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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故事:我所认识的李尔重同志

作者:武汉故事 来源:花样大武汉

1

李尔重的大名,如雷贯耳,我在武昌读中学时就听说了。可真正相识,却是在四十多年后的事。19961231日,为了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编撰出版《王任重文集》的批示,我赴京拜访王任重夫人,湖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萧慧纳同志,听取她对编撰《王任重文集》的意见。

听了萧慧纳同志的意见准备离开时,萧慧纳同志又特别嘱咐我们回武昌后,一定要去见李尔重,听听他的高见,他和任重是几十年的战友和同事,相知甚深。

回武昌后,经过预约,我和刘红心于199717日下午前往李家。其实李家离我单位咫尺之遥,十多分钟即可到达。

开门的是李老的女儿李晓丹,而李老在客厅,见我们进来,就从活动的木躺椅上站起来,我们赶紧上去握手问候。李老头戴绒线帽,身穿棉衣,十分消闲,一副文人相。

晓丹送上两杯清茶,我们向李老汇报了北京之行,中央有关部门都支持编撰出版《王任重文集》以及湖北省委的积极态度,还汇报了我们筹备工作的情况。李老默默地听后,对我们第一次向他作的汇报表示满意。

他说:时间这么短,跑了这么多地方,做了这么多工作,不容易。他又问:省委谁负责?我说:目前是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邓国政和省委副秘书长高凤梧。

李老的意见是要尽快成立省委《王任重文集》编委会,尽快开展工作

这就是我们和李老的第一次会面。我的印象是一个朴实和蔼可亲的老人。从这天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十年的交往。

《王任重文集》编委会,经过一年的一波三折,终于在19971226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199794号文下达后成立了。时任省委副书记杨永良任编委会主任、李尔重任编委会副主任,负责编委会日常工作。成员都是王任重原来的秘书、熟悉王任重的同志和其亲属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在这十年中,我们虽不能说与李老朝夕相处,但几乎是天天有电话联系,节假日也不例外。李老即使有几次赴广州、昆明,也每天有电话互通情况。在这十年中,我对李老的了解加深了。

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党的高级干部,严于律己,即使在生活的小事上,李老能做到的,我们不一定能做到。记得我第一次随他去北京,在同一个软卧包厢。李老在晚上九点就睡了,他侧身而卧,把被子盖得严严的,我睡在他对面,他一晚上都保持这个睡姿,纹丝不动。早晨起床,被子保持原状,好像没有人睡过那样。我不得不赞叹这位86岁高龄的耄耋老人。

2

在石家庄,河北省委为李老饯行毕,李老问秘书老张:离开车还有多长时间?老张说:“40分钟。李老说:我睡20分钟。说毕进他的房间脱衣而睡,我听后颇吃惊,怎么还能睡觉呢?还睡得着!我们几个人坐在走廊的沙发上等,不一会就听到从房内传出熟睡微微的呼吸声。等李老出房间,我看了下表,恰恰20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们立即上车去车站乘车回武昌。这些事虽是小事,一般人却是不易做到,像李老那样遇事从容不迫,不慌不忙,淡定处之。听说在文革中,李老遭陷害,发配至粤北深山荒岭坐牢,他不像有些受冤的同志发火、拍桌、骂人,态度很安详。

据看守的一位警卫战士的回忆文章说:李尔重坐牢,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了两遍,还说每读一次都有收获,对认识问题有提高。这位警卫战士说:他好像不是来坐牢的,是来进高等学府深造的。我相信,这位警卫战士的话不会有半点夸张,这就是李老的真实写照。

李老没有半点官架子,随和、平易近人。谁的话对,他就按谁的意见办。有些干部往往唯我独尊,说一不二。但李老,不。他没有沾染上这些庸俗的官气。199985日,为听取中央文献研究室对《王任重文集》四稿本的意见,李老带领伍愉凝、万茂林和我赴京,会合了北京的范康、胡月华、王正谦、曹志勤,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意见修改文稿,进行了三天四夜的紧张工作,完成了修改文稿的任务。

在最后一次汇报会快结束时,我说:回去后,要写个报告,向省政府要点钱,将余下的26万元补上。我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都表示同意。这时李老说:钱多了,花不完的,统统退回。

我知道李老为什么这样说,但我还是说:算了,多了,按有关规定办个手续,留给省委党史研究室。

我的意见得到范康、伍愉凝等人的支持,连王正谦、曹志勤也表态同意,李老便不再坚持。

回武昌后,我将写好的追加资金报告送李老阅。李老将报告改成以他的名义给省委的报告,这一改,更加重了报告的分量,使26万元资金基本上按时到账。

再说那次会上,李老又说,年底在北京召开《王任重文集》发行座谈会,要写三篇讲话稿,一篇是全国政协领导的,一篇是省委领导的,还有一篇是他的发言稿。说到这里,李老看了我一眼,就说:由章重同志承担。

