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中西方比较误区与战略产业重组
杨斌
内容提要：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指出世界银行一贯奉行政策导致众多国家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过去三十年爆发了一百多次严重危机。倘若中国依照世界银行的建议深化经济改革，那么中国将面临极大的爆发危机风险而不是防止危机。世界银行数十年来推行政策的实践效果如此之差，不妨大胆解放思想朝着与其相反的方向来重新思考改革，就会发现依照相反的方向反而会找到大量成功的政策实践，反而会源源不断发现没有任何社会痛苦的改革政策新思路。
党中央强调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分配方式方面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究竟是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进行没有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依据科斯产权理论推行必然带来种种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下岗失业、两极分化、腐败泛滥和群体事件频发，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难题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还关系到中国能否捍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并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报告建议中国应该将国有企业的比重再降低63%，并主张让国有企业按更加商业化的模式运行，金融改革应开张资本账户并实行利率、汇率自由浮动，还警告倘若中国不推行上述改革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其实，世界银行的政策建议来自受到国际舆论广泛批评的“华盛顿共识”，有些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是“全面、系统的规范改革方案”，但是，众多的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改革实践，却表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预期与效果是截然相反的。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1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全球化和私有化风靡全球的时期，一百零五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十九世纪的统治阶层曾竭力推动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国际经济组织声称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未能带来许诺的效果，经济增长或是陷入停滞，或是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增长的成果，众多国家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过去三十年爆发了一百多次严重危机”。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对世界银行一贯奉行政策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倘若中国依照世界银行的建议来深化经济改革，那么中国将面临极大的爆发危机风险而不是防止危机。
当前美国正面临更大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危急形势，迫切需要掠夺大量财富为即将破灭的金融泡沫输血，正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全球自然资源和自然垄断行业的控制，以求即使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时仍能谋取超额利润，因此，美国竭力误导各国推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拉美国家推行私有化的教训表明民营化最终都变成了外国化，私人资本缺乏规模、技术优势难以消化远超过自身的国企，遭遇竞争压力并受到外资收买诱惑就会出让企业和行业控制权。普京正是看到俄罗斯寡头向美国出卖国家利益危险后，果断逮捕了大寡头并将其控制的垄断性、战略性企业收归国有。
某些中国人觉得国际货币基金推行“华盛顿共识”政策，虽然付出的社会代价较大但仅仅是短期的阵痛，其实，拉丁美洲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短期阵痛持续二十年也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民众遭受反复掠夺后觉醒开始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21世纪初拉美大多数国家左翼政党赢得了选举胜利，这样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经济才开始好转，社会贫困状况扭转了长期的恶化趋势并出现可喜的改善。俄罗斯也是在普京执政后纠正私有化政策失误，制订法律禁止战略性、垄断性国企实行私有化，果断将一些经济寡头逮捕监禁并没收其财产后才出现经济形势好转。某些中国人担心反对美国操纵国际金融机构推行的政策，就会被国际社会视为异端并可能带来严重的中美冲突，其实，巴西、阿根延等大多数拉美国家都转向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之后，美国反而停止了强硬施压并转而改善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因为担心激怒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更加不利于垄断资本利益。
