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益民：谁逝去了十年？

来源：新经济导刊 2011年第五期

　　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自己的财团模式，而避免走弯，就能把外资排挤出去，从而形成“国进民进”的双赢格局

　　在中美日经济“三国演义”格局下，日本企业的财团模式，或是中国企业实现“国民共进”的必由之路。

　经济“三国演义”

　　在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看来，“获得全球经济影响力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霸道方式；一种是王道方式。当初项羽和刘邦争天下，项羽霸道，刘邦王道，最后让刘邦得了天下、项羽乌江自刎。美国方式就是靠强权强势硬实力，而中国做不到，就只有靠软实力。日本人就是搞王道，有时候，软实力并不觉得很厉害，所以不得不防，它能够把全球东西都拿到自己手里。”

　　他说，在中美日“三国演义”中，中国更像蜀国，日本更像吴国，而美国更像魏国。中国人还是蜀国心态，满足于在成都平原的自给自足，整天强调内需，没有扩张性，而最后要花钱买资源，应该是把资源拿到手再强调内需，否则全球资源价格太高。而日本人更像吴国人，日本文化与吴国文化很像，魏国则是强势的北方文化。在三国演义中，蜀国是最弱的。那么，蜀国应该“联吴抗魏”还是“联魏抗吴”，从目前的形势看，再结合地缘政治考虑：一方面要防吴，一方面要联吴。当然，不排除必要时考虑与魏的战略联合，总之关系很微妙。

　　白益民表示，美国的模式是创业型，日本的模式更适合可持续发展，两种是不同的模式。美国创新企业很多，但长寿企业很少，而据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百年企业已经达到了2万多家，日本大财团的企业几乎都是百岁以上。美国的经济模式跟创业投资有关系，一旦产生一个概念，就会有大量的资本进入。中国可以吸收两种模式的优点，比如创业型的产业可以搞美国的模式，而要做得长久可以学习日本模式。

　　他把日本模式称为“农耕模式”，美国模式称为“游牧模式”。农耕模式是从播种、插秧到施肥、除草、农具、水库等全部涉及。旱了有水库，有杂草就去清理，有很多劳动力从事这项工作。这一套系统就是财团体系，而水库相当于金融。游牧模式则不需要这些，它只要发现哪里有水草，把牛羊往那一赶，就可以吃水草了，这样可以快速地收获，但游牧模式是有风险的，比如一旦出现暴雪等恶劣天气，牛羊就没得吃了。

　　中国是该放牧，还是农耕？“放牧要求地多人少。虽然中国国土面积那么大，但适合人居的地方毕竟有限。所以，中国的模式必然是农耕模式为主体，游牧模式为辅。比如有一块地本身就不适合农耕，就可以用来放牧。中国经济需要一国两制，两制要分清主次。”

　　白益民说，历史上，汉人灭胡，也学了胡人的胡服骑射，但主体还是农耕，把内部体制建立得井井有条，如果都变成草场就乱了。其实，在中国，以长江为界，南方是农耕模式，北方是游牧模式，北方人爱搞金融、圈钱，南方人踏实做产业，这跟性格、地理、文化有关。

呼唤财团模式

　　我们已经看到，为应对危机和震后重建，日本产业资本已经出现了回流，这势必造成日本产业资本全球化扩张势头有所放缓，如此，正在全球化布局的中国企业是否有些机会？

　　事实并不尽如人想象中那么完美。著有《瞄准日本财团》的白益民先生指出，“中国企业出海都是小舢板出去，日本企业出去都是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很多中国企业甚至通过美国投行出去，其实，在没出去前就已经被别人算计完了。中铝走出去还是让人玩了，联想收购IBM也让人玩了，吉利收购沃尔沃能不能算成功？日本财团的核心是商社，表面上是国际贸易公司，实际上是产商融的结合体，把很多关联企业全带出去。”

　　他说，“姑且不论小舢板风平浪静能够划多远，遇到海浪可能就被打翻了，而即便能够勉强躲过海浪，也经不起航空母舰的冲击。所以中国企业机会很少，因为体制、机制原因，而即便日本不行了，对不起，中国企业也没有多少机会。因为除了美国的对冲基金、金融资本在那守着，还有韩国也在模仿日本的财团模式，因此现在还轮不到中国。”

　　为什么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财团模式？白益民指出，现在，主导中国经济的人都是美国回来的博士，而美国人的思路是金融和产业分离，最后我们就美国化了，就把自己的金融和产业拆散了。最初邓小平访日，学习日本搞了中信、招商局、光大、华润等财团，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家就都在批判这种模式，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而这都是美国回来的博士批判的，美国人的目的就是拆散财团，中国财团若发展起来对美国有很大威胁。

