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质疑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作者：余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副主任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穷途末路。不少德国人甚至包括德国财政部长都开始捧读起《资本论》了。但是，伴随着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就职后将拿出的一套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的是，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复活。与马克思相比，坚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凯恩斯自然要更受新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欢迎。然而，凯恩斯在历史上的成功完全是机遇巧合的结果，是贪天之功，他本人在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理论并不成立，其中的乘数模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凯恩斯的乘数模型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的主要理论支柱。但是，实际上，凯恩斯乘数模型只不过是一个因果倒置的结果。

　　一、凯恩斯的乘数模型

　　为了解释储蓄仅占有收入的微小部分的贫穷社会不比储蓄占有收入较大比例的富裕社会（从而乘数的数值较小）更容易具有猛烈的就业量波动，凯恩斯列举了下列的数字例子：

　　“假设一社会的消费倾向的具体内容为：只要该社会的实际收入不超过在现有的资本设备的条件下雇用500万人所得到的产量，它消费掉其收入的全部；对于进一步增雇的10万人的产量，它消费掉其中的99%；对于再进一步增雇的10万人的产量，消费掉其中的98%；对于第三次增雇的10万人，则为97%；以此类推。

　　由此可见，当520万人被雇用时，乘数的数值很大，即为50，但投资仅占同期的国民收入的极小部分，即为0.06%。结果，如果投资下降的比例很大，譬如说约为2/3，那末，就业量仅仅下降到510万人，即下降约为2%。

　　……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在就业量已经降低到520万人时，额外的10万人被雇用于公共工程，那末，总就业量会上升到640万人。（凯恩斯, 2006；原版, 1936）”

　　凯恩斯关于就业量波动的这个论述成为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但是，问题在于，当该社会的实际收入不超过在现有的资本设备的条件下雇用500万人所得到的产量时，它消费掉其收入的全部，那么它拿什么来增雇10万人呢？投资又从何而来呢？

　　实际上，凯恩斯在这里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投资与收入的关系。其中一种关系是投资即增雇人员通过生产所导致的产量/收入；而另一种关系则是当期收入的一部分没有被消费掉而用于下一期的投资。而收入=投资+消费，这一关系式，恰恰是指的后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今天的）收入=（用于未来的）投资+（用于今天的）消费。

　　在这种关系中，是收入决定投资，而不是投资决定收入。因此，在这里，无论投资如何变动，都不可能影响已经既定的收入，而只能影响消费，使之等量地反向变动。也就是说，要从消费中节省出同量的资源用于投资，从而投资的变动只能意味着凯恩斯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而不可能意味着收入的变动。

　　投资决定收入的第一种关系，用函数形式来表达就是：（未来的）收入=f[(今天的)投资]。

　　这种关系在微观经济学中是以生产函数来表达的。在这里，我们是不可能有（未来的）收入=（今天的）投资+（不能确定是某个时期的）消费这样的关系的。

　　正是由于混淆了上述两种投资与收入的关系，才“成就”了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并使他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在这里，他在计算当520万人被雇用，投资仅占同期的国民收入的0.06%时，他所依据的投资量是从500万人到510万人时没有消费掉的10万人产量的1%和从510万人到520万人时没有消费掉的10万人产量的2%，总计3千人的产量。但是，这个产量是增雇20万人的增量投资的结果，是这20万人产量的一部分，是用于进一步增雇的投资，而不是已增雇的20万人的增量投资本身，更没有包含原来500万人所使用的投资量。

　　增雇这20万人的增量投资的本身，在这个例子中，只能是外来的，而由于忽略了外来投资，凯恩斯在这里所计算的（增量）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是不成立的。

　　最后，凯恩斯关于公共工程的分析，更加让我们认清他眼中的投资是什么。他之所以会得出“如果在就业量已经降低到520万人时，额外的10万人被雇用于公共工程，那末，总就业量会上升到640万人”的结论，是因为，从520万人时增雇至640万人，没有消费掉的收入产量近似为10万人的产量。如果这些没有消费掉的产量视为投资量的话，那么这些投资量是被公共工程所耗费掉的，并没有用于增雇从520万人至640万人的那120万人。因此，这些产量根本就不能算做投资。在西方经济学的GDP分解式中，它属于被政府消费掉的那一部分。这就表明，在凯恩斯那里，增雇120万人不需要任何的实实在在的投资。

　　二、萨缪尔森等人的举例说明

　　为了说明乘数为什么会大于1，萨缪尔森等人举例如下：

　　“假设我利用闲置资源建造了一幢价值1000美元的木屋。我的木匠和木材生产者会因此增加1000美元的收入。如果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均为2/3，则他们会支出666.67美元购买新的消费品。因而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又会增加666.67美元。如果他们的MPC也是2/3，则他们又会支出444.44美元。这个过程会一直继续下去，每一轮新支出都是上一轮收入的2/3。

　　这样，我最初的1000美元的投资就导致了一系列次一轮的再消费支出。尽管这一系列的再支出永无止境，但其数值却是一次比一次减少。最终的总和是一个有限的量……$3000。这就说明，如果MPC等于2/3，则乘数为3；它包括最初的投资（倍数）1和所引发的一系列次轮消费（倍数）2。（萨缪尔森，2004）”

　　但是，首先，上述计算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是，闲置资源不费分文，且“我”不要利润。否则，木匠和木材生产者得不到1000美元。这个例子其实更适合“我”从木匠那里购买一幢价值1000美元的木屋的情形。这样，它也就适用“我”从葡萄酒商那里购买1000美元高档葡萄酒用于消费的情形，也就是说，消费也有乘数。进而，GDP分解的每一项都有自己的乘数。

　　在这里，萨缪尔森等人有意忽视了木匠和木材生产者没有消费掉的333.33美元的去向。如果这333.33美元拿去购买了投资品，那么，投资品的生产者会增加333.33美元，从而次一轮的再支出（再消费支出加再投资支出）数值没有减少。乘数达到无穷大。

　　实际上，这一轮轮的再支出和再生产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再生产的表现。再支出的永无止境，意味着其在时间上的永无止境。如果某一年的投资增加1000亿美元，要在未来成百上千年里逐渐导致产出增加3000亿美元。其乘数为3还有意义吗？

　　这意味着，凯恩斯乘数模型只不过颠倒了因果，远没有西方经济学所夸许的意义。凯恩斯认为，“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接近于1时，那末，投资的微小波动固然会导致就业量的巨大波动，但在这里，一个相对微小的投资却能导致充分就业。”难道同量的投资在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从而凯恩斯乘数也较低）的东亚国家所导致的产出会远远低于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贫穷国家所导致的产出吗？而引进的少量的外来投资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贫穷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吗？

　　三、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质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恰在这时，凯恩斯推出了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生产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才受到质疑，并逐渐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此次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尽管国内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宣称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监管和干预不当，应当放弃的是政府监管而不是自由市场。但是，那些破产倒闭的金融公司所暴露出来的高层管理者的种种恶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政府监管，问题只会更严重。

　　但是，政府监管只能够限制欺诈性的金融危机，而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痼疾，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是因为，为了追逐利润，资本家“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就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就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就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只要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没有消灭利润即消灭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就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堕落到“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的衰败地步了。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大量的现存资本，加上包括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兴起以及这些国家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采购才是使得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一段平稳发展时期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理论既然不能成立，其政策又怎么可能是有效的呢？

　　（摘自《经济经纬》2009年第4期，原文标题为《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