论和赞扬不绝于耳。这和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思和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2008年以来，国外激进左翼对中国的兴趣超过了拉美，中国在反“藏独”、汶川地震、迎奥运等一系列活动中不断高涨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自信心，使得西方左翼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正在和将要承担的角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化解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贡献，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历史终结论”的始创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反思金融危机时也慨叹“历史似乎没有终结”，“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⑾相反，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认为，“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社会发展前景黯淡的大环境下，何以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和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侵蚀。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万能论以及反对国家干预，绝对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事实充分证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来解决这次金融危机，而必须由政府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目前我国“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本次危机的发生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的论断。资本主义自身包含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最终必然走向衰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这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活力，对于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反复证明，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断发生的危机表明，唯一的出路是走向社会主义。
(四)提供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契机，促成社会主义运动新发展
从总体上看，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马克思必然成为西方学者们攻击的对象，而一旦西方世界和国际社会出现危机和矛盾，其思想界就会这样那样地“回到马克思”，并给予各种恭维。本次危机的发生，给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再度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一个新的发展。
有关人士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据《环球时报》报道，现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苦难中反思，公开争论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随着金融危机的日益加深，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在对这一问题的求解中，人们纷纷转向了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成为热门读物。《共产党宣言》有关全球化、世界历史、空间转移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新帝国主义方面的探讨。《资本论》关于危机与信用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的关系、资本扩张与领土扩张的关系等一度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青睐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在德国，人们在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德文版的《资本论》热销就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外交》杂志2009年5-6月号发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里欧·帕里奇的文章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近来在全球热销，反映了这次经济危机导致许多资本主义信徒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迷失。这篇题为《完全摩登的马克思》的文章说，为什么人们要为马克思招魂?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150年前就准确预言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及其后果——即这次金融海啸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他还为此预留了解救的“药方”，这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重视。德国马克思故居展览馆馆长比特里克斯则说：“我记不清听到人们这样讲了多少次：‘这个人是对的’。”⑿
【注释】
⑴挪威共产党：SvendHaakonJacobsen，13IMCWP，ContributionofCPofNorway，http：//www.solidnet.org/norway-communist-party-of-norway/2332-13-imcwp-contribution-of-cp-of-norway-en，11December2011.
⑵这是布兹加林教授在其参加的“莫斯科之声”(ЭхоМосквы)广播电台的“人民反对”(Народпротив)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具体内容可参见网站http：//esdek.narod.ru/17/buzgalin1.htm，2012年8月10日。
⑶SamWebb，“Financesandthecurrentcrisis：Howdidwegetthereandwhatisthewayout?”，美共网站http：//www.cpusa.org/article/article-
view/988/1/44/，September27，2008.
⑷布伦纳、丁圣镇：《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蒋宏达、张露丹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⑸詹得雄：《西方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人民日报》2012年4月23日第3版。
⑹张玉国：《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⑺新华网2008年11月6日。
⑻克劳斯·施瓦布：《改革资本主义体系的三个原因》，《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8日第3版。
⑼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31日，转自参考消息网2月2日报道。
⑽《社会科学报》(沪)2009年第917期第1版。
⑾FrancisFukuyama，TheEndoftheEndofHistory，TheEconomist，January18th，2011.
⑿《欧洲争论资本主义的出路，马克思〈资本论〉再度畅销》，《环球时报》2008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