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受阻与生产关系——看吴敬琏掩盖与欺骗
叶劲松
10月8日，凤凰网贴出名为《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的文章（以下筒称吴文）。虽然吴敬琏在我等民众眼中，只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却要以饱有学识姿态，以似乎关心提高民众消费能力的样子，大谈制约消费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振消费。他企图以民众利益维护者的面目出现，以欺骗民众。而作为资产阶级出钱开办的喉舌机构——凤凰网，也一贯乐意为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提供欺骗民众的平台。但不管吴敬琏如何以假面目来伪装自己，他还是会露出他那为剝削劳动大众的资产阶级服务的真面目。
吴敬琏在文中说：“经济增长……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吴文实际是说，当存在资本和拥有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时，“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
吴文的整个讲述是在说谎，他企图掩盖事情的实质。这具体表现在于他掩盖我国资本拥有的真相，掩盖消费与社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掩盖社会消费关系被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真实内在关系。
吴敬琏首先进行的掩盖与欺骗，是假装不知道我国是私有企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要是私人（即那些资产阶级成员）拥有，假装不知道“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占很高的比重”就是那些资产阶级成员攫夺大部分国民收入。吴文硬说“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吴文中，似乎私企老板这些资产阶级只拥有我国的少量资本，因此私企老板这些资产阶级成员不应为“资本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造成的消费增长受阻承担主要责任。吴敬琏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指责政府干预，因此可知吴文实际是指责政府使增加消费“不太可能”，指责政府卖土地造成“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使增加消费的不太可能。在吴文这儿，似乎增加消费不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而不是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资产阶级对劳动的剥削。因此，吴敬琏实际是为资产阶级开脱，并在什么是我国消费增长受阻的主要原因上，进行歪曲和欺骗。
但我首先要指出，即使吴文指责的、企图回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消费增长的“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的情况，不正是吴敬琏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向国际资本主义接轨的结果吗？
在社会主义下，土地沒有绝对地租。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其本身沒有价值。所以按照此理论观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按计划实施的城市建房、建厂等占用土地，不需支付什么费用（在1980年代前的中国，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不但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按计划用地是这样，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职工个人对国家或单位提供的住房不太满意，自己要通过国家无息建房贷款建房改善居住条件，国家也免费提供建房所需土地。
但是，在追逐利润盛行的资本主义，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因而本身沒有价值的土地，却成为炒作、买卖的对象，具有价格。而且这价格高低与土地级差地租有关。由于市中心、好口岸较近的地方土地有限，级差地租很高，购买土地来建没住宅、工商企业等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高昂地价，使20世纪上半期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大城市里，单位建筑面积占地更少的摩天大楼林立、住宅间间隔较小等现象的大量出现。即使这样，房价、房租仍很贵，工人们常常不得不住贫民窟、蜗居。不断上涨的房租，就是资本主义对工人工资的掠夺，实际上，它使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降低，使工人消费能力受到抑制。而高昂的地租也是商业店铺房租高昂，以及商品价高昂的推动因素之一，而商品价高昂又削弱了劳动大众的消费能力。
因此，吴文所说的“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而使社会消费受抑制，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特点。而中国现在的出售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其实也就是收取几十年的地租），也正是我国按照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复辟资本主义的“与国际接轨”结果。但是，吴文通篇掩盖“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而使社会消费受抑制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他如果揭示出这种性质，无疑将向民众暴露，吴敬琏等鼓吹实施的资本主义，正是吴敬琏所讲的“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而使社会消费受抑制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民众也就会知道，吴敬琏在这儿义愤填膺状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而使社会消费受抑制，不过是他的贼喊捉贼的把戏。
