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使经济虚拟化、实体经济匮乏的危害日趋显现。为应对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西方纷纷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头等大事。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振制造业目标，欧洲多个国家也开始“再工业化”。而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如何保护本土制造业、践行数年前提出的“自主创新”战略日趋提上议程。而以政府采购来助推自主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一、消费恰如“惊险的一跳”

稍具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商品是市场经济社会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商品”界定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也就是说，商品本质上是用来满足社会需求的劳动产品，它只有完成交换环节后，才能实现劳动价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企业才能回笼资金扩大再生产，壮大经营规模。如果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就会面临产品积压、资金短缺乃至企业倒闭等严重后果。故此，马克思将商品的产品销售环节形容为“惊险的一跳”，并认为如果产品卖不出去，摔坏的将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

而现代工业生产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化大生产，它的发展规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部能为其提供多少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市场。以至于早在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提出了“消费决定生产”的观点，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事实上，近现代以来西方经济危机最主要特征就是产品过剩（或者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在当前，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使社会产品的供应能力前所未有地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的不再是“短缺经济”之苦，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现代商品经济的这种特性，决定了销售/消费环节在经济运行中的极端重要性。

从国家富强角度看，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它可以根据需求不断扩大产能，出现边际效应递增，而农业、矿业等第一产业则不具有这样的特点。而工业规模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大小。在消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对消费市场的争夺（份额大小）直接决定企业的成长规模。从这一意义上，对消费市场的争夺直接关系到国家富强。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把充分保护本国市场视为培植、壮大本国制造业的重要市场。英国很早就认识到本土制造业是国家富强的真正来源，并采取保护本国消费市场的办法来壮大本土制造业。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政府和议会多次颁布法令，扶植本国工商业，排斥外国商品的竞争。1699年英国勒令爱尔兰的羊毛只准运往英格兰；1720年英国禁止印度棉布进入不列颠；再后辉格党内阁重新调整关税，鼓励本国工业品出口，限制外国商品进入，甚至在国内实行限制性消费政策。英国的教区牧师在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在这种“支持国货”的思路和政策扶植下，英国工商业最终脱颖而出。到18世纪末期，英国工业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有效率的生产者。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就是“英国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为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而当英国工业足够强大后，便转而主张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推销其工业产品，扩大经济实力。

而美国几乎复制了英国的发展道路。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地穿了一套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以此明确告诉后人，美国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本国产品。他曾提出，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促进购买国内商品，美国人的利益应置于首位，每个公民都应该不失时机地购买美国商品。他提出“给美国的产品以及织物以明确的优先权，无论这些产品出自谁手，只要不是过度的昂贵或极不方面。”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本来是个自由贸易论者，但经历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以及英国禁运和封锁物资教训后，转而强烈支持购买国货。他曾号召所有美国人“在凡能得到同等的国产纺织品的地方决不买外国货，不管价格有何高低。因为经验已经教导我，制造业现在对于我们的独立，就像对于我们的舒适一样必不可少。”而林肯总统说得更加直白：“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买进口产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这种支持民族工业、购买国货的政策，使美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此后，美国也开始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在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大肆推销其工业品。

即使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在鼓动其他国家门户开放的同时，自己仍处处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其他国家产品进入，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尤其是对高附加值产业领域。沃勒斯坦曾指出：“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不开放的市场，他有各种标准、行政限制，但美国却要求全球的其他市场要开放。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日常政治主题。”奥巴马上台后，为拉动本国经济，公开倡导本国公民“购买美国货”。国内部分人对此甚感不解乃至愤懑，其实这种情况在西方历史和现实中再正常不过。

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在同等条件下，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直接取决于消费市场大小和消费能力高低。斯密曾指出：“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而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成长最快、规模最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古代曾有人用“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形容一个国家的总量效应。而当前中国领土面积世界第三，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而且当前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因此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若能充分利用，其足可以为我国实现自主创新战略提供坚实推动力。

可惜的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很多人简单地将这种消费能力视为负担，认识不到它也是一张“王牌”，认识不到它对拉动本国经济，乃至运筹对外关系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上，就是放任自流的集体无意识，乃至不同程度的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在政府层面，就是不少政府部门在进行政府采购时，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国货，崇尚洋品牌的问题。在民众层面，不少有钱人动辄豪车名品，经常跨洋购物，似乎不如此便衬托不出其“成功人士”身份；而一些收入不多的工薪阶层受虚荣心驱使，乃至有宁可几个月节衣缩食也要省下钱来买LV包的怪现象。据说有人买不起LV包，干脆花钱买个LV包装袋冒充。正是这种畸形的崇洋媚外心态作祟，使部分在西方国家不入流的品牌，到了中国便摇身一变成了一流品牌乃至奢侈品。崇洋消费闹出了国际笑话，这足以列入新版的“20年目睹之怪现象”。

