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人均GDP到达4361美元，轻松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里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毒奶粉、地沟油、腐败等社会乱像在政府干预不力的情况下急剧恶化，国人的痛苦指数达到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不由得开始担忧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吗?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表现为中南美，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至今仍挣扎在人均GDP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近年来当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2012年2月美国前副国务卿，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不失时机地警告中国：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财政部于2012年2月27日共同发布的一份“权威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或译为《中国2030》)中称，假如中国不改变发展模式并反思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中国的增长引擎就有可能在今后几十年里受到阻碍，结果中国将难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专家们研究的结果中国似乎正在不可避免地向陷阱滑去。在提出警告的同时，世行为中国避免落入陷阱强势建议中国政府必须推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政策。中国不少传媒、财经专家们借机掀起一波强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顶端设计的热潮，“反思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反思公有制，一些财经高级智囊大声疾呼：不采用西方“普世”的政治制度，“中国必然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成为东亚地区唯一拉美化的国家”。

　　一、制度还是产业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源自于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一些中东石油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几千美元或过分依赖石油收入的发展阶段。这些陷入困境的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没有经济学家或国际组织反思过他们的制度问题，其实这些国家和跳过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如日本、韩国的最大区别不是所有制上的差异，而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否掌握核心技术。日本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一方面大量复制发达国家的技术并使之精致化，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大量出口到全世界积攒了技术进步的实力，另方面制定国家产业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计划严格地保护本国市场给本土企业和技术留有足够的成长和发展空间，使得本土技术在二三十年内先在本国长大逐步走向国际进而赶上并超过西方。反观那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向老老实实按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玩，没有一个国家掌握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牵动本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核心技术，也便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会。上世纪8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世界银行与IMF的全力策动下，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全面推广，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一起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二、谁主导撰写了《中国2030》

　　世行的高官和美国政府高官的身份常通过政治旋转门互相转换，他们代表的是美国国家核心利益。世界银行从诞生之日就始终由美国人出任行长，而西欧发达国家则垄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控制权。除了本身就来自美国政府权利核心参与过板倒苏联的佐利克外，其他两位世行负责《中国2030》报告的世行高官也是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忠实维护者，从Vikram Nehru新近撰写的《The Rebalance to Asia: Why South Asia Matters》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为了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为了围堵中国，他是如何煞费苦心地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他们是美国政府选择的世行高官，所代表的自然是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理论上讲他们不会真心帮助或容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所谓共产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和他们抢夺地球有限的高端食物链的资源。

　　世行的背景世人皆知，令人费解的是国务院请世行给中国改革做顶层设计、指导中国政府和国企改革、帮助中国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怎么想都觉得滑稽。

　　三、中国需要什么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产业进步和发展模式既有类似日韩型的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行业如网络设备、超级计算机、大型工具制造、造船业、高铁、国防工业、航天等，其中很多产业是在西方封锁下不得已自主研发实现了产业升级并走在世界前列;也有典型中等收入陷阱模式的产业，都属于那些轻易能够获得西方技术“帮助”，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和开放市场的产业，如汽车、民航客机、商用及民用计算机及软件、工业控制软硬件系统，良种等都有明显的产业南美化趋势，或者说像其它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一样的产业特征，这些产业已经或正在沦落成为西方技术或产品的殖民地。目睹中国道路上跑的万国车和中产以上阶层无人看得上纯国产品牌的现象，看看国产品牌汽车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的窘境就能体会到没有核心技术的后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无奈。

　　世行为中国指明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就是汽车市场换技术模式的产业殖民地化在中国全面推广。

　　四、经济转型选择“汽车市场换技术模式”还是“高铁模式”

　　中国汽车产业“市场换技术”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按照当时中国政府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说法：“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事实上中国顶多就是一个车间”。龙永图给中国产业政策的定位和许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产业现状完全相符。中国市场换技术的先驱汽车产业，包括一汽、二汽、上汽拥有雄厚的国企优质资源，由于没有掌握汽车的核心技术，至今没有搞出一款像样的国产品牌轿车，不得不给外企打了近30年工，还绑架着中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成了万国汽车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其实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中国企业给跨国公司打工，特别是大型国企分化成西方跨国公司的附庸，产业殖民地化无疑才符合华盛顿共识的精神，是西方最欣赏的。