“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使社会消费受抑制的因果关系的确存在，但是，我国社会消费受抑制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土地所有者收入”巨大这一现象，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吴文大谈消费，大谈“增加消费”，却回避消费与生产关系间的关系，回避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状况与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回避我国的资产阶级对我国工人农民的残酷剝削使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的消费受到制约的事实。当然，这也不奇怪，因为吴敬琏虽然在民众面前做出大学者样，但他其实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砖家。因此，寄希望吴敬琏会揭示我国消费受抑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希望他会揭露资产阶级剝削劳动大众的事实，是不现实的。因为他如揭露出这些，人民大众就会得出结论：消灭我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解放我国的消费。
从吴文以上谈论以及他关于“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的“指点迷津”等看，吴敬琏所谈的消费不是生产消费，而是个人消费。照吴文说法，似乎采取一些“增加就业”，“促进技术进步”就能“提高消费的比重”（即提高消费在GDP的比重），就能改变消费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系，始终不能正视，而用尽各种方法回避或掩饰。吴敬琏也有这样的特点。
资本主义社会里消费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这生产关系造成劳动大众的贫困，从而使资本主义产生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经常出现商品销售困难。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名为《劳动者报酬占比考察经济体健康度》的文章讲，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在1995—2007年间，……剔除社保福利缴款后，劳动者实际取得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49.8％下降到2007年的40.9％，下降8.9个百分点。如果将社保福利收入看做当期可支配的劳动收入，则可支配劳动收入占比从51.2％下降到44％，总计下降7.2个百分点。”由于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不必用工资徼纳社保就享受医疗基本全报销、退休工资等待遇；而市场经济下劳动者要用工资徼纳社保，却只能享受比计划经济下更差的医疗报销待遇，因此意味着在1995—2007年间，劳动者实际取得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比8.9个百分点还多。
由于现在拿工资的都属“劳动者”，资本家做为董事、总经理等高管，也在企业拿高于一般员工十几倍、几十倍的工资（英国汇丰银行控股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总裁马明哲，有一年年薪6000多万）。如把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去除，真正劳动者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将下降更多。由于大规模的公有企业私有化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因此可以说，在我国企业从主要是公有制企业，转为主要是资本家的私有制企业（即吴敬琏等说的“民营企业”）后，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急剧下降，造成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因此统计数据说明，私有企业大量产生，其收入分配不利劳动者，有利于资本家。从1990年代起，我国经常讲内需不足、消费不足，其实就是我国广大劳动者饱受资本家剝削，使社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的结果。而劳动大众收入的降低，从而劳动大众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的状况，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不消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谈什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不过是欺人之谈。
吴敬琏空泛谈“增加就业”来“增加消费”，但它却隐瞒大量失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这一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使市场扩大远赶不上生产的扩张，从而使工厂开工不足是成为通常现象，而这又大大減少了对劳动力的使用，造成失业人口的增加。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总是盲目地、不断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也必然引起失业的增长。
另外资本家为降低成本以攫取更多剩余价值，普遍加大在职职工的劳动强度，并大量加班，工人每天常干10多个小时（例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曾讲，“前不久我在浙江某地了解到，那里的农民工每天平均要劳动14小时，工资单价已经低于农业临时工”），使一个工人干着一点几个工人乃至两个工人的工作量。那么从全国宏观来看，如按国家规定的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而资本家使工人平均周工作时间为60小时，则需1亿职工的工作，实际上资本家只雇用约6千6百万职工就完成了。照此计算，如果全国需3亿职工完成的工作，实际上资本家只雇用约2亿职工就完成了。而这必将使全国约1亿职工被抛向社会，成为失业者。
