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刚出版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少人说，宋鸿兵在胡说，什么都不懂。当《货币战争》在市场上卖得风风火火时，批评者说，宋鸿兵此书是在误导中国年轻人。显然，民众的喜好与精英们认定的价值观不太相同。宋鸿兵先生在《货币战争》的有些观点我不太认同，所以我曾经就宋鸿兵《货币战争》中的个别观点同宋先生打过一个赌，现在还没到出结果的时候。然而，打赌并不代表我也认为宋鸿兵的书是在胡说。随着时间的延续，“货币战争”一次已成为术语，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也已出到第三本了。我觉得如今的宋鸿兵可能会面临一个危险的处境。如果说当初某些精英只想贬低宋鸿兵、淡化宋鸿兵、业余化宋鸿兵，那么，从《货币战争3》开始，宋鸿兵已经真正得罪某些人了。在把宋鸿兵描绘为无知胡说的同时，我彷佛听到有人在喊：大胆！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3》突出的地方之一是，他比较了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政策与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华北解放区的货币政策。宋鸿兵得出的结论是，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由于将自己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因此失去了货币主动权，民国政府像清朝政府一样，没有守住金融高边疆，导致民国政府迅速垮掉。而红军当年之所以能在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并且在以后的发展中最终战胜国民党，关键就在于共产党的金融政策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将货币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成功捍卫了一个政权的金融高边疆。仅凭这一点，我想有人就会将宋鸿兵彻底定位了——宋鸿兵在某些人眼里，很显然属于政治不正确：跟美国紧密挂钩怎么能说成是国军失败的原因？如今多少人想挂靠美国还挂不上呢！甚至费尽心机地弄一个假文凭挂靠美国！
不仅如此，宋鸿兵还有更过分的。在描述共产党的金融干部时，宋鸿兵先是突出了他们大都没有专业的训练，更没有像国民党金融专家那样拥有美国名牌大学的真文凭，但是，宋鸿兵在书中说：当今中国所面对的一切货币、金融问题，当时的中共金融决策者都面对过，并且在实践中解决了。宋鸿兵由此得出结论说，共产党金融决策者的智慧甚至超过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必须指出的是，宋鸿兵在讲述这个结论时，并不是冷嘲热讽，而是真诚的。事实上，我对宋鸿兵的这个结论基本表示认同。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美利奴、爱美精认为，宋鸿兵又在胡说八道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再多“胡说八道”几句。
我曾经介绍过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这个制度简单说就是，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加价收粮，保护农民的利益；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低价卖粮，保证大多数人不受粮食涨价之苦。在严重灾害的时候，政府甚至免费开仓放粮。常平仓制度似乎只是一种粮食储备制度，实际上，常平仓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与货币、金融、社会稳定有关的物价制度。宋鸿兵在《货币战争3》中很正确地指出，货币的最高原则是道德原则。这一原则在古代可能没那么明确，只是在纸币时代尤其清晰。当今天的人们说货币的生命在于“信用”时，实际上就是指道德原则：发放纸币的人或机构，是否坚持不坑害民众利益的原则？货币道德原则的确立，我认为是纸币诞生以后很长时间才清晰起来的。在货币的道德原则下，再来看金本位、银本位，实际上它们只是为了保证货币道德原则的外部强行限制。黄金、白银被称为“诚实的货币”，既突出了道德性，又等于是借助了自然界难以改变的力量，将任何可能违背货币道德原则的行为，加以强大的外部限制。然而，贵金属本位货币的问题在于，由于贵金属数量有限，随着财富总量的增加和商品交易的频繁，会造成贵金属货币数量不够用的情况，从而导致物价不稳定或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信用货币是有必要的。但是，摆脱了诚实的金银货币，信用货币如何能够保证诚实？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宋鸿兵在《货币战争3》中指出，共产党在苏区和解放区实行的货币政策，既不是金银本位，也不是外汇本位，而是“物价本位”，或者叫“物资本位”、“商品本位”。