有些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华盛顿共识”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其实，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为应对拉美外债危机，制订“华盛顿共识”的初衷是赤裸裸地维护西方资本利益，逼迫拉美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削减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开支，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自然资源以确保偿还欠西方债务，被拉美民众批评为“逼人割自己鲜血淋淋的肉来偿债”，此后为了论证其政策合理性才引入种种理论说辞，如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是为了减少政府干预，允许跨国公司兼并是为了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等等。有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代价虽大但有利于民主。其实，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后曾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是由中情局策划军事政变开路，通过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大规模暗杀清除社会抵抗，然后在军事独裁政权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中性学术理论，实质上是美国谋求全球利益的国际战略工具。
大胆解放思想调整改革思路
世界银行数十年来推行政策的实践效果如此之差，就意味着无论是遵循这种思路还是小修小补都会效果不佳，不妨大胆解放思想朝着与其截然相反的方向来重新思考改革，就会发现依照相反的方向反而会找到大量成功的政策实践，就会源源不断发现没有任何社会痛苦的改革政策新思路。实际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访问西方看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就是与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社会改良政策带来的。二战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盛行着社会改良潮流的时期，各国普遍推行国有化和金融管制化政策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却反而取得了持续数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记录，被誉为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
中国学者访问西方看到实际上是社会改良带来的成果，而被美国传授的却是全面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美国向全球各国竭力推荐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不仅给前苏联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带来了社会灾难，而且在日本、东南亚和许多拉美国家频繁引发了金融危机，最终连被认为市场经济最为成熟、发达的美欧国家也无法幸免，这充分说明中国不可盲目羡慕“美欧经济模式”，必须严格区分二战后西方被迫借鉴马克思理论推行的“社会改良”，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复辟自由放任政策导致的“社会改恶”。
当年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韩国、台湾和众多发展中国家，都重视实行国有化政策并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在战略性产业和经济金融命脉领域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世界各国还普遍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化政策，严厉限制外汇、股票、期货等金融投机活动，以确保当时匮乏的的外汇、资金和物资资源，能够集中用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而不被投机活动浪费。当时世界各国经常因外汇短缺面临货币贬值危机，但是，通过加强外汇、金融管制一般都很容易克服困难，不会像东南亚危机中那样让货币危机蔓延成全面经济危机。西方社会改良的“黄金时期”，哈耶克称自己在西方知识界处于身败名裂的境地，科斯产权理论持续数十年被打入冷富、无人问津。
当年西方被迫借鉴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来发展经济，强调所有企业包括国企、私企都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认识到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优势，所以社会改良时期世界各国盛行的都是国有化潮流。当时西方强调所有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并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包括职工、消费者、上下游的企业以及环境保护等等。日本二战后初期在财力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私营企业那时也盛行职工终身雇佣制，职工以企业为家，借鉴中国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结果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才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二战后日本企业的成功并非来自私有产权的优越性和特殊秘诀，二战前日本私营企业普遍像电影《野麦岭》中一样虐待工人，产品质量低劣以致于东洋货在中国曾是劣质品的代名词，日本战败后被迫向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学习，日本通产省和企划厅也向众多企业提供类似中国计委的协调、支持，这样才有了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奇迹。