资产阶级需要社会出现劳动者的大量失业。因为几千万、上亿失业者相互竞争情况下，资产阶级可以压低求职工人和在职职工的工资，并给工人更差的工作、生活条件，压榨工人更多血汗（而这又极大压抑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因此我国官方统计的登记失业率为4%多一些，但不少经济研究机构认为我国的实际失业率为10%几。现在，美国欧洲对失业状况有所掩盖的、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也普遍在10%左右，乃至10%几。因此，吴敬琏空泛谈“增加就业”来“增加消费”，但他却掩盖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产生大量失业，并由此必然加重消费增长困难的事实。他掩盖了真正要通过消灭失业来大幅增加消费，必须要消灭产生大量失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事实。
吴敬琏空泛谈“促进技术进步” 、“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来“增加消费”，但是他不能用论据来对他的这些论点进行论证。但是我有充分论据对他的这些论点进行批驳。
被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称为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总体讲，枝术最进步。另外，美国的“专业人员、所谓‘白领’”也多，但是消费增长困难也是照样存在。
1992年3月，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从1978年到1989 年的几年间，美国占家庭总数1%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了77%，占家庭总数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却下降了9%，占家庭总数20%的较低收入的家庭也下降了1%。即使在粉饰现实的美国官方机构的报告中，美国总共6600万个家庭中，在这几年里有2460万个家庭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没有分享到美国经济发展成果，反而情况恶化了。在这几年里，美国家庭纳税后的总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净增了7,400亿美圆，其中96%被收入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7,400亿美圆的60%。
1996年3月29日，美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报道，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林恩.卡罗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上发表文章说，9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快。在美国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时，占人口10%的美国穷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国一般人（这中间包括大量的“白领”或称“中产阶级”的人士）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据这些资料看，美国劳动大众不仅是收入在1978年到1993年的15年间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即广大群众不仅是相对贫困化），不仅是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而且15年间实际工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工资）是下降，表明美国普通民众已经陷入长达15年的绝对贫困化，亿万包括所谓“白领”或称“中产阶级”的劳动群众购买力已经是绝对缩小。
约10年前，吴敬琏曾鹦鹉学舌地讲要用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辩护词——机会均等来缩小中国的贫富悬殊。但美国学者爱.艾亨指出，美国“机会均等的宣传，只是让少数人变得更加富有，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正汇入穷人大众的洪流”（《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合订本第107页）。艾亨的话再次证明，所谓“白领”、“中产阶级”的增多，并不能使包括“白领”、“中产阶级”在内的劳动大众摆脱被资产阶级剝削而贫穷的局面，因而也不能使消费得到提振。
1995年6月2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载了伯纳德.桑德斯写的题目为《美国老百姓有理由愤怒》的文章。文章说：“近来传播媒介普遍报道，美国老百姓愤怒了。依我看，美国老百姓应该愤怒。”作者指出：“自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收入越来越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以前的那种经济保障。在过去22年中，80%的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下降或者在原地踏步。在此期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有钱有势者的日子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人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工作越来越来越辛苦，效率越来越高——然而他们越来越穷。难道美国老百姓不应该愤怒吗？”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在提高，但实际收入却在下降，美国资本家的剥削在加重。据这资料讲，美国劳动者是陷入长达22年的绝对贫苦化。
