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梅新育

　　美欧两大经济体双双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危机尤甚。救，还是不救？这个问题已经摆到了国际社会面前，外汇储备冠绝全球的中国更再度被期望“救资本主义”。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当然不愿意看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但作为现实和潜在的债权人，中国又必须为自己的救援设定一定条件。

　　从历史上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爆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救援贷款条件性较多地走到了后一种极端，以至于基金组织牵头的救援往往在受援国形成“IMF萧条”。在危机国家资产价格暴跌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强迫危机国加快自由化步伐，使得西方投资者得以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收购那些对方平时根本不愿意出售的资产，这种做法已经颇有趁火打劫之嫌，克鲁格曼等知名西方经济学家对此也颇不以为然。

　　美国对救援贷款索取高额收益，更令危机国家备感苦涩。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后，美国牵头组织了救援资金，其中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作为美国国防部战略储备石油）的预付款10亿美元，中央银行贷款15亿美元，用于进口农产品的贷款10亿美元。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10亿美元预付款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墨西哥放弃了多年来拒绝扩大对美国出口石油的政策，宣布将对美国出口石油占墨西哥石油出口总额比重从52%提高到72%；另一方面索取了高额折扣，使美国给予墨西哥的这笔贷款实际利率超过30%。此外，墨西哥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条件苛刻的整顿国内经济协议。更有甚者，美国在救援协议初稿中还要求墨西哥为获得救援资金支付1亿美元服务费，只是由于墨西哥方面不惜中断谈判以示拒绝方才作罢。

　　不可否认，一定的贷款条件是防止道德风险的必需工具，但是在危机状态下，速度往往是决定救援成败的关键所在，最后贷款人到位越晚，起初的流动性危机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清偿能力危机，所需借款数额也就越大。如果救援条件过分苛刻，如果“IMF萧条”持续时间过长，危机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就会得出结论：倒账风险并没有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与其无望地忍受苛刻的经济调整计划和漫长的“IMF萧条”，不如干脆听凭危机发展或寻找其它出路。伊顿（J. Eaton）和格尔索维茨（M. Gersovitz）曾经提出，只要拒付债务的贴现现值收益超过贴现现值成本，就会产生国家债务违约。 据此，要防范发生国家债务违约，附加较多的贷款条件以降低拒付债务的贴现现值收益，似乎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历史教训告诫我们，附有过多条件的流动性不可能是真正的流动性。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际最后贷款人之责，先后为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爱沙尼亚、但泽自由市（现波兰格但斯克市）、葡萄牙组织了融资和技术支持，但国际联盟的行动给人们造成了这种印象：国际联盟合适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完全破产和丧失竞争力的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在一定时期内接受沉重的、屈辱的控制。因此，其它国家在从国际联盟的技术支持中获益时，宁愿与外国发行公司签订直接的协定安排和通过不损害国家责任的方式继续改革。

　　与此相反，在对次贷危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救援中，更容易出现的风险是债权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美欧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都在于多年来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以“欧猪五国”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西欧国家居民和政府尤甚，政治军事霸权、经济货币霸权又赋予了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样做的可能，激励了他们的道德风险。要确保欧洲债务的偿还能力，要从根本上消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频繁爆发的风险，欧洲人就必须走出无需辛苦努力工作而建设所谓“生活大国”的迷梦，忍受一段时间的痛苦调整，对其政府财政、福利体系开展伤筋动骨的改革。

　　中国即将迎来入世十周年，中国也早已被人们称作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在直面入世挑战而开展的经济结构调整中，中国一度付出了数千万人下岗的代价，为消化如此众多的下岗人员花费了几近十年时间。没有这种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痛苦调整，就没有如今竞争力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欧洲债务人与其无谓地抱怨中国“友善勒索”，不如认真思考能否从中国这里学到什么。

　　对于中国而言，助一臂之力，帮欧洲渡过难关进入一段能够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时期，这无疑是最优选择；但倘若债务国不肯接受合情合理的条件，那么对其债务危机听之任之就是中国的次优选择。毕竟，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国家”在欧盟经济和对华经贸中所占份额有限，即使“欧猪五国”真的陷入主权破产，也不可能将中国拖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