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人民币：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IMF和世界银行年会观察（之二）

今日全球经济界，最令人揪心和抓狂的是：面对暗淡的经济前景和悲观的就业数据，决策者似乎早就江郎才尽，黔驴技穷。举世那么多高人雅士，教授专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新的对策。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细听世界众多要人的高谈阔论，遍读世界主要媒体的财经评论，预测推理，分析建议，皆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简直给人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样绝望的感觉！

10月11日年会散场，英国《金融时报》头版标题是：“各国围绕经济政策炒作一团”，坦承2010年IMF和世行年会“口水喧嚣，不欢而散”，焦点却是抱怨与会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没有针对人民币汇率达成一致强硬立场！评论版标题竟然是“是时候对中国强硬了！”文章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破口大骂，说什么“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抱怨和指责完全正确。毋庸置疑，中国的汇率政策就是保护主义。中国刻意且持久将汇率低估，效果就等于是进口关税加出口补贴。”文章公开叫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和欧洲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依照一些英美人物的偏见乃至敌视情绪，好像人民币汇率升值真的成了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者是搞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到如此厚颜无耻的货币战争叫嚣，如此充满帝国主义霸权心态的丑陋文字，真的不由得让人回忆起当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滔天罪恶！难道真要“八国联军围剿人民币”？

还是邓小平老人家多年提醒得好：“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358页）。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谈到国际金融、货币、经济政策乃至一切政策，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骨子里总是对中国有一种偏见甚至敌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也是我们思考货币汇率战略时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那么多富裕发达国家联手来指责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操纵汇率，天底下怎么能有这样的经济学道理？除了发达国家的“自私、偏见、短视、遏制中国”之外，理论上的诸多说辞，纯粹是颠倒是非的无稽之谈。

我说过很多遍，美国联手盟友高调施压人民币，主要是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考虑。其中详细的逻辑基础和相关理论问题，容我以后文章再解释。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这个关键要点，奉劝我的同胞们千万不要天真！2005年人民币被迫单边升值之后，我就明确警告：“尽管人民币已经走上缓慢升值和有管理的浮动之路，美日却不会善罢甘休，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浮动之压力将长期存在。”当时好些人以为我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结果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演变到今天黑云压城、剑拔弩张之势！

不过话说回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出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困境也是实情。

发达经济体今日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既不同于1930年代“大萧条”，也不同于1970年代“大滞胀”，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未来的经济学者和历史人文学者，估计要忙乎许多年才能理出一个头绪。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在多个场合指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三个最基本的“两难困境”。纵观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经济政策，皆面临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三个“两难困境”。

（1）财政政策：持续大规模财政刺激（继续扩大赤字和债务）之需求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无法持续上升之“两难”。（2）货币政策：持续维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避免资产价格泡沫、抑制长期通货膨胀预期、防止虚拟经济暴涨之“两难”。观察多国最近两年之经济局势，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真实经济，实际上已经基本失效。

（3）汇率政策：渴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来刺激出口与打击外汇市场投机、避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期望全球贸易稳定增长之“两难”。譬如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弱势美元来支持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欧洲也希望欧元贬值来刺激出口；日本中央银行干脆大规模入市干预来阻止日元升值！好一幅“以邻为壑、竞相贬值”之乱象！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希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怎么做得到呢？大家将矛头齐指人民币汇率，岂不是缘木求鱼乎？

先说财政政策困境。过去40年来尤其是过去20年来，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之“高杠杆经营”愈演愈烈，债台高筑成为常态。日本高居世界之冠，其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了200%。欧元区多数国家之政府债务与GDP比例超过100%甚至150%，连素来以财政稳健著称的德国，公公债务与GDP之比例亦越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60%“红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超过80%，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比例当然更高，所以美国地方政府最近拼命降低债务规模、“去杠杆化”，结果导致政府大量裁员。

以年度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衡量，发达经济体系形势更不乐观。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今年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都要超过10%，“欧猪国”甚至超过15%，美国亦不例外。

