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和讯网消息 2012年1月16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携手合办的“亚洲金融论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为期两天的论坛将探讨全球金融改革、亚洲经济转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等重点议题。
以下为文字实录：
斯蒂格利茨：整个金融市场失灵导致美国金融危机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样一座金融中心城市——香港，参加亚洲金融论坛，我想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金融这个行业的发展。其中有一个对美国的危机起到作用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储蓄率的降低，或者说缺乏储蓄。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储蓄率几乎降到了零，你不需要叫一个博士才知道这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但“不可持续”的方法却“持续”了下去。现在储蓄率上升了，尤其是美国遇到了很多挑战。但中国遇到的问题正好相反，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现在要做的是把储蓄率降低，比如说降到50%。一个事实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如果将来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前要走很长一段路，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最大的储蓄国就是中国，但是有关金融中介服务的增速最快的也是在亚洲。如果你把亚洲所有的基金、储蓄活动等等都放在一个交易机制上加以考虑的话，可以发现所有美国或欧洲的金融中介活动都往亚洲，特别是中国进行转移。这是由于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很好地清算了一些所谓的残余金融危机的风险”，或者说对于原有的风险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因此使得亚洲的金融环境更加适合发展一些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很难得到健康、良性发展的产业。这样一种预判那就是西方的一些金融体系，或者说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应该是更加充分的了解到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置，但事实上大家可以看见，在2008 年以后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什么？那就是美国的金融机构他们的确对这些危机进行了及时的处理，并且对资产进行了重新的配置。
但是，我们经常也会去指责某一些人士，或者某一些机制，说这是你们所造成的。说我环顾四周，我觉得其实十几个国家对投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比如说在发展中，或者新兴国家、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帮助人们脱贫，以及帮助全球的经济实现振兴，同时能够应对全球变暖方面有很多投资的意愿。因此，在投资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可待挖掘。但是，我们的失败在于什么？那就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失灵。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把所有的储蓄，或者说存款加以处置，使得它的投资方向出现错判以后，并且出现了风险累计和堆积，就出现了投资动力欠佳和动力无法跟上的剧变，包括在房地产市场上大家看到的一切。比如说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去刺激或增加税收，对富人进行征税等等，这些方法并不能有效防止危机的发生，或者使我们看到的金融安全程度和金融稳定程度能够得到维持。可以说在有些情况下，在纽约的规管当局和金融监管者并没有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使得危机出现了向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我认为创新也很重要，创新是不言而喻的。鲍尔曾经指出，虽然有创新，但创新没有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率提升。曾经有一种说法，说美国真正的创新就是创造了一台自动取款机，其实他说错了，真正的ATM是英国人发明的，而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因此我认为现在是很好的机遇，去重新评估全球金融市场。我们并不是说把全球的储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亚洲当然是最好的吸收存款，提振经济的地方。重要的是如何很好地管理和驾驭我们的风险，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金融市场如何回归它原有的功能和机制，美国从中吸收的教训我们必须有一套制度，使我们的金融市场回归其功能。一个金融市场的功能就是对风险有正确的预判和评估，使我们投资的金融投资和工具免受风险之害。如果你看历史，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太高了，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其实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就是在一次大危机发展之后，40-50年后发生一次有关金融市场或金融机制的动荡或变革。所以没有那种所谓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失业率没有下降 经济未真正复苏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现在我很快、更仔细的看一下欧洲和美国，这两个地区的经济相互联系程度很紧密，欧洲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衰退当中，就美国而言我们时不时的在过去几个月里面看见一个复苏的小迹象，但马上近期又出现下滑了，刚刚出现一个小青苗，马上又焦了。你看到很多的发言者说，我们需要重塑我们的信心，我觉得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指引下，可能我说的话对大家的帮助很大。但是我的观点就是你以为说一句话就可以恢复信心？但是事实上现场的事实完全跟预期相反，我们分析一下事实是什么，我再给大家分析。有些发言是希望大家有信心，但回到事实就发现事实并不让人有信心。给大家举一个最新的例子，几个月之前美国的失业率从9.1%降到了8.5%，有很多人说好吧，那我们终于让失业率下来了。可是你看一下这个数据，你要了解一下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国工人在拼命的找工作，但是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去找工作了，当他们不去找工作之后，他们就不会计算为失业，他们当然没有工作，但他们不在失业率的统计数据当中。所以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改善，从3年以前一直到现在。只有六分之一的下岗美国人才能够找到一个全职的工作，还有数百万的工人希望获得全职工作的美国人找不到，这可能我们看来很小的数字，但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这个数字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没有看到失业率当中有40%的人是长期失业的。
