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

王伟光 程恩富 胡乐明等　

【内容提要】当前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具体矛盾的现实表现。尽管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对于促使经济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其他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其缺陷及负面影响将在未来逐渐显现，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我国规避与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浮出水面。2007年8月，次贷危机开始向全球蔓延。进入2008年，危机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经济体传导到发展中经济体，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西方主要经济体日益滑向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此次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力度之强，世所罕见。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透析这场危机的本质、成因和影响，客观评析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的利弊，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正确把握这场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提出规避和防范类似危机的中国策略，对于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于义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展开的表现，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分析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必须采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现实表现。
1．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蕴含危机发生的可能
商品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和最普遍的存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并蕴含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因此，从商品及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和本质关系分析入手，可以发现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般要素与抽象形式。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使用价值与价值二者既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又相互排斥、互相背离。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决定这一矛盾的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货币的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愈益分离，商品与货币愈益对立。
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交换由直接物物交换发展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过程，使得一个完整交换过程的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分离，从而导致危机第一种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且具有支付手段功能。货币支付手段功能使得商品交换的当事人演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使得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支付链条和债务链条。在这一链条上，如果一个债务人不能按时履行支付义务，整个链条上的一系列债务人也就随之不能偿债，从而形成危机第二种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
由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发展起来的危机两种形式的可能性，只是经济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是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潜伏于一切商品生产之中。随着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一开始就是发达的商品生产，发达的商品生产使得商品内在矛盾的各种形式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产业资本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分成相应部分，同时并存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并相继地经过循环的三个阶段。否则，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就会发生交替的中断。同时，随着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资本逐渐独立发展，形成借贷资本。银行资本以及虚拟资本，不仅增加了资本运动的环节和层次，也日益与产业资本相背离，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进一步发展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买卖的分离、生产与流通的分离日趋严重，处于商品资本阶段、处于流通时间内的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从而导致信用规模膨胀和信用期限延长。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作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包含着不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可能性，包含着不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抽象形式。
2．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危机发生的必然
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必然现实，需要整整一系列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因此，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分析入手，可以发现，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要素与表现形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累积，必然会使得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与货币的分离和对立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分析依然正确。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发展的必然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各类企业和资本不断突破部门和领士的边界向各个产业和世界各地扩张并相互合作，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生产与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走向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资本相互渗透与融合，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垄断寡头，即产量超过中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型跨国公司，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这样，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步扩展为经济的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的矛盾。可以说，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便是这一矛盾日趋尖锐的必然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扩展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掠夺。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掠夺提供了重要的杠杆与平台，新自由主义则成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三驾马车”的拉动之下，全球金融资本急剧增长并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金融资产价值1980年只有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规模基本相当；1993年达到53万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 P的2倍：2003年增长到124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全球GDP的3倍；2007年，全球金融体系内的商业银行资产余额、未偿债券余额和股票市值合计达到了230万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P的4.21倍。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逐利性，极易导致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盲目扩张；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变动性，极易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不稳定；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虚拟性，极易促成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泡沫膨胀。因此，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向主宰产业资本的异化必然导致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加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紊乱，引发资本主义更加频繁的首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3．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促成危机发生的现实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两次绝对一样的经济危机”。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都是资本主义所处时代各种具体矛盾和具体问题的综合反映。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同时，由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具体矛盾和问题共同导致的结果。
从微观基础分析，此次危机是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的具体反映。首先，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造成公司经营的短期行为。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司股权集中度低，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股票流动性较强。资料显示，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贝尔斯登等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的只有摩根士丹利一家，高盛集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1.74％。在过度分散型股权结构下，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倾向”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无人愿意行使监督权，从而导致股权分散下的“内部人控制”格局。同时，由于股东判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主要标准是盈利率和股票价格的高低，并以短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使公司经营在股东追求短期回报和高收益率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目前或近期利润。尤其是，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极易导致上市公司受到极不稳定的所谓机构投资者，即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资本的冲击和控制，顺从股票价格最大化的短期主义逻辑。其次，失当的薪酬体系“激励”管理层的冒险行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未，股票期权计划的广泛实施，行使股票期权的收入逐渐成为美国公司管理层薪酬的主要来源，并导致其收入达到令人惊叹的水平。资料显示，全美前100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平均年收入30年前为130万美元，今天则为3750万美元。失当的薪酬激励使美国公司高管根本无暇注重公司长期发展，而是更多追逐短期效益，过分地关注公司股票价格，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进行各种放大效应的套利行为。实证研究发现，美国许多公司在推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市场操纵行为，股票期权计划正在诱发企业管理者新的道德风险，在这些新的道德风险的冲击下，一个个庞然大物在瞬间轰然倒下。
从经济结构分析，此次危机是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日益对立的直接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异化为主宰产业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和对立。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10万多亿美元，GDP近54万亿美元，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为681万亿美元，与全球GDP之比为13：1；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340万亿美元，GDP近 14万亿美元，二者之比高达 25：l。虚拟经济的病态发展在满足金融资本逐利本性的同时，由此导致的巨大的虚假需求也会诱导实体经济的盲目扩张，推动一切国家出口和进口膨胀、生产过剩。一旦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必然首先引发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进而引起全面的经济危机。此次西力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1991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直接诱因都是房地产业及相关金融产业过度膨胀之后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
从分配和消费角度分析，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还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 0.1％的富上者的收入增长了 4倍，占人口 0.01％的最富有者家庭财富增加了 7倍；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仅从25800美元增加到26350美元；目前最富有阶层所占据的国民收入比重高于1929年美国经济衰退以来的任何时期。为缓解生产无限扩张趋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满足金融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债务经济模式”：普通民众依靠借贷维持正常消费，支撑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然而，由债务推动的透支性经济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由借贷消费所掩盖的资本主义深层次结构矛盾必然转化为危机现象。