　　中国政府只有按世行建议的像对待汽车行业一样发挥“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进行“深层次改革”，像汽车产业一样彻底开放市场，像一汽、二汽、上汽一样国有资产股份化，国际化，由跨国公司控制产业核心技术;国有银行股份化、私有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任由国际金融大鳄们在中国金融领域驰骋;中国政府全面放弃产业发展的控制力，影响力，和资源调配能力，同其它中小国家一样放任西方跨国公司在可操作的市场翻云覆雨中国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便是世行忽悠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逻辑，也是中国那些市场派，股份派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政府高官龙永图患了中国应该定位为世界车间的幼稚病情有可原，如今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雄踞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被美日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面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全方位步步紧逼中国险恶的地缘环境，居然还有不少中国高官学者相信黄鼠狼能给鸡开药方， 请世界银行为中国改革做顶端设计。幸运的是龙永图的想法并没有全部变为现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也只有汽车等少数几个产业，并且中国政府正在下力气扭转这种局面。此时此刻世行散布中国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用危言耸听的说词动摇中国发展模式的信心，逆转中国技术进步的势头，通过妖魔化中国高铁模式而妖魔化国有企业，诋毁中国政府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其目的就是把中国引向中南美国家过去几十年所走过的陷阱之路。

　　中国高铁技术跨越式进步走了一条和桑塔纳汽车市场换技术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铁路的厚积薄发是与铁路人长期技术积累分不开的，然而与汽车、商用飞机产业不同但更重要的是铁道部作为中国铁路最高管理部门拥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在高铁发展技术路线的选择问题上整合了全国铁路市场，以一个窗口，一种声音对外技术谈判，避免了中国人互相压价，肥水外流的老毛病，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国内市场，为国产技术的成长培育了肥沃的土壤。如果当时铁道部部属企业按世行的要求被市场化、股份化、国际化、私有化，大同、唐山、株洲、长春、青岛四方机车制造厂，也就是后来整合的北车，南车，非常可能像一汽，二汽，上汽一样不思进取，互相压价，只谋求如何搭上外企快车分食中国井喷般市场大饼的眼前利益。中国高铁现在的局面就不是一个和谐号，而是多国牌子，多种互不兼容制式的外国高铁分割着中国市场。中国高铁就不可能10年走过别人几十年走过的路，一举超越曾经心目中不可逾越的技术高峰。

　　有明显人为操控迹象的舆论界辱骂高铁亏损远远甚于批评汽车业巨额利润外流的，这同世行认为中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和国企将导致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论，以及西方多年以来有目的的妖魔化中国政府和国企的企图可谓“不谋”而合。西方如此痛恨公有制国企，无视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无所不用其极地贬低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是想帮助中国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把中国导入南美国家“陷阱式” 的发展模式，世行的高官们心里最清楚。

　　实践证明，没有政府支持和一定的市场保护，任何后起国家的本土企业直接和跨国公司正面交锋必定只有死路一条。更何况倡导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发达国家当触及其核心利益时从来都毫不吝啬地举起保护主义大棒，禁止华为，中兴网络设备以及三一重工风电进入美国市场就是典型的技术和市场保护措施，他们怕什么?他们惧怕的是一旦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突破西方所垄断的产业技术瓶颈，实现产业全面升级，由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一些发达经济体就可能掉入“高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世行为中国诊脉，罗列一大堆中国政府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转移中国对技术进步的重视。一个大国，丧失实体产业技术进步的机会，奢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于闭着眼往别人设好的陷阱里跳。

　　五、切莫把国家财经管理主权和改革顶端设计当儿戏，引狼入室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有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可悲的是中国掌握财经话语权、“政治改革顶端设计”的权威专家，高官和他们的追随者们，以及财经类传媒却熟视无睹，只会死搬西方经济学教条来套活生生、蓬勃发展中国经济的现实，只要中国经济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经典的理论教条和“华盛顿共识” ，不管实践中有多么成功，在他们看来都是离经叛道，终将会把中国带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理论界的盲目崇洋，唯洋是听的经济学逻辑给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带来的伤害、甚至主动出让国家经济管理主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威胁和潜在威胁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为了撰写《中国2030》，世界银行的专家们除了享受在西方从未经历过的豪华招待外，据报更把从国务院及各部委到省市地方财政金融诸如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转移支付等属于国家经济管理主权范畴的内容也顺便了解个遍。当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行政命令，以所谓“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中资公司三一集团在美国兴建区区4个风力发电场项目的时候，属于国家核心机密的家财政金融领域似乎不设防，把曾经参与过板倒苏联的美国专家请到国务院为中国政治改革做“顶端设计”，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许多美国高官、专家都喜欢把参与搬倒苏联作为他们人生经历浓墨重彩的一笔引以为荣，如果有一天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些专家们不知会如何改写他们这段履历。