我想介绍一下根本问题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一个基础的问题是美国需要对她的经济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对某些程度上来说，我们成为成功的牺牲品，制造业效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生产同样的东西，我们需要的人力资源最少。再看看农业发生的情况，现在在其他国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在 19世纪、20世纪，那时候大多数的产业工人要在农业工作来生产食物，人们才能活下去。现在在美国，2%-3%的劳动力所生产的食物可以供全世界所有的肥胖患者所食用。所以很多人不得不从农业转向其他的行业，这就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现在我们在制造业又出现了效率的提升，而制造业效率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需求，超过了人们寻找新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对美国经济进行重新的调整，但是很困难！让美国情况更为困难的一点是中国的成功，因为全球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全球的制造业失业率可能慢慢会下降，但是欧洲和美国的制造业当中的人数占全球制造业工人比例会不断下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此，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危机的影响下变得更为严重，危机之前我们在房地产当中投资太多，现在在危机过后，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30%，我觉得房地产价格不可能很快回到原来那个水平。有趣的是其他部分的投资，包括软件和硬件的投资，现在可能已经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这部分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房地产这一块恐怕没有那么快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因为产能过剩的缘故。
第三，在危机前美国出现了一个过度的消费，而储蓄率是零。我想简单算一下，如果储蓄率是零，这只是一个平均水平，一个平均数。这就意味着可能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你们存了很多钱，然后你看一下美国最有钱的20%的人，他们的储蓄率是15%，但要知道平均水平是零，而又有人储蓄率是15%，肯定有人的储蓄率是负的。美国最下层的60%的人，他们的消费是自己收入的110%，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即使我们去杠杆化了，我们已经不可能恢复到消费我们收入的 110%，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希望我们的银行系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不要鼓励人们将自己收入的110%给消费掉。有时候你们可能听到说美国的消费者又开始消费了，这里面会有一些波动，有时候消费会上去一点，有时候消费会下来一点，但是我希望美国消费者不要回到零储蓄率的水平，美国其他的一些问题也非常严重，这对美国来说债务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美国现在短期的利率接近0，长期是2%-3%，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通胀非常低，而美国真正问题就是缺乏需求。你要问一下财政赤字最大的一个产生原因是什么？就是经济的疲软，其实坦率的说，要让美国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让美国的经济重新运转起来才能够解决赤字的问题。实际上在1997年的危机当中，我知道唯一一个对宏观经济给予足够注意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可能会持续去忽略经济学当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在危机之后公共部门已经缩减了70万个工作岗位，增加了失业率的数据。但是对美国来说，其实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太低了，如果每个人去过纽约、肯尼迪机场就会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了。现在我们几乎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借到钱，然后建造很多的基础设施，而且回报很高，但不幸的是我们的政治家、政客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你持有这种观点的话，我们还会谈到经济学当中一个基本的术语，那就是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但是现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政治的斗争没有让这种乘数效应能够发挥出来，我对现在美国的政治过程不是感到非常的乐观。
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和市场必须要有监管体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人就说了，既然每次都会有危机，为什么还要监管呢？就让危机发生吧。我们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危机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因此对于过高发生的金融危机必须要有一套监管体制。曾经有一个作者写过一本书，讲到危机发生的性质和频率，他说出了很多周期，比如说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每10年划分一个周期，对危机发生的性质进行了分类。我的发言时间相对比较有限，时间比较短，我只能在有限时间当中给大家一个框架，留下一个初步的概念。我的发言重点是金融体系和市场必须要有监管体制，尤其在新兴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包括香港、中国大陆、印度、巴西等都这么做了，其实很多国家早于2008年就已经从很多事件当中吸取了教训，比如说之前他们遇到市场不透明、机制传导不灵便等问题，早在1997 年的时候，有很多国家理应吸取教训的时候没有教训，所以没有吸取教训的国家在2008年之后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了。自从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是新一轮发展之后的最大一轮危机，关键是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我们应该往什么地方去呢？其中有一份一周之前美联储刚刚发布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这场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其实他们还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所谓的泡沫是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比如说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等等都会有很多泡沫存在。