由此可见，日本丰田等私营大企业成功的真正经验，就是抛弃二战前的放纵资本贪婪逐利的野蛮资本主义，像中国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学习调动工人积极性的办法，而后来日本丰田等私营大企业再次陷入失败的教训，就是抛弃二战后像中国国有企业学到的成功经验，受美国诱迫抛弃社会改良、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再次实行科斯产权理论所倡导的以产权利益至上的改革，致使日本私有企业再也无法重现社会改良时期的经济奇迹。丰田公司给职工提供铁饭碗的时候曾创造了丰田奇迹，后来丰田公司推行新自由主义将铁饭碗改革掉了，职工也无法将企业当做自己的家来关心了，虽然暂时取得了短期利润却掩盖了企业弊病逐渐积累，最终导致了丧失众多生命的事故灾难和企业深陷困境。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其实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复辟倒退，是重新否定社会改良的成果并复辟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就连日本主流媒体也承认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是导致日本长期陷入经济低迷、贫富分化状态的“社会改恶”。
中西方比较误区与山西煤矿变迁
解放前，中国人对日本私营大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不陌生，许多人都知道日本经营山西大同煤矿时埋葬矿工的万人坑，谁都知道日本企业的高利润与其说高效率不如说是中国劳工血汗。解放后，大同煤矿工人享有到了铁饭碗和福利保障，他们将解放后的境况与日本私营企业的遭遇相比较，真正体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感觉和幸福，根本不需要工头严厉监督就全力投入了恢复生产。倘若那时有谁说中国国有企业不如日本私营企业，或者说公有制是无人所有、产权虚置和低效率，工人们一定会气愤地同散布这种言论的人拼命。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受到邀请访问日本参观时，对日本大企业职工的高工资和福利待遇惊讶不已，于是以为这些都是日本企业私有产权的高效率带来的，忘记了当年日本企业的私有产权曾经野蛮剥削过中国工人，更忽略了日本私有企业的种种特有的成功经验，包括终身雇用、以企业为家和工人参加技术革新、管理，其实恰恰是来自被批评为产权虚置的中国国有企业。
某些中国人觉得在日本企业的亲眼所见必定属实，忽略了纵横向比较的认识错觉也能让眼见并不属实，例如，人们的确亲眼所见早上的太阳比中午的太阳大，但其实太阳的体积并未因时间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这是由于太阳在早上靠近地面较小的参照物的比较错觉。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为证明自己亲眼所见的中日经济差距是体制差异所造成的，常常说五十年代初日本被炸成废墟时中日两国相差不大，忘记了日本战前曾生产大量航空母舰同美国抗衡，工厂虽然被炸停产但仍然保存有大量技术人员和设备，而中国解放前却连飞机、坦克和汽车都无法制造，日本侵略军曾经叫嚣在三个月内横扫中国全境，现在不要说三个月就是三十年也不敢横扫中国一省，这充分说明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实际上大大缩小了，而且两国经济发展是在美国封锁遏制与战略扶植的不同环境中取得的。有些人将亲眼所见到的中日两国经济差距归于经济体制不同，其实这是横向比较时忽略了纵向背景条件的差异导致的认识错觉，同时也是因羡慕西方和急于求富的情绪妨碍了深入思考。
由于人们受到上述比较错觉和科斯产权理论的误导，山西国有煤矿在仓促的产权改革中被改成了私有企业，没想到再次因私企贪婪、矿难频发付出了十年来数万矿工丧生的代价。当无论政府如何加强监管山西矿难却依然屡禁不止时，当矿工不断丧失生命逼迫深入追查屡屡揭出腐败大案时，当山西许多区县因害怕难以抵御私企贿络无人敢当官时，人们迫不得已将私有企业改回了产权虚置的国有企业，遭到了众多民营企业家和著名经济学家集体咒骂、抨击，指责这是“国进民退”、“反对改革”和“开历史的倒车”，却忽略了温州煤老板让日本统治时血煤灾难重现是否也是“开历史倒车”。其实，改革初期温州私企老板生产的低压电器就造成大量火灾事故，温州生产的鞋子也因穿几天就破遭到全国百货商场自觉抵制，由此就可知道私有企业有追逐私利而忽视社会利益的弊端，更加需要改革以防止其带来损失扩大远远超过经济效益，不应该只提国有企业改革却不提私有企业的弊病也需要改革，但是，人们忽略了这一教训竟然让事故灾难蔓延到了全国。
山西煤矿被迫重新改制为国有企业的短短一年之后，夺取大批矿工生命的重大事故竟然完全消失了，每吨煤的平均事故率也降低到全国水平一半以下。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称幸亏当年排除阻力痛下决心，今天山西煤矿回归国企后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国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对山西国有煤矿进行改革，实行充分调动广大矿工积极性的全员承包责任制，曾创造出了劳动生产率和吨煤事故率均优越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奇迹，但是，人们出于中西方比较差异的认识错觉和急于求富的情绪，竟然匆匆忙忙地将当年国有企业曾经创造的改革奇迹丢掉了，现在虽然回归国企但却已无法挽回数万名遇难矿工的宝贵生命，更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仍然将创造了奇迹的改革视为倒退，真正的改革阻力仍然在妨碍着将山西煤矿的奇迹扩大到全国。