从经济调节分析，此次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的必然表现。适应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和贪婪逐利的需要，美国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1982年通过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1995年通过的《1995年金融服务竞争法》、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2002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案》等，一步步放松了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规制。这样，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所谓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涌入投机性业务领域，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市场调节的失灵必然发生。尤其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巨大规模和场外交易方式已经使得基础产品的风险以极低的成本和极快的速度传递给全球金融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加大和复杂化，而以功能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以及以主权为基础的分割监管却难以应对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双失灵的结果，必然使得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并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二、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
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包括金融稳定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各种产业促进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尽管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对于恢复市场信心和促使经济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他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其缺陷及负面影响将在未来逐渐凸显。
1、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2007年4月，伴随着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次贷危机开始在美国逐步显现。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降息0.5个百分点，从此美国进入“降息周期”。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2008年2月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正式拉开了西方主要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序幕。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等5家西方主要央行联合宣布，将同时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2008年7月13日，美联储等机构决定分别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承诺在必要情况下购入两公司股份。2008年7月26日，美国参议院批准总额达3000亿美元的住房援助议案，同时授权财政部无限度提高“两房”贷款信用额度，同年9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决定直接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2008年9月16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等西方主要央行再次同时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美国政府同时接管全球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2008年9月19日，日本银行再次向短期金融市场注资3万亿日元，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和瑞士的中央银行共向金融系统注资900亿美元。2008年10月3日，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金融救援计划正式在两院通过。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几大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联合降息0．5个百分点。
随着金融危机逐步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西方主要经济体反危机措施的覆盖面也从金融领域逐渐向实体经济领域扩展。2008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约273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美联储于2008年11月25日宣布投入 8000亿美元，用于解冻消费信贷市场、住房抵押信贷以及小企业信贷市场。2008年11月26日，欧盟出台了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08年12月4日，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典央行进一步降低利率，分别降低0．75、1和1.75个百分点。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历史低点。2009年2月17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3月3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公布了总额为2000亿美元的刺激消费信贷计划。2009年3月5日，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从1％降至0．5％的历史低点。2009年4月10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总额为56.8万亿日元的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新方案。2009年5月7日，继美国、英国政府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之后，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主导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2009年7月2日欧洲央行宣布，将启动总额为600亿欧元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主要经济体反危机措施的实施经历了从金融领域逐步向非金融领域扩散的过程，反危机措施的着力点也经历了从挽救金融机构、防止金融形势继续恶化到阻止经济继续下滑、刺激经济复苏的演变。面对不断蔓延和深化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英等西方主要国家被迫逐步放弃了奉行了3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转而采取了加大政府开支、扩大基础建设投入等政府干预政策。因此，此次危机绝不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而是正式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彻底破产。
2．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的回潮
西方国家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包括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货币扩张政策、财政刺激政策以及产业促进和保护政策等一系列凯恩斯主义式的干预政策，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回潮。
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危机发生以后，金融机构损失惨重，不得不低价抛售金融资产，紧缩信贷。为挽救金融机构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市场信心，西方国家采取了救助金融机构、稳定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1）政府出资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阻止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2008年10月，布什政府提出的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主要是用于购买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2）各国央行通过各种形式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缓解信贷紧缩的压力。（3）政府直接向问题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实施“暂时国有化”。为挽救陷入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直接动用财政资金向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注资或提供债务担保，以此换取被救助金融机构的优先股或普通股甚至控股权，并对被救助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和信贷投放等经营活动进行干预。通过上述措施，美国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花旗集团，英国对诺森罗克银行、莱斯TSB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德国对德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了“暂时国有化”。（4）改革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2008年3月，美国出台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该计划提出，扩大美联储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整合银行监管权，新建监管机构如“金融审慎管理局”、“商业行为监管局”、“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等，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危机期间，西方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各类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高度关注被监管对象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以及市场风险的敏感性等结构性指标，并调整会计准则以更准确地反映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此外，为应对危机的全球蔓延，世界主要国家还就国际金融组织和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具有全球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达成了多项共识。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促进信贷，缓解流动性紧缩的压力，西方主要国家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措施。（1）大幅密集降息。自2007年9月18日-2008年12月16日，15个月的时间里美联储10次打出了降息牌，将基准利率大幅下调累计达500个基点，由5.25％降至0．25％，并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长期保持在0—0．25％之间；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自2008年10月之后连续6次大幅降息，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0．5％，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累计下调325个基点至2009年5月的1％；日本央行于2008年10月31日将基准利率降低到0.3％，之后进一步将其降低至0.1％的水平。同时，西方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注重联合采取降息行动。例如，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以及加拿大、瑞士和瑞典等国的央行均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2）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和购买金融资产等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等西方国家央行除通过定期拍卖贷款（TAF）、重要交易商信用贷款（PDCF）、限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TSLF）、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AMLF）等创新性的金融工具持续不断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同时通过购买国债和机构债等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1月，日本银行宣布考虑购买2万亿日元的商业票据；2009年3月，美联储宣布逐渐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进一步购入7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相关证券，追加购买1000亿美元的房贷公司债券；英格兰银行于2009年3月11日决定购买20亿英镑的国债，3月23日，又决定购买750亿英镑的公司债券：2009年5月，欧洲央行宣布将购买总额达600亿欧元的资产担保债券。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危机发生以后，为了稳定就业，阻止经济严重下滑，刺激其复苏，西方主要国家实施了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投资、财政补贴消费等内容的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措施。（1）大规模减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美国继布什政府出台1680亿美元减税方案之后，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又有35％的金额用于减税；2008年11月24日，英国宣布的200亿英镑经济刺激方案将增值税率由17．5％下调至15％；日本在住宅税、土地税、汽车税等方面减税总额达1.7万亿日元，其中，国税减征6900亿日元，地方税减征3800亿日元；欧盟的减税范围主要包括降低增值税、消费税、中低收入者的税务负担、减少企业主为其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险金费用等。（2）增加政府投资以拉动市场需求。美国奥巴马政府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大约65％用于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投资；德国计划投入500亿欧无，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法国出台了265亿欧元的振兴计划，111亿欧元用于公共投资。（3）财政补贴消费以扩大内需。危机期间，欧洲有10多个国家实行补贴汽车“以旧换新”，意大利政府对购买电动汽车、混合燃料汽车和小排量汽车给予环境奖金和汽车报废退税，合计可高达5000欧元；德国对回收9年以上车龄的旧车并购买新型节能汽车给予2500欧元的“以旧换新”补贴，总额达50亿欧元；法国、西班牙、荷兰、奥地利等国也对“以旧换新”购买新车给予1000—1750欧元不等的补贴；美国计划斥资40亿－60亿美元，推广汽车“以旧换新”。