如果我是在和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对话的话，我会说可能有些时候经济学家，像央行所提出的经济模型和经济发展模式是必须要进行调整的，不能指望一个模型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对一个危机发生的基本机理和风险处置的能力，包括它的影响数学方面的因素进行调整和计算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将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如何能够确保在不同体制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和联动的机制，将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计算尤其是数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的某一个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如果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计算体制和公式去对这些因素加以计算的话，没有很好的一套机制的安排，一个国家的问题很有可能在很快、很短的时间当中蔓延到全球，这就是我们所看到发生的一切。美国把它的第一个住房贷款危机因素打包传到了全世界，包括欧盟，欧盟这次也同样发生了一样的事情，如果欧盟那个时候也添一点乱子，我们看到的危机会比现在更糟糕。所以那些所谓的毒性极强的，带毒药的房产抵押贷款就像瘟疫一样的东西遍布在全世界，我们要感谢欧盟那时候没有添乱子，这是过去几年当中看到的一个现象。
另外一点，加拿大的一位政策监管委员会的专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意识到了那些监管不力或不足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比监管过度，或者在不恰当的时候做出一些错误的调控和灾难要更加深远和令人沮丧得多。在整个2008年期间，从危机的开始，应该说从2007年就开始了，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经济的损失，其实是可以以几万亿美元来计的。如果是规管错误或监管不足，本身就有可能使经济损失呈几何倍数的放大，成为了一种放大器。而这种放大效应可以说会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单一应对和可以想象的范围。
第三点我想谈到的是，在美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有关金融规管法案本身并没有走得太远，在我们国会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代表，当然有很多代表来自于银行业，他们都同意说原来两大银行的问题，或者说这些困难其实依旧存在。在2008年和2009年，那个时候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多的措施，或者说应该采取更加具有说服力的，以及更加具有责任心的措施积极应对在灾难出现以后的各种情况，但是在某些地方可能出现了疏忽。所以，有些地方我们的改革力度比较迟缓，或者说金融法案的推广力度并不是非常之强大，所以可以说在发生初期耽误了一些时间。我们如果不对具体事件引起足够重视的话，可能对未来出现的新危机带来消极的影响。这又回到我对金融市场的一个判断，因为这两大倒闭了的银行他完全可以对整个金融市场带来非常巨大的波动，而美国政府必须要为此付出巨大的补贴或资金的支持，以确保其他摇摇欲坠的银行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同时能够渡过难关，渡过严冬。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CDS的衍生品需要更多的透明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如果问一下谁将会为希腊的违约买单呢？比如说所谓的CDS、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等等的，谁是最终的买单者呢？为希腊的债务违约买单呢？其实谁都不知道。其中很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欧盟央行的观点，这样一个改革应该是自愿的。如果他不是一个自愿的，他会带来一个危机，如果成了一种危机或一个问题以后，会导致新的问题。如果你购买了保险，你希望那个保险公司做什么呢？你想不想最后从保险公司当中获得赔付呢？如果你的损失额度超过了50%，你当然希望你的保单为你带来足够的回报。可央行说不希望这样的保险政策，希望你花钱买保险，但是你们的债券50%的金额是没有保证的，你个有道理吗？没有。如果CDS就是给你保险的，那就变成了CDS，CDS是一个赌博，这是没有道理的，人们就开始因为缺少透明度导致整个信用市场出现问题，就像2008年一样，没有人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是很显然，欧洲央行没有充分监管这样一个领域，同时把银行的利益置于主权利益之上，置于结构重组的利益之上。
欧洲财政紧缩政策就像相互自杀
斯蒂格利茨：我们再看看欧洲的情况。我想知道唯一一个可以用来描述欧洲的情况，欧洲的状况非常糟糕。欧洲希望通过更多的出口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唯一刺激他们出口的是获得低汇率的货币，在欧洲的国家普遍状况都不怎么样。其实美国和欧洲都在相互的竞争，看谁在经济政策上更糟糕，现在欧洲已经超过了美国。欧洲这样一些情况也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我现在说一下欧元和欧元危机。欧元刚刚成立的时候，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经济学上有一篇文章，谈到了货币的一些情况。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几个国家才能使用一个共同的货币。再看看这几个条件，欧洲没有找到这个条件。欧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项目，欧盟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问题是在于这些政治家们没有能够真的建立这样一个让欧元运转的政治架构，我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必须要完成这样一个政治框架的搭建。当然，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些问题，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当2010年1月份希腊开始出现国债危机的时候，我当时就希望欧洲会把这样一个政治框架搭建完成，以便能够让希腊实现持续的增长。