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初期，中国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推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通过责任制创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不仅没有造成下岗失业还消化了数千万返城待业知青，劳动收入不断提高而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国民经济在不依赖出口需求情况下保持了高速增长，1985年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24，显著低于国际警戒线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威胁稳定的各种社会群体事件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但是，后来受到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误导，改革过多强调产权因素而忽视了劳动者的利益，各种变相的私有化导致资本同劳动者利益的对立，出现了社会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不断扩大趋势，大批职工下岗和群体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劳动收入比重过低限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加剧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党中央强调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分配方式方面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两者的主体地位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旦国有企业私有化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就会失去所有制保证并失去相应的主体地位。由此可见，究竟是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进行没有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依据科斯产权理论推行必然带来种种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下岗失业、两极分化、腐败泛滥和群体事件频发，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难题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还关系到中国能否捍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并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山西煤矿对重大领域国企重组的启示
山西煤矿国企民营化改革再现日本私企经营时期的血煤灾难，而且温州煤老板为急于获利、节省成本而乱挖乱采，一位行业人士痛心地说这样造成的煤矿资源损失甚至远远超过了日本侵略掠夺。私企进入煤矿开采这样的竞争性领域尚且造成如此巨大损失，仓促进入垄断性、公益性和战略性行业就很可能造成更大危害。考虑到这些行业具有不同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特殊性质，私企进入垄断性、战略性行业要先进行科学的局部试点，探索控制私人资本逐利而忽视社会利益弊端的有效办法，并且同国有企业进行经济、社会效益多方面的对比分析，广泛征求消费者、社会公众意见并进行民主磋商，稳妥扩大试点以检验多种对比方案的稳定性和适用范围，逐步将成功经验扩大到能够稳定发挥正面效果的适用领域。倘若当年引导私企进入煤炭开采领域也采取这种科学方式，就能避免大量矿工丧生和煤炭资源遭受巨大破坏的损失。
中国应重新反思指导企业改革背后的经济理论思想，按照中央精神坚持正视私人资本弊端的马克思理论，排除反马克思主义并贬低公有制的科斯产权理论的误导，谨慎对待私人资本进入垄断性、战略性行业的潜在风险。山西煤炭行业的曲折改革历程证明了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正确性，以及科斯产权理论忽略私人资本的微观、宏观弊端的荒谬。私人资本的微观弊端包括为追求私利忽视工人利益，尽量压低工人工资、安全设备投资和技术开发投资，容易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破坏和重大生命事故，宏观弊端包括普遍采取行贿办法拉拢腐蚀政府官员，容易造成腐败泛滥、民众不满、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导致党风不正、官商勾结和黑社会控制政府等严重危害。私人资本进入山西煤矿行业已带来重大命案频发，不断揭露出背后的重大腐败案件竟然致使无人敢做官，私人资本进入更为重要的行业就会产生收买更高层官员贪欲，就很可能导致威胁国家政治稳定的重大腐败案件频发。事实证明即使是竞争性行业市场也根本无法抑制上述种种弊端，负面的激烈竞争还可能迫使国有煤矿也效仿私有煤矿的急功近利，倘若未经充分试点并找到能有效控制上述弊端的办法，私人资本仓促进入垄断性、战略性行业将会带来更大危害。铁路、供电、水、燃气等行业输送网络的自然垄断性质，决定了私人资本即使进入也根本无法形成市场竞争的格局，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掌握这些行业的成本、技术数据，反而可以组织公平文明的竞争督促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成本，让公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监督经营并改善服务质量，直接掌握充分的内部成本数据否决危害公众的不合理涨价，通过竞争性投标和招聘选拔有能力更好为公众服务的经营者，依据国有企业完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指标的好坏进行奖惩，而倘若垄断性国企私有化后政府和公众都无法介入企业内部决策，往往只好任凭私企贪婪地猛涨价格、垄断寻租、收买官员。
