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成为单项选择题
2011：人类文明升级的最后倒逼机制已形成
张庭宾
当2011年新年钟声再次敲响之时，世人迎来的不仅仅是喜悦的憧憬，也同样可能是焦虑与恐惧——离2012年仅仅一年了。
以理性的现实主义来分析，笔者眼中的未来更多的是危机与挑战。一年前，《2010-2014：全球纸币危机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文刊发，本人以之警醒全球性纸币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将陆续发生，当大国间无法用和平方式达成利益妥协，“最后很可能将演化为战争”。
这种警告在当时看起来很可笑，正像2006年初本人警告美国很可能发生金融危机那样。不幸的是，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在2008年爆发，而主权债务危机也已在2010年成为现实。
现在担忧“战争”者已不会被看成是“杞人”，尽管大多数人仍然逃避现实，就像他们惯常地逃避一切棘手事物那样。然无可回避的是，战争风险正前所未有地逼迫而来。
自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以来，东亚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美韩、美日和多国的多种军事演习反复上演，美国已经向东亚派出了三艘航空母舰，这已经达到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的战备水平。美方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航空母舰进入黄海演习，将匕首逼近中国京津咽喉。
随着新年钟声响起，和平的希望似乎再一次降临，朝鲜和韩国均降低了战备级别，中美外长频繁沟通。但正像《环球时报》一篇文章所写：“中美关系似乎开始放晴，但第一缕阳光照在了美国新派到东亚的卡尔·文森号航母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1月10日开始为期5天的访华，而卡尔·文森号航母比他早几天进入东亚，它在日本海、黄海的军演时间与盖茨访华形成某种重叠。而中国的国之利器也示之于人，第四代战机J20适时曝光，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二炮将向盖茨开放。
对于未来和平抱有期望的人们，都期待着1月18-20日中国元首访美，双方能够达成妥协。但问题是，如果要让美军满意地撤离东亚，这种和平方式妥协的巨大代价中国能否负担的起。
在奥巴马政府的和平清单中，美国的要求不会少于以下5项：1，人民币大幅升值，短期内实现浮动汇率制；2，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3，中国新增的外汇储备都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4， 中国不可以帮助欧元区解困；5，中国必须承诺官方不增加黄金储备，改变“藏金于民”的政策。
如果中国答应了这5项要求，后果将如何呢？美国继续增大量化宽松规模，国际热钱将乘着人民币大幅升值，汇率自由浮动之际，最后疯狂涌入中国，将中国楼市泡沫推得更高，在疯狂泡沫巅峰，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国际热钱不受任何阻挡地外流，则楼市狂跌，人民币暴贬，中国势必将重演1990年日本悲剧。
如果中国外储增量都购买美国国债，不买欧元区国债，则中国亿万劳工辛勤劳动成果都转化为美元虚拟金融泡沫，而欧元因中国外储一边倒向美元的政策而加速衰微，乃至解体，中国将丧失欧洲的支持，而美国所有威力都将压向中国。
如果中国逆转“藏金于民”的国策，中国政府和国民手中都只剩下了美元和美国国债的纸牌，则美元可以最轻松地逃避债务责任——不断地印更多美元还利息就可以了。实在还不上了，最后不排除宣布原有纸牌一律作废，换一种含黄金的新牌来玩，届时中国官方民间严重缺乏黄金，则中国将完全丧失打新牌的资格，将被彻底摒弃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这五项要求的本质是一个——使中国最后的财富积累加速向美国转移，中国将成为美国向外转嫁金融危机的主要牺牲品。由于中国国内财富急剧外流，国内贫富分化将更为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加速激化，中国将不战而溃，成为美国政治金融经济附庸国。
中国成为美国附庸国，并非幸福的开始而是灾难的开始。中美之间最本质的矛盾是——两大文明对于地球有限的资源之争，地球资源供给大多达到峰值，而人口的绝对增长及西方化生存方式的扩张，使得需求在迅速膨胀。如果西方精英不愿改变自身奢侈浪费生活方式，那么消灭其它宗族文明人口及其需求就会成为霸道精英的首选——无论是用基因武器还是军事武器。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美国不愿为解决自身债务危机做任何改变。最典型的是，对于减税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的妥协是，对富人的减税继续（共和党诉求），同时对中产阶层新增减税（民主党诉求）——在赤字巨大的情况下，加大减税，无疑是要加速坠入债务深渊。
美国的幻想是，它自己不会跌入这个债务深渊，它希望跌进去的是中国。而中国对此是抱有一定的警惕的，这种警惕来源于2008年美国的第一轮金融危机，中国曾在“世界经济领袖”桂冠的忽悠下，差一点成为牺牲品。
面对美式的摊牌，中国应当刚柔并济地应对。货币金融可以有限度地让步，但不能改变既定的国策。打压楼市泡沫是中国避免危机的重中之重，因为这是中国内部最大的风险所在。
军事斗争的准备是中国必须做好的另一手。需要指出的是，中日“钓鱼岛”之争，朝鲜半岛对峙，本质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倘若东亚爆发常规战争，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而对美元则是黄金万两。因此，必须对美国本土实现对等威慑，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东亚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像当年美国和前苏联在对等威慑下，西方资本精英集团不得不自我约束，建立了普遍的劳工社会福利制度。
中美两国内部问题似乎差别很大——美国是对资本过于放纵，市场化过度；中国则是权力过度膨胀，市场化不足。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即各自核心权力——中国是官僚权力不断扩张膨胀，美国是金融寡头不断扩张既得利益。这两者间曾一度有着契合——美国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将制造业和就业岗位转移到中国，而中国的权贵资本则将财富转移到美国和海外。这种双向循环曾导致人类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的全球权贵金融资本手中，中产阶层不断衰亡，新赤贫阶层不断增加。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种力量能够遏制这种越来越糟糕的趋势。你不能指望东方自私权贵，西方的自私金融寡头能主动遏制贪婪，甚至让渡已收入囊中的利益。唯一的可能性是，当东方的权贵和西方的寡头争夺全球最至高无上的权力时，他们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对等威慑——试图以邻为壑控制对方的风险太大，甚至可能同时遭遇“灭顶之灾”。惟其如此，外部转嫁道路不通，才会直面自身问题，遏制欲望，合理分配，升级文明，集中精力金钱实现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比如氢核聚变的和平利用，而不是制造更多毁灭的武器。即中国建立真正能有效遏制官僚特权的体制，而美国真正建立能有效遏制金融寡头特权的体制。
历史的逻辑往往“置之死地而后生”，而越是严重的绥靖主义往往会引发越惨烈的战争。人类文明正演绎到最关键的时点，要么东西方的精英都能够自我节制，由“小我”到“大我”升级，为人类闯出一条新路，实现文明的升级；要么坚持各自的贪婪，不计代价地转嫁危机，导致相互的最后毁灭。
2011之初，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不仅是哈姆雷特，你、我、他必须回答。（ 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