而从国家富强角度看，这种畸形消费观的最大负面作用，就是使不少西方企业借中国市场日趋壮大，而相当部分中国本土企业在本国市场份额日趋缩减。据媒体报道，当前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今日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控制了21个产业。外国品牌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飞机和汽车，而且垄断了中国许多日用品，甚至包括肥皂、洗衣粉和擦脸油。而在当前炙手可热的汽车市场，尽管自主品牌汽车质量与国内品牌质量日趋接近，但自主品牌汽车的销量量与国外品牌汽车却相差甚远。由此使这些汽车企业面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危险。与具有技术、品牌和资金优势的西方企业相比，中国本土企业本来就不具有优势，但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在本土作战中节节后退与国人的崇洋消费观念不无关系。

而这种民族工业萎缩的后果非常严重。历史表明，一个没有本土工业、只靠出卖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维持“经济繁荣”的国家，将日趋被固定在产业链下游位置，并注定要面临衰败的命运；一个不支持和购买国货，而一味崇尚洋货的民族，注定只能充当挑水劈柴之类的苦力角色，而最终日趋走向贫穷和苦难。纵观世界，概莫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洋货盛行，社会形成消费风气“凡物极贵重者，皆谓之洋”，乃至“积习既久，驯至服用非洋货不办”，这种崇洋无疑加剧了当时中国“有增长无发展”的依附状态。而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如果没有民族工业发展壮大，国家富强就将失去致富源泉，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也将失去拓展平台。如果我们因崇洋心态而用宝贵的消费能力壮大了别国企业、无形中葬送民族企业的前途，我们在国际上只会被蔑视，而不会得到一丝一毫同情。因此这种“钱多人傻”的事真的不能再干了。在这方面，热心支持国货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倒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三、以政府采购助推自主创新“最后一公里”

近些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中国政府在若干战略和新兴产业投入巨资，目的就是壮大中国的本土制造业。自主创新正成为中国各方共识和奋斗目标。这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举。而好事做好才是真好事。习近平副主席曾说过党的领导工作“关键在于落实”。而消费环节是实现自主创新战略的“最后一公里”。要想发展壮大本土制造业、落实自主创新战略，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品牌力度是一大关键步骤。

首先，政府采购国货优先符合国际惯例。目前，购买国货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政府采购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阿根廷、日本、韩国、泰国、波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购买国货原则已成为多数国家所遵循的国际惯例。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采购市场是完全开放的。据报道，在美国、日本、西欧等国的政府采购中，外国产品所占比重都不高，美国为9%，日本为16%，而西欧只有1%。美国为保护民族产业的发展，早在1933年就制定《购买美国产品法》，该法要求拟采购的项目即“最终产品”，必须是在美国制造的；最终产品采用的“实质上全部的”组件也必须是在美国制造的。《购买美国产品法》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但未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2009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即《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其中就包括政府采购应“购买美国货”条款。

其次，以政府消费习惯带动民间消费习惯改变。正所谓“上有好焉，下必有甚焉”。国家精英阶层一举一动，对普通民众都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古代曾有“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之说。而信息高度透明的现代社会更是上行下效，政府采购的消费倾向无疑直接关系塑造何种消费观念和消费。而政府采购从来都不仅仅是为公务员系统提供服务和保障，而兼有“社会属性”和导向作用。因此其导向作用很重要，如果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愿意使用国内自主品牌，还有多少老百姓会选择呢？

第三，中国政府采购的空间甚大。我国政府采购工作试点始于1995年，1998年扩大试点，2000年起在全国铺开。近年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蛋糕”急速增大。根据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由2005年的292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422亿元，年均增长23.5%，2012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或将超1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蛋糕对企业发展是个巨大商机。但目前在政府采购中，洋品牌所占比例仍相对较大。在这方面，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如2008年初由财政部制定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办法首次明确今后政府采购将优先购买国货，擅自购买进口产品将受到处罚。2009年6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监察部等九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强调政府投资项目属于政府采购，除特殊情形应当采购本国产品。这些举措暗含的思路和导向作用十分可喜可贵。可惜的是，这些举措在贯彻执行方面似乎出现了“进两步退一步”的反复。如2011年6月财政部下文停止执行2008年颁布的三个文件。而没有内部消费拉动，特别是政府采购支持，国内企业在完全竞争状态下很难与外国企业匹敌。而当前金融危机蔓延，部分依靠外贸的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倒闭危险。而政府通过采购出手相助，无疑是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
中华民族要真正实现经济腾飞百年梦想，需要各方同心协力。而政府采购总量庞大，导向性强，以政府采购带动自主创新，不仅有助于民族工业壮大乃至国家富强，还能提升国民凝聚力，塑造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世界范围看，只有热爱和支持本国产品的民族，才有希望真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能赢得其他民族发自心底的尊重。

本文主要内容以“政府采购：国货，还是洋货”为题发于《世界知识》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