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垄断行业私有化的灾难例证，如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减技术人员和职工，追求短期盈利而忽视了长期设备投资、更新，结果恶性事故频发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最后因亏损严重、负债累累而被迫重新国有化。中国铁路发展走坚持公有制和技术创新的道路，无论在技术装备还是效率成本方面均取得很大进步，现在美欧国家改造、建设铁路时都要纷纷向中国求助。有人以7.23动车事故来否定中国铁路和国企的成就不符合事实，从1997年中国就在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全面提速，到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顺利实施第六次大面积提速，中国高速列车运行车次超过一百五十多万次，长达十年保持整体上安全运行从未发生重大生命事故，车次事故率和公里事故率均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包括拥有先进高速铁路技术的日本和德国。但是，2008年西方爆发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为了抵御外来冲击推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加快高铁建设的步伐，仓促之间高铁建设规划不像以前那样科学、严谨，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巨大危害，抵御危机冲击的被动 “大跃进”不如高铁前十年平稳有计划发展，有必要更好发挥计划调节作用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否则骤然大量投资硬件设施而管理经验跟不上反而容易出事故。
当前一些学者纷纷主张中国应该将70%的国有铁路卖掉，应该在垄断性行业也形成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竞争格局，倘若中国铁路私有化后也像英国一样大量裁减技术人员和职工，或由于不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导致铁路无法正常运行，或忽视盈利较少的铁路线路如兰新铁路、青藏铁路、宝成铁路，都会严重危害国民经济运行和国家军队、战略物资的调动，特别是倘若为追求短期盈利造成恶性事故频发和重大人员伤亡，并且不断在重大命案背后暴露出比山西煤矿更为恶劣的腐败案件，那样可能会严重危害党和国家的廉洁形象和政治稳定大局。尽管中国铁道部的高级官员也有受贿腐败，但无法像俄罗斯寡头那样侵吞整个企业的全部资产，也没有动力和权力像英国推行铁路私有化那样，为追求短期利润大量削减技术人员和长期设备投资。有人认为中国铁道部领导腐败原因是政企不分，应该进行公司化、私有化改造以实现产权明晰，但是，铁道部高层领导个人腐败毕竟受各种制度制约，一旦私有化将使腐败领导有机会侵吞全部资产，进而不受制约追求私利完全不顾忌社会公众利益。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廉价出售、赠送巨额国有资产的腐败程度，两者仿佛是水渠管理者多喝水与侵占整个水库的差别，不能因为多喝水的腐败就干脆让腐败的管理者盗取整个水库，这种自欺欺人的治理腐败办法将给公众造成更大的损失。正因如此，二战后世界各国盛行国有化浪潮的时期虽然也有腐败，但整体上来说是高速增长和社会分配改善的“黄金时期”。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盛行私有化浪潮的时期腐败程度严重恶化，以至于带来危机频发、经济停滞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灾难。
中国某些地方受西方宣扬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误导，将自来水等公用事业领域的自然垄断国企出售给西方跨国公司，导致价格大幅度上涨令消费者感到负担沉重难以承受，充分说明用私人垄断替代公共垄断根本不是改革出路，这样将会释放私人资本追求垄断寻租的更大贪欲，必然加重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西方企业很可能在关键时刻利用涨价来推动颜色革命。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胁迫委内瑞拉推行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和放开价格导致物价飞涨，引发了大规模民众骚乱和政府严厉镇压，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就有372人死亡，而实际数字是仅首都死亡人数就超过2000人。当年查韦斯就是目睹这一惨剧之后，坚定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和重新推行国有化的决心。
中国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进行公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监督管理的制度创新，直接掌握内部成本数据并参与制订公众接受的合理价格，确保对高额垄断利润进行合理社会分红并造福于全体人民利益。实际上，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政府可通过价格控制来限制垄断寻租，还可直接下达经营效率指标和上缴利润指标，并且通过分配政策将垄断租金用于公众利益，必要时还可通过政府补贴和要求企业补贴的办法，促使公共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并减轻消费者负担，而私有企业具有利用垄断地位抬价追求暴利倾向，其带来的社会弊端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垄断。中国铁路在承担每年春运上亿人次繁重运输任务的同时，数十年票价不涨从未利用垄断地位来谋求私利，而同一时期不少竞争性行业的价格也上涨了十多倍，充分说明国有企业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巨大优越性，今后的改革方向不是私有化而是加强公众参与，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才能确保广泛经济民主。