产业促进和保护政策。为了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维持经济霸权，保护本国企业和就业，制约其他国家发展，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产业促进和产业保护政策。（1）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美国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宽带计划”获得政府投资72亿美元，医疗信息技术研发获得政府投资190亿美元；欧盟反危机措施也注重提高产业研发、创新的标准与要求，以增强欧盟全球竞争力与长期发展潜力；2009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3年的信息技术紧急计划，在未来3年内官民共同增加投资3万亿日元，着重加强医疗IT环境、培养IT人才、推动电于行政等IT技术应用。（2）加大新能源和环保投资。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约有500亿美元投入绿色能源产业；欧盟2009年3月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无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日本为配合第四次经济刺激计划于2009年4月推出了新增长策略，发展方向为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低碳排放、医疗与护理、太阳能发电等。（3）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投资。西方主要国家根据木身基础设施的特点，普遍相应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例如，美国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拿出110亿美元用于提升美国电网。同时，西方主要国家的反危机措施也十分注重增加教育、医疗、公共住房等公共领域的投资。美国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1059亿美元用于教育投资，比重高达13．5％。（4）扶持中小企业，保护国内市场。日本反危机措施特别强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为中小企业减轻负担；欧盟反危机措施更是强调经济刺激方案向中小企业倾斜。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虽然承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却加强了对国内市场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抬头。世贸组织（WTO）秘书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0月28日，WTO成员共发起171起反倾销调查，其中第三季度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3％以上；WTO预计2009年全球反倾销调查数量将达230—250起，超出2008年全年的212起。
3．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未能消除危机的根源
实践已经证明，凯恩斯主义式国家干预政策确实有助于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缓解，但是它自身同样存在严重的缺陷，而且无法消除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根源和矛盾。
首先，西方主要国家采取的反危机措施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1）反危机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融市场稳定。比如西方主要国家通过政府注资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合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短期内缓解了金融机构在资金方面的困难，避免了更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避免了市场信心的彻底崩溃，在稳定各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2）实体经济下滑趋势有望得到遏制。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运行相继止跌，并在下半年出现了经济触底或反弹迹象。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5％，为连续四个季度下滑后首次正增长；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0．4％，结束了连续五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势头。（3）经济结构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良性调整。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试图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体系改革，有望使得虚拟经济的畸形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注重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的投资以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可以使得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基础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重视增加新技术、新兴战略性产业投资，有利于孕育出新的支柱产业，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此外，两方国家采取的提供再就业培训、提供社会领域的临时工作岗位以及向贫困家庭发放困难补助等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助于避免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发生。
但是，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1）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难以有效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从目前的相关措施来看，西方国家尚未有效处置巨额有毒的金融衍生产品及其他有毒的金融资产，金融机构杠杆化程度依然较高，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质量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同时，西方主要国家也没有拿出有效解决金融监管问题的实质性方案。尤其是，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国家对此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但是却很难拿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来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关系进而实现国际合作。（2）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拉动经济复苏却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目前，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率政策已经遭遇到了“流动性陷阱”：利率几乎降至零，经济却依然萎靡不振。“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尽管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巨量基础货币，经济体系的货币供给却没有明显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紧缩问题依然严重。同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导致西方主要经济体潜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如果未来通货膨胀的发生早于经济复苏，这些国家的政府将面对“滞胀”的两难困境，无论优先处理哪个问题，都会对经济运行不利：即使通货膨胀的发生晚于经济复苏，但是一旦通货膨胀发生，那么治理通货膨胀也会严重影响经济持续增长，从而可能会使经济重新陷入低迷。（3）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有限且导致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减税政策在经济低迷、预期悲观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政府投资的增加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不利于私人投资的增加。同时，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已经导致了巨额的政府财政赤字。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8年12月公布的数据，日本政府债务总额高达591万亿日元，超过了日本2008年的GDP，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包括在内，日本政府系统的负债总额与GDP的比例高达180％。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美国2009年财政赤字高达l.417万亿美元，2010年将达到1.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长期维持在高水平，有可能会引发国家信用危机，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如果政府在未来通过财政盈余的方式逐步消除财政赤字，则可能会由于紧缩性财政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4）各种产业发展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新能源、环境保护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均依赖技术标准、消费者偏好、法律体系、国际合作等方面出现实质性的变革，短期内商业前景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各种贸易保护政策已经导致严重的贸易摩擦，国际贸易环境因此而急剧恶化。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各种具体矛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破产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回潮，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或治理体制，并没有丝毫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的结果，资本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无法克服危机，它克服危机的办法不过是“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与历次重大危机时期一样，西方国家在本次危机期间也对那些面临破产的重要企业实施了“国有化”，并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政府将“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更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将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旦渡过危机，它们又会重新将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政府干预措施。因而，尽管西方国家的反危机措施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却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相反，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以及“再私有化”等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强化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掠夺性经济体制，加大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而酝酿未来更大规模、更为猛烈的危机。
三、科学把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走势与影响
尽管世界范围的反危机措施使得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似乎趋向稳定，但是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危机的走势和影响还有待观测。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又是一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危机和发展方式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它必将导致世界格局和发展进程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
1．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
正如不能仅仅从现象层面、操作层面分析此次危机的起因一样，分析预测此次危机的走势也不能仅仅停留于现象指标和技术层面。科学把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走势，既要关注短期、技术指标的变化，更要关注长期、深层因素的影响；既要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规律，更要把握此次危机的特殊表现。
经过巨额注资和多方联合干预，国际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虽有所降低，但是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目前依然混乱而脆弱。首先，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违约率、撇账率还在上升，资产质量继续恶化，问题银行数量仍在增加。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银行贷款违约率为7．17％，连续十二个季度呈现上升趋势：撇账率为2．93%，连续十四个季度呈现上升趋势；问题银行数量跃增27％，数目达到了702家，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截至2010年4月10日，美国破产银行总数在2009年140家的基础上又增42家。其次，货币金融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融资增长率不断下降，信贷继续停滞甚至萎缩。2010年2月24日，美国的银行信贷余额为8．89万亿美元，比1月平均值下降1．3％；2010年1月末，日本的银行信贷余额为419万亿日元，同比下降2.0％。再次，西方主要国家房地产市场再度下挫，金融机构房贷风险加大。2010年1月份，美国现房价格环比下降3．4％，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5.6％，现房销量环比下降 7.2％，均为连续两个月下降；新房销量环比下降11.2％，连续三个月下降；2月份，英国房价环比下降 1％，为十个月以来首次下降。据统计，2010年美国将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商业地产贷款到期，若美国商业地产价格持续下滑，势必导致更多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严重亏损甚至倒闭。更为严重的是，主权债务危机加剧，金融市场动荡重现。为应对金融危机，西方主要国家积累了巨额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水平急剧攀升。据联合国2010年1月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投入的财政救援资金已达26330亿美元。研究显示，目前美国国债占GDP的比例为87.4％，2010年将升至97.5％；英国国债总额占GDP的比重将由2009年的75．3％升至2010年的89.3％；法国公债占GDP比重将由73.9％升至2010年的77.5％；希腊公债占GDP比重将从2009年的门3％升至2010年的130％：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218％升至2010年的227％。迪拜债务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引发股市、汇市、债市、期市等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表明，不断扩大的公共债务规模极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并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动荡，使得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
