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成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风雨飘摇走过近70载，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需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并接上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新“地气”

　　■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蒋旭峰 (发自华盛顿)

　　没有人会否认69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各国战后重建起到的作用，但同样也没有人会辩解这一体系带有鲜明的“美国色彩”。风雨飘摇走过近70载，布雷顿森林体系总是让人爱恨交加。其遗产和让人头疼的难题依然保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提出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国国内政治绑架就是明显例证。

　　与此同时，世界金融、经济和贸易领域出现多个互相交融的新趋势，这也给世界经济治理秩序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如今，“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是个热门说法，但欲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来，应知他从何来，欲知如何改进这一体系，应知原体系的内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这一“死而不僵”的货币体系，需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并接上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新“地气”。

　　从何而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见到曙光的1944年7月，美国、英国、中国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商讨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和战后重建事宜。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各国决定建立世行的前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机构，前者致力于促进战后重建，后者司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加上1948年正式生效的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三鼎”成型，人称“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英、美两国全球经济盟主地位实现机制化的易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在地缘政治层面，二战之后，世界权力版图发生巨变，英、美两国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霸主宝座易位。在金融话语权层面，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金本位制下央行货币空间局促的弊端暴露，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以应战通缩，一战后成型的各国货币与英、法等大国货币挂钩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分崩离析，二战后大国开始新一轮角力，以建立有利于各自的全球金融秩序;在二战中耗费糜巨的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负债国，而美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巨量黄金储备成为美国经济实力和傲人财富的鲜活诠释。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地址，告诉世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当仁不让的主导地位。尽管英国人当年极力反对，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最终落户华盛顿，而且两大机构总部地址同白宫仅有一街之隔。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人物是学者出身的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Harry White)。在学术造诣上，怀特显然不能与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比肩，但是凭借战后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大国地位，怀特和时任美国财长的摩根索控制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议程设置、专家分组、讨论时间分配、会议文件起草等关键环节。怀特力主强化美元地位、采取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来防止英国等贸易大国进行竞争性贬值，他的提议力挫英国代表团团长凯恩斯，“怀特计划”成为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的蓝本。

　　是否还在

　　随着二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全球各国对黄金的需求锐增，加上越战和美国约翰逊总统“大社会”福利开支扩张等因素冲击，到1968年，美国占全球黄金储备的份额降至四分之一，维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固定汇率制日渐吃力。

　　上世纪60年代，美联储放松银根的举措又导致国内通胀抬头、经济竞争力下降。为应对国内经济困局，1968年，美联储取消发行美元必须要有币值25%的黄金支持的强制性要求，部分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的看法，当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完全以国内经济政策目标为导向。

　　历史总有相似性，如今美日等国央行完全以国内经济目标为政策导向的做法似乎在重演历史。随着其他国家积累的美元储备日益增多，美国面临黄金偿付危机，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不再向外国出售黄金，彻底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若说随着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布雷顿森林时代已是过去时，似乎又与事实不符。“怀特计划”是希望借黄金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阻止英国等贸易伙伴用货币竞争性贬值来谋求贸易优势，但由于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1971年，美国被迫结束怀特提出的构想。即便如此，美元依旧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国际机构总部所在地是所在国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仍在华盛顿，并未向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所建议的在伦敦设立第二总部，也没有在其他国家设立第二总部，两大国际机构的工作语言仍是英文。美国人一直担任世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美国是惟一拥有对两家机构重大决策否决权的国家，各个关键职能部门中的重要决策背后都有美国人的身影。

　　让两大国际机构成为全球“金字招牌”的并非他们的办公楼有多气派，而是办公楼里藏龙卧虎。在两个各拥有188个成员国的机构里，高管尽管肤色不同，但多数拥有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美式思维和价值观有着较强的认同感。2012年竞选世行行长的美国候选人金墉、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奥坎波、尼日利亚经济统筹和财政部长奥孔乔-伊韦拉的肤色不同，大多数媒体和评论人士将注意力放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争。其实换个角度来看，3人皆毕业于美国常青藤名校并多年在美工作，能用流利的英语会话，美国是他们事业腾飞的平台，3人的履历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此外，两大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并未被边缘化。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再度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持全球金融稳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提供技术支持和全球宏观经济监测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银行在减贫、消除发展瓶颈方面的经验无人能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面貌发生巨变并非坏事，世行名称和职能的演变表明全球已走出了二战炮火的创伤;黄金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结束，从侧面印证了全球贸易流、物流的极大繁荣;区域性经贸、金融合作见证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多极格局。

