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贺国强的文章，标题为《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10个方面腐败问题，不断以反腐倡廉建设新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文章强调，要严肃查处征地拆迁、矿产资源开发、各类学校乱收费、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食品药品制假售假、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侵占国家和集体以及职工权益、基层干部吃拿卡要和收受财物、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买官卖官和拉票贿选、作风粗暴和奢侈浪费等方面的腐败问题。在各项具体内容中，关于国有资产问题，文章指出，要严肃查处在企业重组改制、资产评估、产权交易、资本运营和经营管理中隐匿、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等。显而易见，当今中国社会的各项腐败中，侵吞国有资产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领域。

　　稍早以前，“法制网”5月11日发表了一篇实名举报的文章，反映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有关领导与某中外合资企业合谋侵吞数百亿国有资产的情况。举报者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八届中国共产党山西省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山西省人大代表、第四届晋城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原沁水县人大代表潘新建，以及原沁水县财委副主任、粮食局长王法聚，和永红煤矿520名职工代表任育华三人。被举报人是中外合资企业沁和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吕中楼。该举报文章指出，涉及此案的沁水县县委原书记申会，沁水县政协主席、嘉丰镇党委原书记马刘勤因涉嫌恶意侵吞国有资产，已于4月底被双规。但是，与此案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吕中楼依然逍遥法外。

　　山西沁水煤田居山西五大煤田之首，盛产优质无烟煤。有关资料显示，沁水县地下蕴藏着360亿吨优质无烟煤，目前已探明57亿吨。现在晋城无烟煤的价格应该在每顿1000元左右，简单推算，仅探明储量的市场价格就超过5万亿人民币。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的确很容易受到各方关注。实名举报文章中提到的沁和能源有限公司是十多年前由永红、永安、侯村煤矿和嘉峰煤炭集运站，这三个简称为“三矿一站”的国有企业改制过来的。举报文章认为，吕中楼代表的沁和能源有限公司在改制过程中，通过官商勾结、虚假注册、人为压价、隐瞒转移等各种非法手段，大肆侵吞数百亿国有资产。事实上，关于此案，很早以前就有群众陆续反映，至今在网上还能查到不少文章。人民网、新华社、南方都市报、瞭望东方周刊、凤凰网、中国网、新京报等重要媒体对此案均有专题报道。在这里要厘清此案中的重重内幕、是非曲直并不容易。我相信，如果实名举报的内容基本属实，这一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案件，的确符合《求是》杂志发表的贺国强的文章精神，属于“在企业重组改制、资产评估、产权交易、资本运营和经营管理中隐匿、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应属于严重的腐败。

　　面对这样一个实名举报的案件，最终结果如何，还要看有关部分的查处力度、进度和决心，相关领导当事人据称已经被双规，也显示出该案件下一步发展的可能，这里不必匆忙下结论。借此案件的由头，我想在更大的范围上，说说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光是中国的事情，国际大环境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也很大。上世纪80年代，正是“里根经济学”开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大行其道的时候，其背后的“供应学派”理论强调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政府减税，为私营企业营造更宽松的市场环境和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因此，在那一阶段，西方社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大力提倡私有化的倾向很明显地影响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形成了私有化、市场经济绝对好于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基本基调和格局。由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比较高，私有化的确能带来相应的活力，因此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指导思想落到实践中，好处的确大于坏处。由此也形成“一市场就灵”的简单观念，诞生了不少以“×市场”命名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他们来说，改革无非就是一个灵丹妙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经济。

　　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化、私有化还没有严重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当时以“万元户”为代表的市场化、私有化，基本上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另辟战场，或者与国有经济共同竞争。“苏东剧变”之后，市场化、私有化以极端的方式引入俄罗斯。所谓“休克疗法”分为几个步骤，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大规模的私有化。为了让大量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尽快在市场化环境中生存，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私有化几乎就是将国有资产无偿赠送。当然，赠送的对象是每一个俄罗斯公民，童叟无欺。将国有资产总体评估后，每个俄罗斯人都无偿得到价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人们可以凭此证券自由购买企业的股份。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私有化，最终惨痛失败，原因不细分析。但是，俄罗斯私有化的失败，的确影响到了中国90年代以后的深化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市场化、私有化依然还是既定目标，但是，由于有了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中国的私有化，尤其是大批国有企业的改制应该怎么搞?如今回过头来看，中国为了加快朝市场化、私有化方向迈进的改革步伐，寻找了一个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方式。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制依然朝着市场化、私有化的方向前进，一部分将国有企业的包袱去掉，让国有企业自己直接进入市场，另一部分则是通过所有制的转换，将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采用俄罗斯向每人平均无偿赠送的方式，而是采用了比较多样的方式。例如，有些企业将股份分给职工，企业外的人员不能获得。这些企业职工的股份在以后的市场化进程中，随着上市等手段，渐渐被少数人拥有，这些人未必都是原先企业的员工。此外，买断也是一种方式，给员工一笔钱，离开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下一步如何改制，便与员工没有关系。在所有改制过程中，谁拥有资本、能够购买原先国有企业的资产，成为非常重要的关键。于是，银行贷款的关系变得很重要。同时，既然要购买，高价还是低价，资产如何评估、如何变换，成为一系列巧妙手段的温床，这些都孕育了今天人们看到的各种腐败。西历2004年爆发的“郎顾之争”，实际上就是这种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中国方式是否合理的一场大争论，最终以顾雏军入狱为终结。由此，国有资产流失、侵吞国有资产，变成一个社会各界瞩目的大问题。