因此，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依然存在恶化的风险，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实现全球范围金融市场正常化更是路途遥远。首先，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及其监管机制的改革进展缓慢。此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式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重新构建相对完善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已成为实现金融体系正常化的重要微观基础。然而，旨在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和董事会责任从而堵塞公司治理漏洞的各项公司治理改革法案，却遭到了美国商会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中代表华尔街高管和金融精英利益人士的普遍抵制。同时，完善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机制，一方面，需要各国完善自身的监管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各国共同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全球协调监管体系，以强化金融机构的规模监管、跨国操作监管以及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动态评估和监管。然而，各国完善内部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尚存在许多困难，能否尽快制定出能够为各国普遍接受的规章制度，并按照G20匹兹堡峰会所确定的在2012年将其全部付诸实施，无疑更是充满了巨大的挑战。其次，金融资本主导的畸形经济结构的调整困难重重。实现全球范围金融市场的正常化，必须终结金融资本的畸形膨胀和全球扩张，扭转金融资本主宰产业资本的异化倾向，“再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然而，忙于金融“救火”的西方各国政府目前基本无暇顾及金融机构的“瘦身”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它们是否愿意与能够剔除和挤掉巨额金融有毒资产和泡沫资产，尚存许多疑问。更为困难的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化、金融泡沫化运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步入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美欧等国已经步入了严重依赖经济增长和金融泡沫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逆转这一趋势，无疑需要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数据显示，华尔街金融机构2009年较为“漂亮”的业绩表现仍然主要依赖于庞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再次，以美元为中心的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步履维艰。如果不对当前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造成金融危机的制度性缺陷就不会消除，也不可能实现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正常化。然而，尽管美元作为衡量财富的世界储备货币与美国主权货币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各国也提出了许多创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的方案，但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将极力捍卫美元的霸主地位，试图挑战美元地位的欧元由于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而尽显颓势，目前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储备工具可以切实地评估、度量、交换和承载商品与服务的真正价值。同样，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实力角逐的漫长过程。西方主要国家自利的改革主张和议程设定仍然占据压倒性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国际金融体系合理化、正常化的要求明显缺乏足够重视，IMF份额改革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并未改变美欧等成员国的主导地位，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合理化改革任重道远。
金融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核心。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金融市场，西方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彻底摆脱金融危机，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目前西方国家刺激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各项政策就根本而言大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也是难以持久的。尽管西方主要经济体从2009年下半年先后转入正增长，但这只是依赖短期的、特殊的政策作用取得的“临时性增长”。数据显示，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仍处历史高位且呈继续攀升态势。2010年2月，欧元区16国的失业率为10％，比1月份上升了0.l个百分点，创下了1998年8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欧盟27国的失业率为9.6％，同样比1月份上升了0.1个百分点，创下了2000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国2010年3月的失业率则继续维持在9．7％的高位。另外，根据总部位于巴黎的信贷保险公司 Euler Hermes的调查显示，2010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将增长11％，达到创纪录的3.89万家；2010年西欧国家企业破产数将平均增长8.7％。这表明，断言经济危机已经过去显然为时尚早。西方国家经济目前的“弱势反弹”犹如“依赖特殊药物的重症病人”，没有了刺激政策的“生命保障”，随时便可能重回衰退。问题恰恰在于，西方主要经济体如今正处于进退两难的政策境地：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必然导致经济反弹势头逆转：继续实施刺激政策，必然加剧日趋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欲摆脱两难境地，或许只能寄希望于新的一轮金融泡沫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实体经济早日实现“自主性增长”。
实现经济自主性增长，需要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际贸易以及主导产业等方面的振兴与持续增长。在消费需求方面，尽管改变居民负债消费模式不符合西方国家金融资本的利益，但是，修补家庭资产负债表、提高私人储蓄率却己成为美欧等国消费者的普遍选择。数据显示，美国2010年3月份正式登记的个人破产申请多达15．8万件，平均每天6900件，同比增加了19％，环比增加了35％，创下了2005年10月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显然，近期内期望美欧等国居民消费重回负债模式、实现强劲回升是不现实的。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显示，美国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将导致总需求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美国家庭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也将导致总需求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鉴于消费支出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0％、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超过20％，可以肯定，美国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必然严重抑制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的复苏。在投资需求方面，尽管去库存化步伐有所减慢，但是美欧等国产能利用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期望投资支出在近期大规模增长。2010年2月，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和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2．7％和 69％，分别低于长期趋势（1972年 1月—2009年 9月）8．0个和 10．3个百分点。欧盟国家和日本的产能利用率也不乐观，同样远低于长期趋势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是历次经济复苏的基础。西方国家目前产能过剩严重，加之信贷市场疲软，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难以想象。在国际贸易方面，尽管世界各国普遍呼吁贸易自由以共同应对危机，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却不可阻遏地泛滥开来。迫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力，欧美等西方于要经济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不断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保护本国企业和本国市场，保护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保护的对象不断增加，保护的手段日趋多样，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急剧升温，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贸易增长。20 10年3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0年全球贸易量有望增长9．5％，但恢复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尚需两到三年。在主导产业方面，尽管目前人们对于新能源、低碳经济等产业的期望甚高，但它们能否成为带动西力国家经济增长的新的主导产业尚存许多疑问。一方面，促进新能源产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能力的技术创新进展缓慢，同时发展新能源经济必然遭受传统能源产业利益集团的抵制和阻挠。另一方面，制定更加严格的减排规则，提高化石能源的消费成本，改变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的成本比价，无疑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博弈过程。上述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真正实现自主性增长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可以预期，此次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将会超过以往半个世纪之中的任何一次衰退”。
当然，此次危机终将过去。然而，尽管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自身调整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社会矛盾调适能力，尽管西方国家经过历次危机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对危机经验，尽管全球化背景下反危机行动可以实现空前的国际合作，但是各种危机干预和调节措施在降低危机破坏程度和缩短危机时间的同时，也降低了危机对于各种矛盾的强制平衡作用，即使能够暂时实现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稳定与复苏，也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频繁、更加猛烈地爆发。
2．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此次危机的爆发，并集中于金融经济领域，但又不限于金融经济领域，涉及能源环境、发展模式乃至价值理念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既是一场深度的金融经济危机，也是一场严重的思想体系危机、发展方式危机。
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危机不仅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失败，也同时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破产。秉承自由主义的一贯理念，新自由主义更加信奉和推崇私有产权、市场秩序和个人自由，竭力鼓吹“个人是自身福利最好的判断者”、“一切财产应该属于私人和个人”、“市场力量可以自动实现社会繁荣”。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作为风行了近30年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受到了愈益广泛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完全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操纵金融市场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必须从价值、所有权和民主自由等方面揭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反科学性，甚至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们也在“忏悔”自己的错误。更进一步地说，此次危机更加促使人们重新深刻审视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观、人权观、民主观，质疑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大都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战胜的“千年王国”；资本主义之前存在历史，资本主义之后再无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历史的终结”的论调甚嚣尘上，资本主义崇拜成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霸权”。然而，据英国广播公司2009年6月19日—10月13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7个国家的2．9万名受访者中，只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运转良好，89％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其中，平均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有着致命缺陷，需要一个个新的体系来代替它，法国、墨西哥、巴西、意大利持有此种观点的比例分别高达43％、38％、35％、29％。这表明，危机发生之后，人们不仅在讨论告别亚当•斯密，也在讨论告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迷梦正在破灭。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却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复兴，“人们不仅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优越传统”。此次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及其学说频繁地出现于西方主流媒体，《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德国、美国和英国等地持续热销，不仅凸显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正确，早在100多年前就被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引发的种种灾难已经全部显现，“马克思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两年之前还在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灾祸之一的罗马教皇，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正确批判。