中国现已建立了公用事业涨价的公众听证会制度，自然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涉及更重大的公众利益，因此，更加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鼓励广泛的民众参与，应该发扬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方针，事先应通过媒体网络等各种渠道鼓励社会公众献计献策，通过可控制的科学试点检验多种对比方案的利弊，然后再交给广大民众评估并选择最符合民众利益的方案。中国应将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视为鼓励公众参政议政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机会，应探索发挥公有制优势建立全民股代表直接参加监督管理的途径，改进公众对垄断性、公益性国企感到不满的任何问题，包括服务质量、红利分配、官僚主义、高管的特权待遇等等，这样不仅能让群众感到可以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还能亲身参与解决问题建立“民众点菜”的实惠民主，比较因为国企存在着种种问题就冒然推行私有化，能够更加平稳有效地解决问题并消除群众的不满，否则就可能像山西煤矿私有化那样非但无法解决群众的不满，反而让矿工完全丧失维护自身利益和生命安全的权利，反而让群众的不满急剧激化威胁到社会稳定大局，反而让企业、政府干部在重金贿络下从公仆变成了私企豢养奴仆，反而让媒体在金钱收买的腐蚀下丧失了舆论监督公正性，无视私企矿难血案频发、屡禁不止却专门攻击“国进民退”。由此可见，冒然地推行私有化不利于实现维护民众利益的真正民主，不利于解决铁路、电力输送网等技术性自然垄断弊端，反而会造成私人资本垄断政治、经济、媒体的更大危害，甚至呼应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发动“颜色革命”，利用群众的不满制造突发事件并严重威胁国家政治稳定。中国进行垄断性、公益性、战略性行业的国企改革，应该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充分发挥公有制优势，实现“100%的人所有、100%的人治理、100%的人享用”，为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应避免像拉美国家那样因冒然推行垄断性国企的私有化，导致公共产品价格暴涨引发社会骚乱危及稳定大局，引发私人资本利益与广大民众利益的对抗冲突。拉美国家有许多惨痛的教训启示中国应谨慎对待垄断性行业改革，例如2002年秘鲁政府决定推行垄断性行业的私有化，向私企、外企出售大型国有的水电综合企业和炼油企业，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和全国大罢工。但是，秘鲁经济部长库茨斯基受世界银行政策建议误导，不顾社会强烈反对继续宣布出售两个南方国有发电厂，引发了南方七个省份的大罢工和民众骚乱，抗议运动获得了社会广泛声援并且向全国扩散。秘鲁政府最初曾对抗议采取了强硬态度，指责抗议者是“制造骚乱的极端分子”，宣布当地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并从全国调遣军队准备压制抗议活动，但是，由于抗议私有化赢得了广泛社会支持，军队也表示同情并且拒绝服从调遣命令，秘鲁总统特洛多为挽回危局平息抗议，被迫宣布停止私有化并且解散其内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对中断私有化强烈不满，指责特洛多违背了对西方资本的承诺，声称对“投资者和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由于秘鲁总统特洛多的民众支持率，竟然急剧下降到了10%以下，甚至低于因腐败下台的秘鲁前总统滕森，他仿佛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无法理会国际货币基金施加的压力了。
对待私人资本进入战略性行业和国防工业更应该采取谨慎态度，因为涉及到技术情报、军事情报等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私人资本为了赚钱普遍有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经常有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贿络收买官员等劣迹，倘若没有进行充分的可控局部试点找到有效防范办法，很难保证私人资本为赚钱不生产假冒伪劣的军工产品，能抵御住西方重金诱惑不泄露和出卖技术情报、军事情报，一旦发生这类问题就不像一般行业那样仅仅危害公众利益，而且还会给国防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有人认为私人资本进入军工领域有利于降低成本，其实，美国军工私人承包商虚报成本、满天要价比比皆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谈到由于私企谋利层层盘剥抬价，西方的军事工业开发成本高昂超过前苏联十倍之多，因此，二次大战期间美英为避免军火涨价无钱打仗的困境，政府被迫直接进行了六份之五的军事工业投资。更为可怕的是，美国军事工业存在着远比一般行业更为严重的腐败现象，私人企业为获取订单普遍支付20%左右回扣贿络国防高官。倘若中国也发生这种情况将会严重削弱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造成腐败泛滥严重腐蚀国防工业领域的军队、企业干部，像美国一样形成私人军工综合体的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着政府将战争变成财源滚滚、获利丰厚的生意，战火频繁、军费暴涨导致民众付出沉重的财力和生命代价。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即将卸任总统时，曾警告私人军工综合体的权力将会日益失去控制，社会公众日益面临着滥用权力诱发战争灾难悲剧的危险。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2期，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