进入新世纪，美国劳动大众收入仍趋下降。2009年8月4日，美国“商务部说,美国私人薪水发放金额 6月减少 286亿美元,为2005年1月以来最大减少量。这一数字在今年5月为减少113亿美元。另外,实际可支配收入6月下跌1.8％,为过去一年间最大跌幅。” 新华社信息北京2010年9月19日电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9月17日刊登题为《美国家庭收入经历“失去的十年”》的文章讲，“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来工资收入增长陷入停滞，过去十年成为至少半世纪来美国家庭最难过的时期……2000年至2009年经通胀调整的家庭中位收入下降4.8%”。而2009年后，美国劳动者工资继续下降。 据美国《新闻周刊》杂志2010年7月22日报道，“ 1/5的美国人在2009-2010年期间发现家庭收入下降25%以上（包含25%）”。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也承认：“在过去十年，就业岗位增长最为缓慢，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而医疗成本和学费达到新高”。““在过去十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意味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职工实际收入下降趋势，在新世纪的10年中仍未改善。
以上都说明，“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资产阶级对民众的剝削也是极其严重的。这剝削的结果是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很弱（相对美国经济能力而言）。美国资产阶级就用各种贷款（包括在21世纪初广泛采用的、后被资产阶级说成引发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次贷）来刺激消费，其结果是美国家庭财富集中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美国许多劳动者家庭只有几百美元净资产。
据《美国阶级现状分析》讲：“1％最富有的美国家庭所积聚的财富大约占整个国家财富的40％”，这些平均拥有上千万美元财产的富翁们的财产还在增加。“美国社会的另一极是人数几乎达到1亿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越来越成为实实在在的无产阶级,在1983─1995年间生活在最底层的40％人口的家庭平均净资产（即家庭资产减去贷款等债务后的剩余值──笔者注）下降了80％,从4400美元下降到900美元,而生活在最底层的20％的美国人（当时人数应在5000万以上──笔者注）净资产在零以下,他们的债务超过了资产……现在为消费而借贷的比率上升……工人阶级为美国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他们所得到的实际工资日益下降,只能从日益延长的工作时间得到部分补偿。1998年有子女的家庭平均一年工作83周,而在1969年,这一数字是68周。”（封永平编《美国阶级现状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8期）
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广大的劳动大众拼命工作,延长工作时间,但因为饱受剥削,仍然不能使自己财产增加,仍然挡不住使自己净资产减少的趋势。许多劳动者食品等日常消耗品之外的消费，越来越多靠借债来实现，也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因为不能还贷而财产被债主变卖。据资料，2009年，美国有约100万户家庭不能偿还房贷，其中许多家庭被从住房中赶走。美国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人均净资产10多万美元。但占美国人口40％的1亿多穷人的家庭平均净资产仅900美元。家庭平均净资产仅900美元是这样一个概念,即由1亿穷人组成的几千万个家庭中,平均算,每家有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旧车是自己的,家庭其他财产都是债主的或租借的。而5000万最穷的美国人的净资产则为负值（资不抵债）,即平均看,他们家中的财产已没有一件是他们的。中国有顺口溜大意说：扬家财产一千万，九家邻居零光蛋，十家财产一平均，十家全上一百万。美国号称人均净资产10多万美元的数据，但占美国人口40％的1亿多穷人的家庭平均净资产仅900美元，也就表明资本剝削下美国贫富悬殊，以及劳动大众消费能力的虚弱。也表明日常消耗的食物等外，购买稍能长期使用以计入家庭财产的那部分物品消费，美国劳动大众很大程度要靠各种消费贷款等来实现。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们常赞叹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在这“自由市场经济”中，劳动大众饱受剝削而长达约30年内实际工资是下降、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是绝对缩小，从而使家庭净资产很低等事实，他们却避而不谈。而美国从1990年代上半期到2008年就发生了3次全国性的生产过剩经危机，也证明了，在号称枝术最进步，“专业人员、所谓‘白领’”最多的美国，消费增长极其困难。
因此，不管美国还是中国的情况都告诉我们，个人消费不仅有个人属性，还有社会属性。消费者购买消费品的差距大小，不仅有个人生理、心理等不同的原因，更重要还有他们所存在社会生产关系是否有剝削造成贫富悬殊。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购买的消费品，比工人农民更高档，购买普遍民众不敢企及的豪宅、名车等。受剝削的工人农民中，很多家庭只能满足温饱等基本生活需要。消费水平是反映消费关系的重要方面，消费水平非常巨大差距，则是剝削社会对抗性的消费关系的表现。他表明，资本主义人剝削人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人们间的对抗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因果关系，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们也是极力回避、掩盖的。