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榜样模式”的危机。1989年之后，西方主流学者普遍认为，世界只剩下两大超级力量：美国和欧洲；竞争只存在于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美英模式和莱茵模式。然而，此次危机的爆发却同时宣告了资本主义两大“榜样模式”的失败。一般认为，美英模式比较强调充分发挥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尽量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能够比较有效地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莱茵模式则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辅以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市场经济，能够比较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长期以来，美英模式和莱茵模式不仅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相互竞争的两种典型模式，也是许多国家竞相效法的两种资本主义“榜样模式”。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初，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美英模式和莱茵模式更是受到了普遍关注。1950年－1973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3．6％，人均实际GDP从9573美元增加到16607美元，增长超过72％；德国实际GDP增长了6．3％，人均实际GDP从4281美元增加到13152美元，增长超过200％。然而，1974年－1975年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更是进入了衰退时期，美英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与美国相比，德国经济则处于相对稳定增长之中，莱茵模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膜拜。从1973年－1983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1％，而德国则为2．1％；1980年，德国人均实际GDP为13217美元，高于美国的11787美元。面对滞胀困境和各种挑战，美英等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上义，转而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了美英模式的新的一轮“镀金岁月”，并于20世纪90年代“战胜”了莱茵模式。美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1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5％，1995年一2001年间更是占据世界GDP增长的96％，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最极端的不平衡的发展。与此同时，莱茵模式各国经济却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严重问题。1995年－2000年间德国平均GDP增长率仅为1．4％，平均失业率则高达10．4％。然而，正当世界各国对自由放任式的美英模式大加追捧之时，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却从 2000年下半年开始急剧下降，步入了以 9•11事件开场、以金融和经济危机结束的“地狱十年”。与美国一样，德国等莱茵模式国家也步履蹒跚地迎来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之下，美英等国被迫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式的干预政策，只能步入新的一轮政府干预式与自由放任式的美英模式的交替往复和金融经济危机的周期循环；由于欧洲各国社民党的溃败和“缓慢瓦解”，莱茵模式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或许，西方资本主义“必须在古典、凯恩斯、撒切尔-里根模式的基础之上创建第四种模式，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否则，西方资本主义必将遭遇更加彻底的失败。
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危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主义愈是发展，其发展方式的危机便愈加严重。在自由竞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劳动、殖民战争和殖民贸易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进入垄断阶段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技术垄断以及各类战争，更加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游戏规则，继续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持续地剥削和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试图缓解日趋严重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积累危机。然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并造成世界市场的萎缩。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甩开了其他国家，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富人俱乐部”的地位得到了不断强化，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可能性则日益被侵蚀。1820年，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GDP之比为3：1，1992年则上升到72：l。这样，西方资本主义依赖“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可能空间日益狭窄”，大量过剩资本不断转向投机性金融领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日益步入不可持续的严重依赖金融泡沫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同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还导致了全球范围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资本的血腥和肮脏不仅在于压榨劳动，也在于掠夺自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忐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基因，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动能。然而，世界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自由物品”的日渐稀少表明，资本主义依靠“劳德代尔悖论”式的发展，也就是依靠摧毁社会财富（使用价值）扩大私人财富（交换价值），把昔日丰富的东西变得日渐稀缺以满足资本的贪婪逐利，已经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扩展达到极限。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危机的必然结果，也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乃至生存方式的更加严重的危机。
3．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此次危机也必然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而持续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世界格局和发展进程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统治开始动摇。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统治主要依赖于意识形态霸权、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庞大的军事机器等。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软性”制度安排，意识形态的影响弥漫在几乎所有的其他制度安排之中。因此，尽管意识形态的演变往往是渐进而缓慢的，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必将极力捍卫其全球“意识形态霸权”，但是，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危机与瓦解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必将严重动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统治的制度基础。同时，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更是受到了愈益严重的挑战。2007年，拉美共同市场协议国家和美洲玻利瓦尔替代发展计划（ALBA）国家创建了南方银行，构成了对美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的美洲开发银行的有力挑战，一些成员国还退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南美地区创立一种共同货币以替代美元的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之中。可以预期，随着世界范围内区域性金融合作组织和货币体系愈益增多，作为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和掠夺的重要工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危机将不断加重，从而严重动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统治。此外，尽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拥有较为强大的军事机器，但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或者“一场半战争”的理论与计划已经破产，美国及其盟友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控制能力已经显著下降。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统治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落之中。其未来的发展，或许正如“中美国”论创始人弗格森所言：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与所有复杂体系一样，在一段长度未知的时段里看似运行平稳，然后却在刹那间毁灭。
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日渐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趋势逐步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1991年－1998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5％，发展中经济体为3．3％；1999年－2006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7％，发展中经济体为5．8％。尽管此次危机也严重冲击了新兴国家，但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崛起的势头并未减弱，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高于北方国家经济增速向前发展的态势也没有改变，其发展前景依然乐观可期。2006年，山普华永道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50年中国经济将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印度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一年之后，高盛公司研究者预言，中国将在2027年之前超过美国，而印度将在2050年之前超过美国，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的经济产出之和在2040年将超过目前的7国集团。经济实力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格局的调整。20国集团替代8国集团作为全球治理机制的出现和功能的不断提升，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己经步入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西方发达国家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必将过去。可以预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与19世纪末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兴起一样意义非凡”，本世纪中期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世界历史步入动荡多变时期。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统治的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多极化的趋势难以逆转，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民族国家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将更加复杂，世界历史由此将步入更加动荡多变的复杂时期。全球“意识形态霸权”的真空必然导致各种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伴随着义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冲突加剧，地区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各种影响全球稳定的思潮将会不断扩散、升温。随着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危机和各国在全球金融货币领域主导权的竞争加剧，必然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同时，尽管此次危机对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有所遏制，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已经呈现出难以逆转的态势，金融垄断资本的再度扩张和虚拟经济的畸形膨胀也将重新加大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直接威胁到世界经济运行的稳定。随着WTO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的增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未来多边贸易体系将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同的谈判议题会催生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超经济的谈判手段将不断向贸易谈判渗透，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面临严重冲击；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的广泛滥用，也势必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此外，随着全球经济战略制高点竞争的加剧，全球贸易规则的博弈也将会更加复杂，市场和资源的争夺将会史加激烈。更为严重的是，面对全球新兴力量的兴起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将其霸权地位拱手相让。尽管此次危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危机，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目前，高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和调整能力固然错误，低估他们的实力和调整能力同样错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拥有最为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及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除了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等手段以逼迫新兴经济体在高油价、高汇率、高关税等多重压力之下永远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发动霸权战争以消除导致问题的根源，对于美欧等国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或许，在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完成之前，人类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动荡多变的复杂时期。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时代。从目前来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正在印证这一伟大预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规避金融和经济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于世界性危机之外。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亦使中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国没有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1．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