　　通过财团，日本人不但把美国资本排挤出日本，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财团又打到美国，打下东南亚、拉美，这无疑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韩国后来模仿日本，形成的财团模式，也将美国的很多东西也夺走了。我们看到，美国汽车产业已经玩完了，通用和克莱斯勒都已倒闭。再往前看，美国的电视、冰箱、照相机产业已经全被日本、韩国财团干掉了。如果中国再搞几个财团出来，美国还怎么过？因此，美国正扶植那帮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学者去当这个学家那个学家，进入世界银行，并在高校中扶植很多人，向其灌输美国思路。

　　事实上，中国也曾经出现产业整合的趋势，如山钢并购日照钢铁，河北钢铁联合当地5家钢铁企业，靠拢形成战略团系，但白益民认为这种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团，也没有多少竞争力。“财团是立体结构，产业、商业和金融结合，而并购只是把大家拼在一起，是平面结构。在产商融的航空母舰上，金融是空军，产业是陆军，商业是海军，它们是立体作战模式，刚才你说的中国钢铁企业之间的并购只是陆军的整合，这样还是陆军，出不了海。人家照样对你进行空中打击。这样产业整合越大，目标越明显。我们没有从经济体制上找出根本原因，光是企业之间弄来弄去意义不大。”他说。

　　而要从经济体制上具体落实这种“产商融”结合的模式，白益民指出，“别再批判产商融结合，再去学美国的产融分离。现在很多人提出产融结合，没有看到产商融的三角关系。我们要摸清楚学习的榜样，中国是要产业立国还是金融立国，中国那么多劳动力，当然是产业立国了，靠华尔街那种特权印钞机，美国有强权，有武装力量，跟着它的游戏规则，玩得起吗？我们要清楚游戏规则，是按照自己的玩法，还是跟别人玩。中国企业需要战略性的思维，但是现在没人在做这个事，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国进民进”双赢

　　在白益民看来，“日本要产业立国，要解决就业，要为日本等没有资源的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有很多战略性的东西它们都想清楚了才去实践。这些都符合东方化人的做事方式，恰恰中国（包括体制设计）现在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何谓东方化？白益民打了个比如，“东方人习惯下围棋，每个棋子都一样，没有车马炮的区别，围棋讲究布局，关键看棋子下在哪。中国却是下象棋，象棋靠的是硬碰硬，拼到最后什么都不剩了，到最后基本上都是和棋，谁都没有赢，结果是两败俱伤。而围棋不同，谁拿下势，谁布局好，谁就能赢，围棋也没有和棋。”

　　“都说日本过去十年是逝去的十年，其实中国才是真正的逝去的十年。”白益民有些激动，“别看中国GDP每年增长多少，其实外资贡献很多，我们在技术方面也没有太多积累，全是引进成套的设备技术，而中国金融业也可谓停滞了十年，还把外资的金融放了部分进来，更有甚者把国有金融的股权贱卖出去了。还天天喊着大国崛起，其实是自娱自乐。”

　　他指出，“中国应该保持一种危机感，地震对日本来说是好事，地震使它们的危机感更强了。中国企业因为没有经过大危机，以为就是太平盛世，其实是危机重重，而一旦危机爆发，是不可收拾的。因为中国企业互相关联不多。如果一家企业玩完，大家就树倒猢狲散。而后，人家就会过来廉价抄底你的资产了。”白益民彷佛已察觉到危机的风吹草动。

　　白益民建议，国企要重新整理思路。“过去学习美国，国资委不能再跟着华尔街跑了，国资委应该掌握产业体系，应该更多学习日本。如果国资委能够在财团建立中起到主导作用，想办法让产业与金融结合。如果它去跟中央谈这个事，来推动这个事，就简单多了。”白益民能够理解国资委的担心：“它们担心走弯了，金融变成房地产炒作的工具，并且这些官员不是职业经理人，干完就走人了，没有全球布局、出海的动力。”

　　他认为，另一个主体是民间资本。“与其让民间资本做地下钱庄、影子银行，不如将其变成商业银行。而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诞生于民间的产业，积聚形成的资本。关键是怎样引导商业银行与产业资本结合。”他告诉记者，“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一下出现上千家商业银行，然后这些银行慢慢通过竞争，有些倒闭，有些合并组合成大银行。”

　　“现在，民间资本拿不到银行牌照，都去搞私募基金，私募基金多了，乱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问题。为什么不能让它合法化？”他强调，“放开几个浙商银行，但不能乱。银行吸收公众存款，会影响到社会，如何控制？可以让这些商业银行主要进行产业企业内部的融资，不要让它们在社会上融资，只有特别规范的商业银行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

　　另一个担心是，“由于中国特殊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国企自己搞不了财团，也不让民企搞。国有资本压着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却与外国资本结合。中国是内战外和，而日本企业则是内和外战。”尽管如此，白益民仍极力呼吁中国企业建立自己的财团模式。

　　白益民指出，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自己的财团模式，而避免走弯，就能把外资排挤出去，从而形成“国进民进”的双赢格局，实现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对接，当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产权逐渐模糊后变成集体所有、国民共有。但这需要共同的意识，共同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