但是，实际上他们却紧缩了自己的财政政策，这样的话经济增长的机会都被扼杀了，债务和GDP的比例还是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增长，显然增长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直到我们遇到现在这样的状况。不幸的是，随着危机不断地发展，尽管我们看到财政紧缩导致经济的衰退，但一次又一次我们谈到的答案是更多的财政紧缩政策。这让想起中世纪的药物，中世纪的药物当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放血疗法，从一个人体内把血抽出来，因为知道人的体内有一些毒素，把血抽出来这个人就可以复苏，可以恢复，但问题在于把血抽出来，这个人会病得越来越厉害，那时候医生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要抽出更多的血，导致这个病人奄奄一息。这就是欧洲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这里说的是“相互自杀”的路径，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在使用这样的方法，就是财政紧缩，之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你看一下两个储蓄危机的国家，西班牙和爱尔兰，他们危机前财政是有盈余的，他们什么都对了，财政、GDP比例很正常，什么都做对了。当然，他们没有管制自己的金融市场，创造了很多泡沫，但是他们的理念就是不要对金融市场进行更多的管制。所以他们根据所有正确的理论做了很多事情，但他们现在的状况却非常糟糕。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就像美国，有一些人说我们在欧洲需要的是信心的恢复，只要经济不断地下滑，我们怎么会恢复信心呢？这种状况会不断持续下去，直到他们改变经济发展的轨迹。
他们会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轨迹呢？我不这么认为。接下来的问题是所有这一切将如何收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们现在的讨论是，什么是结束欧元最好的办法？或者是欧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谢幕？从2008年开始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80%，当普通民众说这一切都太离谱了，这才能影响到欧洲的政客们。欧元现在就像大衰退当中的一个金本位的制度，而那些放弃了金本位制度的国家，比如说阿根廷恢复得更快。现在是欧盟很多国家为他们各自设了一些限制，因此有一些国家会为此付出比较重大的代价，或者遭受比较大的苦痛。还有一点是欧盟银行拒绝成为最终偿付的结算银行，包括这个主权财务基金等等。这会加速整个基金向前发展。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放心的，什么时候、怎么样结束这场危机我们都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一个比较重大的动荡，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加以处置的话。
我们马上回到亚洲。亚洲应对一个不确定时代的波动性拥有非常良好的基础，他们可以相对的独善其身。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获得自己的一片发展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各自政策的结构和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并且很好地抵御了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经济增速的放缓、经济危机等等这样的情况。亚洲国内市场非常之巨大，我相信他们可以即使是发生金融危机和混沌都有可能发展。但这需要我们对机制和体制进行非常严密的监控，我也相信亚洲的确拥有资源和工具来看待这些问题，对亚洲和全球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斯蒂格利茨：我对评级持非常批判的态度
主持人：您对最近的欧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怎么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说一下，我对评级持一个非常批判的态度，对于A级，特别是对那些原来给所谓F级的给了A级，原来给A级给了F级，这好比是金融当中的点睛笔，金融当中原来的垃圾股都可以让你点成绩优股，我决定要有一种进程。尤其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之后，这一点显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以美元作为计量单位，所以我们现在探讨的问题是是否美国真的值这个价？如果这些评级机构与市场普遍的反映，或者姿态不一样的话，他们会做出一个解释，为什么会这么调，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做出这个解释。因为其实这EFSF评级的下调只是一个例子，是为了能够无中生有的做出一些姿态的表示。
提问：教授先生，你提到了在金融市场应该有更多的监管，也必须要清洁整个金融市场，我想说的是这个市场当中缺乏一定的透明度，同时它还缺乏一种所谓的道德资本主义或道德的血液，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但不幸的是许多金融机构和体制，他们赚钱的目的，或者他们之所以赚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透明度。可以说透明度在他们的议事日程当中成为了一个可以被压缩的事项。如果你能够赚钱，你就可以规避那些所谓的竞争。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些无法理解的地方，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带来的所谓透明度不够的最好注解，他们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模糊，使他们能够规避竞争对手的威胁。特别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组成人员和组成组织，他们应该恢复的是道德资本主义的原本。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采矿业当中，那些矿主他们宁愿选择忽视采矿带来的环境污染的结果，而坚持要把矿给开出来，因为开矿对他们来说，只要你需要支付矿工非常低的工资就可以完成自己在产业当中地位的捍卫，这在金融市场当中也是一样的。
提问：我想提两点。您觉得对那些西方的，特别是伦敦和纽约的中介金融机构如何才能够让美元保持现在的地位而不会继续恶化呢？或者说您如何看待作为储备货币的长远发展规划？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觉得让美元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整个20世纪就是历时。包括法国总统萨克齐等各国元首在内的各国领导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G20峰会当中萨克齐总统谈到，这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谈论话题。但不幸的是，G20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因为如果有一个国家提出了否决的动议或提出了反对意见，整个G20机制就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最终他们仍然是对全球的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出现了一个投票的否决权。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体系、机制，但最终这些体系不能指望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与其提出一个具体的机制或体制，不如提出一个思路把问题解决出来。