　　在国有企业向私有化改制的过程中，的确有大量的腐败，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冷静地看到腐败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在各级政府的指导思想上，市场化、私有化就是灵丹妙药，因此，政策及政府权力也倾向于尽快私有化，甚至以私有化的快慢、多寡来显示政绩;第二，各级地方政府倾向于市场化、私有化的态度和政策导向，与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支持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要么是盲目地照搬西方理论，要么是在西方国家拿了学位回来，对西方市场化、私有化、自由经济的理论囫囵吞枣、不加消化，不顾中国的现实，全面营造了市场化、私有化绝对有效的理论氛围，严重影响了决策机构和政府操作;第三，由于市场化、私有化被理论界绝对美化了，因此，为了尽快实现、尽快服下这一灵丹妙药，在此过程中，理论家们几乎认为可以不择手段，例如腐败有益、腐败有理等主张就是为此服务的。因为，从理论上说，既然市场化、私有化是绝对好的、绝对有益的，那么，为达到这个绝对美妙的目标，付出点代价也是值得的。所以，腐败只要有利于私有化，就是有益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对于通过腐败手段实现了私有化的民营企业家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又大力提倡要“赦免资本原罪”，等于是给腐败发给一块免死牌。

　　正是在上述几个主要的思想和理论支持、主导下，国有企业改制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腐败。如今我们要解决腐败，必须反思主流经济学家崇洋媚外、鹦鹉学舌、削足适履的理论指导，也必须反思决策部门受此思想影响的政策倾向。可以说，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腐败，是洋奴们故意为之的。当随之出现的腐败超出了他们的预计甚至他们的可控范围，他们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指导方针，反而把矛头指向了体制，似乎只要体制改变了，腐败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狡猾地回避了一个事实，大量的腐败正是在他们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这一指导思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市场化、私有化绝对美化了。因此，当“郎顾之争”后，政府有关部门和部分官员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把反腐与打黑联系起来时，他们竭力反对，认为那是打击民营企业;当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只是市场化而没有私有化的时候，他们调动一切舆论资源加以批判;当政策开始向维护国有企业的地位稍微倾斜时，他们又竭力反对说：那是国进民退。如果我们看清这样的事实，再来看多年前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也许就能发现，要清算那些腐败，难度有多大。

　　首先，政府的改革主导思想如果不改变，历史遗留的腐败问题不可能彻底清算。只要私有化依然还是绝对正确的选项，那些已经被私有化的原国企，岂不就是成功的果实?其次，主流经济学理论应该彻底反思，不能让他们继续深入影响决策层和政府操作层;第三，清算国有资产流失的腐败现象，必然要同打黑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种种以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大潮中，由于当年主导思想和理论支撑的原因，各种违法行为几乎无一没有“保护伞”。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实名举报，对于沁和能源有限公司和吕中楼这一个案来说，案件最终结果可以取决于司法介入的决心和力度。然而，对于同类改制过程中大面积腐败的清算，靠个案难以解决、难以推广实行。要真正有效地解决遗留的腐败问题、减少或防止新的腐败大量出现，政府对于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都应该做重大调整。当年改革被誉为 “×市场”的风云人物们，如今把可能出现的重大调整称为“倒退”，实际上就是不愿放弃他们把市场化、私有化绝对美化的顽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企改制中出现的大量腐败，是一种较有特色的中国方式，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崇洋媚外、把私有化当灵丹妙药的错误思想极为普遍地主导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并与中国某些独特现实相结合，使得腐败恶化。对此，想彻底改变中国的某些独特现实，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参照西方近年来出现的严重问题，例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看到，即便把中国的现实改得同美国一样，严重的腐败还会产生。因此，要彻底解决腐败，还需要中国特色的办法，西方的药方不可能真正有效。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于市场化、私有化、自由经济的重新认识。这一重新认识或反思也绝不是倒退回计划经济，而是针对中国的现实，寻找适合自己的办法。本文对此不做深入探讨，只想最后说一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