　　走向何方

　　包括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内的美国精英并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是过去时，而是处在不断演进的现在进行时，三大国际机构的构架、定位都在动态调整。若与三大国际组织建立之初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发生巨变。研究该体系的知名学者、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本·斯泰尔(Benn Steil)告诉笔者：“如果怀特和凯恩斯能活到今天，肯定已经认不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了。

　　尽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细节尚待完善，但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秩序调整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指出，金砖五国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两成，总共拥有约4.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砖五国的提议将使得主要新兴经济体整合力量，全球金融体系中有影响力的将不只是美欧所主导的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

　　尽管世界经济治理秩序的未来面貌尚难定论，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势必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斯泰尔认为，金砖国家设立开发银行就是给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敲响了警钟。半个多世纪前规划世界治理秩序离不开美、英两国的协商，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誉所长伯格斯滕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治理架构的改革迫切需要美、中两个大国的合作与谋划，未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规划关键在于美中两国的协商。

　　凯恩斯当年曾提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由美国和英国共同享有否决权，一超独大的美国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美国的相对经济和军事实力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在逐渐缩小，美国应当考虑在现有的国际舞台上，让其他新兴经济体大国享有否决权，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美国人一家的游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春季会议期间告诉笔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要像“镜子”那样反映世界动态。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背景是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和二战后大国间经济实力对比达到质变的临界点，如今全球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又达到新临界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总量将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拉加德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比例已升至44%来印证中国等国家力量的崛起，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借债国，颇像二战后英国的地位，中国、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经济体都是持有美国国债数额超过1万亿美元的债主。

　　关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内核，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迈克尔·杜利(Michael Dooley)等人在2004年提出“复活版布雷顿森林体系”(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BW2)的概念，其观点有合理之处，也引发了热议。根据杜利等人的看法，资本富足的美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以较低的利率短期举债，来应付国内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同时再把国内的资本以长期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输出到劳动力富足但资本短缺的国家，赚取更大的投资利润，美国继续扮演“短借长贷”的“世界银行家”角色，这种金融循环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是一种双赢，尽管美国存在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但是BW2体系或许比原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具可持续性。

　　但是，也有专家持反对论调。希腊央行的史蒂芬·霍尔(Stephen Hall)等学者则认为，BW2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稳定，他和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同样面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这些稳定破坏性因素的威胁。曾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的埃德温·杜鲁门(Edwin Truman)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年度财政赤字占GDP高达8%、经常账户项目年度赤字超过3%的内外“双逆差”局面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可持续。美国接近债务危机临界点是学界的共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美国需调整过度依靠借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末日博士”鲁比尼认为，和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在BW2时代，美国的经常项目从顺差变为逆差，美国国内的温和财政赤字变为巨额财政赤字，这预示着BW2时代或将是一个“短命时代”。

　　史可明鉴，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的遗憾也为未来的努力指明方向。在怀特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设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尝试，但是该体系并未建立凯恩斯提倡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从而来克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为了缓解国际金融体系困境而在1969年设立的IMF特别提款权(SDR)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提议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划师”怀特将汇率作为自己思路构架的核心，汇率议题确实是连接各国利益的主要桥梁。BW2时代是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和国际贸易分工大繁荣的时代，贸易和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各国既要避免全球流动性不足造成的国际贸易萎缩，也要避免滥用央行创造流动性“无锚”的现状来谋求出口优势和减小偿债压力。

　　目前，日元等币种“竞争性贬值”尽管主观目标未必是谋求出口优势，但客观结果会使得日本出口商更具全球竞争力。怀特最初没有设立世贸组织的考虑，因而在原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在汇率、贸易政策上的有效合作来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缺乏有力的制度性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以对日本这样大股东的货币政策“吹响警哨”，这些都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软肋。

　　日元的竞争性贬值已经引发全球的连锁反应，为了让BW2体系有效运转，美国等大国应当考虑如何给央行的货币政策设定规则和底限。在BW2时代，美元已经不是全球惟一储备货币，美元向全球无限提供流动性已经有竞争对手，但是目前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并非在互相制约，而是在“竞争最低点”，在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00大关之际，七国集团不仅没有给日本吹响警哨而是为日本打气，这种做法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汇率政策的严厉批评形成“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明显反差，这将加剧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在金本位制下，各国央行缺乏缺乏货币政策空间是一大局限，但在浮动汇率制下，如何约束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滥用特权则是另一个必须要解决的议题。不论是在原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在BW2体系中，美国等大国都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中枢，而这些大国又都在利用中枢地位的不对称优势来透支特权。美日等国央行完全以国内政策为目标而忽视汇率变动的做法和美联储上世纪60年代的做法极为相似，享受储备货币特权的发达国家目前普遍缺乏长远意识。风物长宜放远量，打破当前金融体系不稳定状态的结果，可能是强大的区域金融安排或者新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