这个术语还可以探讨，但我认为，不管叫“物价本位”、“物资本位”、“商品本位”或者其他，共产党人在货币制度上的创新，实际上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古代常平仓制度只针对粮食，今天，如果把“常平仓”的范围扩大到几类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扩展到关系国民经济重大命脉的基础产品，那么，从“常平仓”制度扩展开的功能，完全可以看成是超越金银本位和摆脱金银本位的纯信用货币的另一种货币形式，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商品本位”。它的意义在于：既能克服金银等“诚实货币”数量不够的难题，又能克服纯信用货币失去外部制约的难题。换句话说，“商品本位”货币基于最重要的几类基本商品，既能保证货币数量与商品总量的匹配，避免货币总量不足造成的物价波动，又能使货币数量获得外部硬性条件的制约，以保障货币的道德原则。这个道理实际上就蕴含在中国数千年行之有效的“常平仓”制度中。共产党当年的金融干部即便没在外国名牌大学拿过文凭，只要与中国的历史没有脱离关系，就很自然地能懂得这个道理。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货币制度的不断探索与总结，古代比较简单的“常平仓”制度，发展成真正的“商品本位”货币，也许的确可以算作是一种伟大的金融创新。如果中国人能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将其完善，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未来中国人在金融领域对人类最大的造福。但要形成完整的理论和制度，还需要充分的设计和各种制度，在这里不多展开。我还想指出的是，中国人从来不缺道德原则。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古代的“天下为公”和现代的“为人民服务”是最高道德原则的体现，加之“商品本位”的实际商品数量的制约，这个摆脱金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有可能超越不靠谱的纯粹信用货币，成为未来全世界货币制度的新形式。对于国民党来说，虽然孙中山借用古人的话，提出“天下为公”，但国民党事实上并没有做到。国民党过于偏向精英，尤其是依附于洋人的精英，因此，既丧失了货币主权，又丧失了道德原则，最终只能失败。而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既缺乏世俗的道德原则，也缺乏“商品本位”的历史经验。连美国的粮食储备制度，也只是近代才向中国古人学的，时间还不超过一个世纪，中国人完全有理由骄傲。
客观地说，宋鸿兵在这个问题将共产党的金融政策制定者誉为超过诺贝尔奖的大师，可能还不算很得罪人，最多被某些人骂成无知、马屁、五毛、脑残之类。但是，宋鸿兵在《货币战争3》中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我认为一定会得罪不少人。宋鸿兵指出，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最重要的一点是，共产党在货币制度上坚决捍卫了独立自主，坚决捍卫了货币主权，坚定地守住了金融的高边疆。而国民党的货币金融政策，几乎完全依靠来自美国名牌大学的海龟，并且由美国人参与制定。与美元汇率挂钩，使得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自主。一群民国的美利奴在傍着美国的同时，既维护了美国的利益，也得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唯独伤害了中国民众的利益。

我们通过宋鸿兵对当年国民党货币政策的介绍就会发现，当今中国的货币政策，正日益走向当年国民党的政策。因此，就算宋鸿兵没有把矛头明确指向当今中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人们只要稍稍联想一下就会看到，当今中国的金融高边疆也处于即将全面失守的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当今中国又把自己与美国绑在了一起，以至于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本该主动的权利。因此，如果当今中国在金融制度上要继续与美国结为孪生兄弟，宋鸿兵的观点就一定会被抛弃。如果未来中国的金融政策，按照宋鸿兵的设想，回到共产党当初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可以想象，当今很多已经与美国连为一体或者勾搭上手的金融界精英们，将遭受重大的个人损失，因为他们会被中国和美国同时抛弃。而宋鸿兵通过共产党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败这样鲜明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货币金融政策未来的方向，即便现实政策还没有开始转向，已经让很多人不快，甚至视其为仇寇了。用王朔的话说，宋鸿兵已经深刻地得罪了不少当今的金融精英。但我认为，如果不得罪那些美利奴精英，就必将得罪广大的中国民众。因此，得罪少数精英，是良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