财政政策问题要分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大问题：债务规模、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例究竟多少合适？欧元区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60%和3%两条红线，依据何在？是否合理？一直争论不休。随着欧元区各国纷纷突破“红线”，要求或证明“红线”无理或需要提高之呼声时有所闻。有经济学者说：你看日本债务规模早已超过GDP200%，不是也没有天下大乱吗？所以如今好些经济学者鼓励政府继续大搞财政赤字开支以刺激经济，不用考虑什么“红线”或未来还不起债的问题。譬如以撰写三卷本《凯恩斯传》驰名于世的英国人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近年炙手可热的美国人克鲁格曼，就分别大声呼吁本国政府不用理会什么财政赤字和债务难以持续之论调，继续大规模财政刺激才是上策。

反对继续大搞财政赤字之声音更大，道理更足。三岁小孩都知道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借债早晚要还，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亦如此。还不起钱就要赖债。赖债对国家信用、货币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稳定打击之大，后果之严重，史有明鉴，历历在目。国家与企业和个人当然有所不同，享有一些特权。除了公然宣布赖债不还之外，还可以大搞通货膨胀间接赖债。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赖债不还的“斑斑劣迹”，英美日都不例外。拉美债务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之惨烈，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我曾经私下请教多名欧元区高人雅士，他们认为绝对不能排除希腊和其他“欧猪国”赖债的可能性！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一国一旦陷入赖债危机，信用崩溃，与一个企业和个人一样，许多年都无法恢复元气，不能到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经济金融货币体系持续动荡，经济增长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如期而至，说是“灾难”绝不夸张！有鉴于此，各国对内债和外债都规定有必须遵守的“红线”，实在是明智之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发达经济体系“高杠杆负债经营模式”之危机，自然也包括各国政府“高杠杆、高负债”，伤疤还没好，怎能忘记痛？

经济理论和历史一再证明：财政稳健是货币稳定之必要条件。法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和政治家李斯特讲过一句名言：“民主扼杀了金本位制！”意蕴何其深远！民主制度下，政客总要迎合选民的各种“非分”福利要求，选民又要高工资、高福利、舒适工作，又要少工作甚至不工作。目标当然美好，而且无可非议，可是天上从来没有掉下过馅饼，“鱼和熊掌”如何可以兼得？政客们为了保住权位，只好大搞财政赤字和“寅吃卯粮”大肆借债，暂时满足选民愿望再说，总想把债务负担推给下一代。高赤字、高债务早晚必然导致肆无忌惮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任何良好的货币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早就证明：民主总是意味着财政赤字和高债务。

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的货币乱象，无一例外不是起源于财政放肆。民主、赤字、债务不仅扼杀了金本位制，而且扼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自然也就扼杀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若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此一大难题，才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正因为如此，我才说发达国家赤字财政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说是两难恰如其分。

与欧洲和美国相比，日本为何能够长期维持非常高的政府债务规模？真是一个有趣的经济问题。我以为日本债务、货币、金融运行机制大体如下：（1）日本国民储蓄率一直很高；（2）日本私人消费和投资率一直萎靡不振；（3）日本银行存款利率一直极低（零利率货币政策之必然结果）；（4）日本国民购买国债之收益略微高于银行存款，故庞大日本国债始终有人购买；（5）日本政府发债所获得的资金，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和福利开支渠道重新回到日本国民手里；（6）日本国民再将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福利收入和其他收入购买国债。

如此循环往复，整个日本经济体系陷入一个货币金融的双陷阱（“流动性陷阱”和“信用陷阱”）而难以自拔。债务越来越大，债务增速高于GDP增速，债务规模与GDP之比例自然就越来越高！好多经济学者相信日本经济病入膏肓，得了“不治之症”。的确，如何将经济体系拉出“流动性陷阱和信用陷阱”，至今依然是难解之谜！

财政政策的第二大问题是：财政赤字刺激经济之效果究竟如何？欲知详情，请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