劳动大众的消费除与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是否受资本家剝削有关外（即与生产关系有直接有关外），还与不同生产关系下的财政开支状况，社会就业等有关。即不同生产关系还通过决定政府财政开支状况、社会状况来影响消费。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缴费买医保后，治病住院时还要交不同比例的医药费。对那些有家庭成员长期患病的劳动者家庭来说，家庭医疗开支很大，这必然使这些家庭消费支出相对其他家庭大受影响。即使有的家庭成员目前并未有长期患病者，也要捂住钱包、节制消费以备万一以后家庭成员出现大病或长期患病时用。在美国，医疗主要由市场上购买保险和看病后自掏腰包解决，“看病的医疗费对穷人来说是严重的威胁。严重的疾病对穷人来说，意味着经济崩溃。”（傅骊元《“福利国家”剖析》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而2007年初的一则报道讲，美国私人家庭破产案的约一半，是因为支付高额医疗费举债造成。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也承认：“在过去十年，就业岗位增长最为缓慢，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而医疗成本和学费达到新高”。“医疗成本……达到新高”，医疗造成一些美国家庭“经济崩溃”、“ 家庭破产”，足以表现医疗对许多美国家庭消费的影响。而欧洲现在还以减少财政赤字为名，大肆削减包括用于医疗在内的福利开支，这意味着欧洲劳动者以后为医疗将会更多的付费，这将更加重欧洲劳动者的经济负担，抑制欧洲劳动者的消费能力。
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改善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生活条件为目的，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意味着“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联书店132）。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以前的苏联东欧国家，以及现在的朝鲜、古巴，全体公民都享受免费医疗，医疗费用由国家财政中的公共消费基金完全承担，医疗不会给劳动者家庭造成经济负担，对家庭消费沒有什么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公民，不必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那样存钱来应付可能的医药开支。
又例如，经济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工农掌权的国家）,其住房建设目的也是满足人民生活居住需要。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满足人民生活居住需要,是国家或单位的任务，国家（或单位）负有解决人民（或职工）住房的职责。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城镇中,一般由国家或单位建房,再由国家（或单位）免费分配给居民（或职工）居住,人民支付极少量的房租,作为使用住房的代价。社会主义国家低廉的房租通常只有住宅维护费用的1╱3～1╱2。维护费用的不足部分则靠国家或单位资金弥补。所以社会主义下劳动者是免费住房（准确说，国家是倒贴钱让劳动者住房），住房对劳动者消费能力几乎无影响。而资本主义以住房由市场解决为借口，国家和企业不负责职工的住房，将民众抛向由资本主宰的、搜刮百姓油脂的房地产市场。民众只能在外花费大量开支去买房、租房（房租常占工资的20～40%。东京“很便宜”的、“ 每个格子间深不过2米，宽和高不过1.5米”的这一只能坐睡的窄小“胶囊蜗居”，每月房租也达640美元），这极大地削弱劳动者的消费能力。
社会主义社会中公共消费基金的安排，保证劳动大众享受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教育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因为能力差异和抚养人口多少不同等原因，造成不同家庭的人均收入有一定差异，社会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保持较大比重，能起到缩小群众消费差异、保证城乡包括较贫困家庭在内的所有家庭都享受免费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权利的作用。所以，社会消费基金(或称公共消费基金)体现社会公道、平等。
这些共同享受的免费消费，以及家庭间不是很大的消费水平差距，是社会主义消费的特点。他也表明，社会主义的消费关系体现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的经济目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成员平等的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他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带来的人们在生产、分配的平等关系在消费领域的体现。
反过来，资本主义（以及与国际资本主义接轨的改革）使医疗、住房、教育和文化等变为赚钱的产业，剝削劳动大众。而这也说明，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无产阶级（美化资本主义的所谓“中产阶级”，大部分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实质就是无产阶级成员）在生产劳动中要被雇佣他们的资产阶级剥削；在消费过程中，也是要被盘剝。因此，社会消费关系反映着社会生产关系，并且被生产关系所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和社会和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谈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不是幼稚，就是欺骗。
正如吴敬琏极力掩盖“土地所有者收入”的资本主义性质一样，吴敬琏也极力掩盖消费关系反映着生产关系，并且被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真相。吴文通篇回避对消费增长的制约，是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为他如果揭露出这一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消灭我国的、产生人剝削人的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彻底解决我国内需不足、消费增长疲软的问题。而作为极力为资产阶级效劳、极力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吴敬琏，是力图阻止劳动大众得出这样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