此次危机对于我国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贸易方面，也有思想文化方面；既有短期影响，也有长期影响。就经济方面而言，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了我国出口大幅下降、失业人数有较大攀升、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更加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加大了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挑战。
此次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8年以超过8％的速度且不断加快的态势持续快速发展。2008年以来，来自内外两方面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外需的急剧萎缩，我国对外贸易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愈益严重的冲击，经历了自1998年以来的最大波动，与入世后连续6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相比，外贸进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200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5616.3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7．8％，增速同比减缓5.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增速同比减缓85个百分点。进口11331亿美元，增长18.5％，增速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尤其是，2008年11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17.9％，出口同比增长－2.2％，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9.l％，对外贸易正式步入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较大幅度的负增长阶段。同时，此次危机还导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放缓、外商投资持续减少、金融机构蒙受较大损失等问题的出现。总需求的不断萎缩导致我国许多重要宏观经济指标日趋恶化。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末，虽然全国就业人员比上年末增加 490万人，但是从业人数增长率却迅速下降为 0．64％，与 2006年相比下降幅度为0．12个百分点，与2004年相比下降幅度高达0．39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从2007年的0．98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0．85，达到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从2007年的4％升高到2008年的4.2％。同时，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回落了4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的态势，而且，经济增长速度在2007年第二季度之后连续七个季度出现逐季回落，经济下行趋势非常明显，2009年第一季度更是下降到6.1％，为17年以来的最低。
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了我国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弊处。长期以来，我国的需求结构极不合理，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的比例严重失衡，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贡献率明显偏低，外贸依存度显著偏高。从1978年至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8．8％下降到35．3％，不仅大大低于世界55％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外贸依存度则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超过60％的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显著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同时，我国企业长期缺乏自产创新能力，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2008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52％，不仅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的水平，也低于世界1.6％的平均水平；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40％，发达国家则超过70％；我国设备投资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60％，美、日等国则仅为5％。总之，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依赖的经济发展方式。显然，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条发展动力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是一条竞争能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是一条人民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此次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表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危险往往在危机结束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全球过去88次金融危机的经验研究表明，危机结束后的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比趋势平均线会低10％，而且这种持久性损害一般要持续7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消失“。可以预见，为了抢食后危机时代相对缩小的全球经济蛋糕，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必将更加激烈，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环境。为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将竭力打压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话语权和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还将通过把全球经济失衡和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等手段不断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施压人民币升值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将中国经济彻底纳入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大循环”，降低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为保护本国企业和缓解社会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将继续通过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遏制中国的出口竞争和经济增长。2008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和71％，涉案金额为62亿美元；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57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涉案金额约102亿美元。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后危机时代中国无疑将遭遇更多贸易摩擦，且贸易摩擦将呈现日趋多样化、综合化、隐蔽化和道义化等特点，对我国政府和企业构成新的严峻挑战。为维护产业垄断资本的利益和遏制全球经济地位的下滑，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将通过“再工业化”牢牢掌控汽车、机械、成套设备等行业的优势地位，还将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以低碳经济为利器．有战略、有步骤地拉抬自己的竞争能力，全面主导新的一轮全球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面临被西方发达国家拉大差距、加大对外依存度的风险。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关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一般可能性的科学分析，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能外。然而，同样的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相结合，会具有不同的根本性质和运行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制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周期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和国家有效调节的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可规避性、可防范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不可改变性，却不能改变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如果不能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化规避风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作用，经济危机的抽象形式便会转化为现实可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地位，我国同样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私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贪婪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因此，私人资本的扩张和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极易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人民大众有效需求的不足；放大“市场失灵”的危害，导致政府调控与资本博弈失败的结果：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陷入“劳德代尔悖论”式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潮影响下，在频繁的危机和动荡之中，原苏联和东欧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也有私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理论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若不能确保公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处于主导地位，放任私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夫去免疫力”，难以有效规避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上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放任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我国同样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地导致和谐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自发实现，应该尽可能地让政府退出经济生活，寻求所有经济问题的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化解。然而，完美竞争的市场并不存在，现实的市场并非是一个真空的机械装置而是权力的角斗场。脱离了政府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固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较为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同时也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可避免地扩大，社会生产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性地处于失衡状态，引发各种危机发生的可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挟其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欲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职能不断泡沫化、空洞化，政府的组织功能不断地萎缩甚至消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政府的作用进行科学审视与合理定位。由于政府作用定位失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甚至陷入激烈的政权危机和社会动荡之中。世界各国的发展表明，随着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甚至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与范围都将不可避免地扩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让市场起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作用，取消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没有政府作用的恰当而有效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不断完善和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充分而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我们才能有效规避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盲目融入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陷入高度的对外经济依赖，我国同样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开放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自主发展基础之上的开放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然而，如果简单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盲目融入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不仅不能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反而会被资本主义所利用，难以获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应得利益，难以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如果对外开放程度过高过快，不能合理把握经济开放进程，不能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以提高国内产业适应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难以有效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不能合理利用国际国内的资源、市场和技术，陷入高度的对外经济依赖，就会出现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危机发生“共振”，难以避免输入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只有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同时坚持科学合理的对外开放，实现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的有机结合，我们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效规避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3．