　　六、《中国2030》的核心是：政府去功能化、国企私有化、市场自由化、金融国际化

　　世界银行《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的核心建议就是四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市场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政府去功能化。此“四化”对已经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并不新鲜并早已经“现代化”了，世行何不把他们先拉出泥潭，再来拯救这个还没跳入火坑的中国难兄难弟，世行为何“独厚”中国而轻视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的救助，原因在于没有所谓此四化，中国高铁、中国航空航天、网络设备、高性能计算机、造船、重型装备制造、大型及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许多行业都已经或正在跻身世界前列，反而如果铁道部系统早十年实现世行的“四化”，还有中国高铁的今天吗?中国高铁市场早已被不同标准的跨国公司所瓜分，中国铁路线上跑的不是统一标准的和谐号，而是像万国汽车占领中国市场一样日、法、德、意、加多国机车正分食着中国高铁市场的大饼。

　　没有所谓世行的“四化”，以现在中国企业进步的速度，用不了多久，包括汽车业，中国许多行业都已经或正在努力摆脱缺乏核心技术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而世行推荐的“四化”，会不会彻底扭转中国当前的发展势头，让更多的产业走上像汽车国企蜂拥为跨国公司打工的陷阱之路上，并不难预见。世行的“四化”到底是想帮助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把中国导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吗?

　　七、高等收入陷阱

　　随着科技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从世界范围看，产业核心技术加快了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垄断的进程，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时候，就必然面对所谓经济转型的问题，然而，绝大多数中小国家不具备技术创新所需的知识积累、人才储备、资本支持、政府干预、和国内市场培育的能力和条件，其结果是企业和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里。多数国家当失去成本优势后，面临的必然是产业外移，失业增加，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一定实力的大国和政府强有力支持的企业和市场，才有可能逃出被人弱肉强食的宿命。

　　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和实力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与几十年来不绝于耳的中国崩溃论相反，铁的事实是中国已经在信息网络设备、新能源、高铁、造船、工具装备制造、港口设备、航空航天，军工，以及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走在或接近世界前列。特别是只要中国在某项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中国公司就可以把跨国公司产品的市场垄断价格大幅降低，改变产业链布局，造福全人类低收入人群。中国雄厚的人才技术储备，庞大的内销市场，充裕的资本积累，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使得中国许多区域形成产业链集群效益，一个产品产业链上几百上千个零部件，在中国某一个地方转一圈就可以采购组装完成。所以即便失去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中国仍然有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所不具备的效率和综合成本优势，加上核心技术的积累和突破，中国这种快速仿制、创新、集群化、高效率的产业进步和发展模式着实让发达国家感受到巨大的威胁，这便是西方和世界银行高官们无比忧虑的地方。

　　如果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挤占高端产品的丰厚利润，那么就必然有高端制造国家失去产业核心技术的垄断优势而步上类似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曾经面临过的“失去发展动力、产业外移，失业增加，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窘境，掉进“高等收入陷阱”。

　　中国高中低端通吃的产业和技术进步模式改变了世界产业发展的既有规律，其结果必将创造出一个国际生态新的名词“高等收入陷阱”。西方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后就转移不出去了，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把高端产品做成白菜萝卜价，跨国公司再不可能像以往一样以垄断价格超额利润掠夺全世界人民的血汗。正是中国的崛起有可能逼着西方要么改变奢侈的生活方式，薄利多销惠及全世界，重新找回市场竞争力，要么陷入衰退一蹶不振，掉进高等收入陷阱。日本对于美国逼着日元升值导致失去的30年感到无奈，日本更对中韩的技术追赶而恐慌，韩国中国在家电、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快速提升已经严重威胁到像索尼，松下，夏普等老牌日企的生存和发展，日本人最担心的不正是日本会像欧洲一些国家一样掉入高等收入陷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