提问：我来自于旧金山，我想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中国，中国储蓄率非常高，中国消费者现在有比较高的消费能力，你觉得现在随着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发展，你对于在中国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觉得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了，而我这里指的是整个GDP当中的房地产比例，或者房地产占整个GDP的比例在下降，这已经在逐步发生。我和政府部门之间谈论之后，他们给我的感觉，他们认为中国公司在不断提高，而且出现了其他份额占GDP的比重在上升，这是非常欣慰的。如果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仿效美国式的消费，他们的未来肯定会被蒙上阴影。因为全球变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会发生什么呢？认为未来的消费模式是非资源导向的，不以牺牲或消耗大量的资源作为代价的，包括有限的资源、有限能源的消耗不应该成为未来消费模式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
提问：您一直主张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否在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也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尤其是抽血和换血计划，是不是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使得顽疾得到遏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通胀不是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未来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美国我希望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以至于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现在我不会把它当成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更加担心的是随着经济不断地走低，我们可能会缩减在人力资源、技术，以及在环境方面的投资。在美国，我希望我们能够这么做，但是如果在哥本哈根我们达成了一个高价碳税的协议，它将会引导大量的投资进入经济，来修补经济现在的漏洞，会刺激交通运输业，刺激经济健康产业健康、向好的发展，对经济刺激又是好处的。这其实是真正的机遇，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之路的所在。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们的问题。
中国GDP放缓是好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来到亚洲，来到香港，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自美国中西部，那个地方的人们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但不幸的是在美国、在欧洲我们现在比较缺少乐观主义，我们必须在亚洲寻找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会知道，经济学就是一种所谓痛苦的科学，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感到集体的悲观和难受。我今天要和大家讲一下欧洲、亚洲和美国的情况，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做一些发言。
在座很多人都来自于金融行业，当股市上升的时候，你们会感觉不错。像失业率、GDP、福利、不公平的现象，这些也是我需要触及到的一些内容。从长期而言，这些问题都会同时存在，但在短期可能这些问题不会同时存在，这是现在在美国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的利率非常低，我们希望股市价格保持在高位，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失业率，但失业率仍然非常高。对于利润率而言，低收入对公司来说是有好处的，但长远而言用低收入刺激就业对美国的消费没有什么好处。我不希望我的发言给大家太多悲观主义的感觉，现在这种中间层的家庭收入跟15年前持平，但是能维持这样一个收入还是人们更努力工作的结果。有些人是全职的工作者，像今天在美国的收入和1978年时候的收入水平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差不多30年前，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收入增长，对一个典型的美国人而言没有任何收入增长，主要的福利都已经到了一些富人手里，我相信有些人就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当然，你们必须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处于同一个处境。
来到亚洲，关于中国的增长，也让人们比较关注现在中国的GDP增长稍微放缓了一点，对我来说，如果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关注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其实9%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增长。几年以前，没有人认为6%的增长率是可能的，但是现在人们对于GDP增长能够回到9%，甚至回到8%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满意。我希望大家对这个数字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因为这个数字的确是非常不错的，令人感到很满意。同时大家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你才能够对这些数字有比较宏观的认识。在1820年，亚洲的GDP份额占全世界的45%，然后出现了殖民主义，出现了不平等的贸易时代，出现了工业革命，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亚洲的GDP份额从45%降到了20%。在过去的15-20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个微调和校正，把过去200年的数字调了过来，我们认为亚洲是值得祝贺的，亚洲回到了全球GDP原有的份额地位。所以，在我接下来要谈的全球化环境当中看待这个问题显得尤为中国，亚洲尤其是中国很有力量、意愿去规管和驾驭这些力量。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经济放缓是好事情。比如说我曾经担任过有关社会进步和经济绩效表现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我们有一套如何看待GDP增速的方法。有些时候经济的放缓和GDP的关系我们会有一套比较好的衡量工具和测算方法，但更广泛的意义来讲这种经济增长是我们预期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者说能够实现在其他行业更为长远的发展。在我的印象当中，像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等等的放缓速度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现在正在发展着的一切会对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当时有一个提法，经济转型从出口导向向内需导向型的经济，这样为中国内生动力的创造提供更好的基础。所以，有关这样一种温和的放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中国的进口仍然是保持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就是我们所谓的放缓，无非是指出口速度放缓，而这个速度低于中国进口放缓的速度。中国进口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