正确认识中国没有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尽管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但是我国并没有陷入此轮危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向好趋势也没有改变。正确认识中国没合陷入此轮危机的原因，无疑有助于我们有效防范和科学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使中国避免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首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抵御此轮危机的冲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和长期战争使中国经济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以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更是得到了极大发展，经济总量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GDP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这为我国抵御各种经济风险和应对此次危机冲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其次，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大大降低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有效抵御各类外来危机的冲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为抵御本次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公有制经济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中国金融体系较为有效地避免了信用危机的发生，同时较为有效地实现了信贷总额的迅速扩张，对于扩大企业投资、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内需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里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较为有效地维护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同时较好地履行了保障就业、稳定价格等社会责任；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国有经济也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再次，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拥有灵活高效的决策执行体系，可以高效调配资源、合力解决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面对此次危机的巨大冲击，我们党和政府迅速反应、科学决策、果断部署，从推出一揽子计划到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从拉动经济增长到不断改善民生，从促进改革发展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全国范围、各个领域形成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强大合力，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重大危机和外来冲击的强大政治优势。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保证，我国难以避免陷入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泥潭。
应对危机措施的有效性是使中国避免陷入危机的重要保障。面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我们党和政府确定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总体思路，坚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方作的首要任务，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的各项政策。这是避免中国陷入此次危机的重要政策保障。首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较为迅速有效地扩大了消费需求和国内需求。包括中央政府直接投资1.18万亿的总额高达4万亿的两年投资计划，直接增加了投资需求并带动了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的投资支出。注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 等刺激消费的积极政策，较好地稳定和增加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其次，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较快地稳定了外部需求和对外贸易。在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加强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和服务外包基地建设，支持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充分发挥自身在国际经济舞台的作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使得外经外贸较快地得到了稳定。再次，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着力进行结构调整，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着眼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未来竞争能力，制定并实施了汽车、钢铁、装备制造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高强度地推进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仅有效应对了此次危机的冲击，也提升了应对未来国际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最后，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扩大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以及实施其他以改善民生为目的的政策，较好地稳定了人民群众的未来收入和消费预期，增强了人们战胜危机的信心。显然，上述政策措施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兼顾短期与长期，统筹国际和国内，为应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防范与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坚持“中国道路”
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照搬西方模式而成为现代强国，也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适合所有的民族国家。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展中国家在质疑和批判西方模式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而言，有效规避与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科学应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1.防范与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有效规避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矛盾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有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为了有效防范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必须始终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首先，必须始终确保公有资产的优势地位。既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资产的量的优势，更要注重公有资产的质的提高。必须合理调整公有资产的布局与结构，完善公有资产的监管与经营，不断提高公有资产的整体素质和配置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公有资产在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其次，必须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必须始终保持国有经济在包括金融产业在内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等重要行业以及关键领域的控制地位，必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再次，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绝不允许以土地私有化代替我们党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必须积极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个飞跃”创造条件。此外，必须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各种有效实现形式。只有积极探索和大胆利用包括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在内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公有制各种有效实现形式，才能真正解放和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不断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特点的客观要求。个体、私营、外资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与积极因素，有利于增加就业、满足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力，为抵御各种外来危机的冲击提供物质保障。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必须长期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首先，加强制度创新，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应将放宽市场准入、实现公平竞争真正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其次，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影响作用。引导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相互参股、相互融合，通过公有制经济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将其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轨道。再次，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非公有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素质，推动非公有制企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和抗御各类风险的能力、此外，必须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增强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切实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产和经营，努力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辩证把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巩固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辩证把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绝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承认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作用，并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评判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优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者对立起来。其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等于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没有共产党执政和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坚实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就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就难以有效地防范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能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再次，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不等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发展而不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既能够充分调动各种社会潜在经济资源，也是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发展自身的需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辩证否定私有制的必然要求。
2．防范与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基础之上的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有效调节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克服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化、极端化，努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平衡性和持续性，我们才能有效规避与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科学应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完善市场与政府的调节功能，强化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必须合理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经济的成功经验，多结构、多层次地发展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健全宏观经济预测体系，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强化政府的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频繁地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除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这一根本原因，也与市场自发调节的短期性、盲目性和政党轮替导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周期性、局限性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调节，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强化政府的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功能，科学制定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规划，努力保持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既发挥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去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建立一种“基础一主导”双重调节机制，形成“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调节格局，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提升政府微观规制和宏观驾驭能力，有效“节制资本”。必须通过《公司法》等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赋予人民群众拥有管理生产过程和决定剩余产品分配的权利，节制资本的逐利倾向和剥削行为，提升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实施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规则等手段，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规模和活动范围，使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严格控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的必要范围之内，防止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同时，必须提高无产阶级国家政府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驾驭能力。确保非公有制经济受制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正确发挥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为此，必须协调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经济基础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统领，从而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方向；必须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资本膨胀，警惕“权钱腐败联盟”；必须加强人民民主权利，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各项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范围和程度，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并日益成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为有效调节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和盲目性，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性与平衡性，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矫正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偏差，弥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空场”。必须有效增加教育、科学、信息、安全秩序和社会舆论等领域的政府投入和公共物品供给，为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作用的发挥提供基本的平台保障。必须努力通过法制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由、公正权利，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食品、医疗及教育，实现“特定的平均主义”，尽力化解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间的结构性利益矛盾以及社会心理情绪和社会心理诉求失衡的现象。必须依靠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手段为民间组织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提供较多的渠道，提高社会公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能力，积极培育与政府合作的民间组织。必须对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倾注更多的政府关注。离开成功的意识形态，任何制度的维持或创新都是不可能的。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为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必须投入一定的公共资源，整合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追求，打破个人利益至上的市场价值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人们的经济行为，构建良好的“利益追求－道德文化”互动架构。
统筹国际和国内，提升政府应对国际形势变幻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外部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与危机的冲击，我们应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有效提升政府应对各种危机、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必须加强国际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对货币稳定、汇率、利率、金融和信贷体制的稳定等领域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努力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加强金融规制以防范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殖民”。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对于具有战略意义和高风险的新技术产业（生物技术、网络经济、空间技术、低碳技术、数字化经济），政府不仅应增加投资并带动民间投资，更应增加规制其发展的规则和管理的供给，遏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殖民”。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博弈，防范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殖民”。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凭借其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一直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和“宪法条款”以国际惯例之名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合理承担国际义务和接受国际规则，避免陷入西方资本主义规则体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的冲击。
3．防范与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转变和提升经济发展方式
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史表明，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使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软肋”尽显。适应全球经济结构重大变化，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增强我国经济防范和抵御各类危机发生与冲击的能力，迫切需要全面转变和提升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必须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努力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尽快提高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切实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扭转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持续扩大农村消费；必须着力改善民生，加快交通、通信、电力、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完善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基础教育和健康卫生方面的公共投资，逐步缩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分配差距，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
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的效益。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外资向我国转移污染企业和垄断我国的食用油、种子等战略性行业，外资不仅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和经济代价，而且对内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同时，外资的大量涌入导致外汇储备和对外贸易顺差异常增加，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加大了国际经济摩擦。为此，应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保证国内企业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应提高环保标准等投资门槛，调整引资政策，引导外资投资方向，使外商的投资逐渐向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应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上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我国产业的行为，保证我国经济安全；应加快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建设，充分利用国内闲置资金，为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发展扩展空间。
努力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白主创新能力，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重大挑战，把握先机、赢得主动。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只能丧失技术进步的动力，导致贸易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一支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队伍；加大自主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为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好若干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努力在若干重要领域、重要产业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控股、控技、控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和资源进口急剧增加。石油从1993年成为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达到46．6％，己接近50％的警戒线。外源依存度过高不仅容易引发国际争端，也容易威胁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引发各类危机。因此，必须科学制订国内能源和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计划，提高国内矿产资源开发的门槛限制和企业标准，提升国内矿产资源的开发效率；必须适当提高资源消费价格，引导资源消费行为，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大力鼓励和支持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力支持低碳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限制“三高一低”项目的发展，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必须加强石油、黄金、有色金属、煤炭等各种稀缺资源的战略性管理，提升资源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和市场控制力。
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而且有利于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则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同时也要合理配置已有的外汇资源。应考虑主动运用不断贬值的美元外汇储备，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国有企业资产，收购控制着中国战略性行业的跨国公司股份，引进国外的关键技术和科研人才实现“引智创新”，帮助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源和有价值的实体企业，减少美元贬值带给中国持有美元资产损失的风险，降低货币资本储存的机会成本，提高资本配置的经济效率。
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层次的重要机遇。适当降低对外国产业的依赖度，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产业链阴谋”（郎咸平语），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抵御未来国际经济风险的基本依托。必须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技术装备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力争使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链获取更高的附加值，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防止我国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必须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以及研发、物流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制定中长期的国家产业创新战略，切实推进产业创新，抢占未来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必须稳健开放金融业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产业，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必须把握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为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带来的重要机遇，提升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建立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创造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
（《环球视野》第319期，摘自2010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