也许李老记得,19984月在武昌召开的第一次《王任重文集》领导小组和编委会联席会议上,省委副书记杨永良的书面发言、李老的讲话、王性初的讲话三篇讲话稿是由我起草的。

但现在不同了,不应照套。我听完李老讲话后就发言说:我现在坐不下来,静不下心来,我建议全国政协领导讲话稿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范康同志承担,省委领导的讲话由省政府秘书长伍愉凝同志起草,李老你的讲话,你自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的话未完,大家一片笑声,更奇的是曹志勤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同意章重的意见,老范、老伍都可以,李老你自己讲话自己起草多好……曹志勤的样子又引来大家笑声,李老也笑了,范康、伍愉凝也没提反对意见,这三篇讲话稿就这样定了。会议在笑声中结束。常爱和我开玩笑的伍愉凝对我说:你好厉害,李老两件事都被你否定了。

我说:这是大家的支持,李老的开明,换了别个,可能就不行。后来在1999128日的北京座谈会上,李老在发言中高度概括了王任重一生的五大优点:

(一)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甘愿奉献、从善如流,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不怕批评,把实事求是作为党性修养的圭臬;

(二)为党为人民工作,不追求名利地位;

(三)一身正气、不谄媚、不慢下,不媚俗以逐利,不拉帮以造势;(四)艰苦奋斗,朴实无华,与人民共甘苦,一生过着清淡的生活;(五)提倡学习、工作、写作的作风。

试问,对王任重没有深刻了解,能如此正确地概括出王任重这五个方面的优点吗?只有和王任重相知相交几十年的战友,才能有如此精辟的概括。李老的发言,大家都说讲得好。

3

李老的战友、同事,皆为党和国家的栋梁。其中有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文坛名流。李老每次赴京,总有些政界、文坛的人物相访,李老也会抽空去看望他们。

有一次李老来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几乎每天下午3时来访。他独身一人步行来,身穿深色夹克衫和一双北京布鞋,不认识他的人,会把他当作北京的一个普通老人。他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一杯清茶聊半天,下午五点半后宋平又一人悄悄返回。

有一天下午,我正和李老聊天,突然进来一位须发全白、眉毛又长又白的老人,李老给我介绍:作家魏巍。我赶紧走向前握住他的手,我告诉他,我上初中时读过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他听后特别高兴,连说:谢谢!谢谢!这时李晓丹用相机拍下了这个动情的场面。我要留魏巍吃晚饭,李老没说什么。吃的什么呢?高粱馍、玉米粥,还有几样蔬菜。我要加几个菜,被客人制止了。我看着两位老人,边吃边聊,非常开心。李老这代人,在生活上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但他们已习以为常,保持了一辈子。

李老的朴素作风也影响了我们,《王任重文集》编委会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2号两年,没有大吃大喝一次,吃的都是家常饭菜。《王任重文集》出版后,理应庆贺一下,聚个餐,可李老也未同意。唯一的奢侈是,有时要求增加几个红薯。

2001年是李老八十八岁寿辰,中国人俗称米寿。李老请了他的秘书老张、刘红心和我三人,加上他家三人共六人。事先晓丹在电话里一再强调不准送礼,否则李老会不高兴的。我和老张老老实实,两手空空地赴宴,可刘红心买了个蛋糕,一进门就挨李老批评,引得我们大笑,但李老批评了些什么,我是一句话也未听清。寿宴六菜一汤,大家喝了一小杯红酒,祝老寿星健康长寿,这天李老很开心。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正省级干部的寿宴,可能还比不上普通老百姓的。

我和李老相处的十年中,李老对生活方面无所求,对穿、吃都不讲究,但他对工作却抓得很紧,从不马虎。1999年春节后,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群率五位党史专家来汉,就《王任重文集》四稿本交换意见。李老和编委会同志从头到尾听了一天。

第二天又在湖北饭店召集编委会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意见,对《王任重文集》文稿进行第五次修改。会议开了一天半,会后向省委写了报告,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意见和贯彻修改情况作了汇报。尔后,李老才回汉口同济医院。

对此,我并未在意,还是每天由晓丹与我联系,互通情况,一切正常。有一天,吕乃强突然要车去同济医院看望开了刀的李老,我大吃一惊,忙问:开什么刀?乃强说:直肠癌开刀。我说:好……好……我马上要车,下午就去。我又问:还有谁去,需要带些什么?我想看病人,特别像李老这样高龄,应买些营养品,可乃强说: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就我们两人去。下午,我陪乃强去医院,一进病房就见李老拥被而坐,正在修改文稿,桌上、床上、沙发上都是《王任重文集》的文稿。

乃强说:尔重,你应该休息,静养……

这时晓丹进来,端来两杯茶,我把她带到外面问:这样大的事,天天来电话都不说一下……

晓丹说:李老不让说。本来春节过后就要开刀,但北京来人了,就耽搁了一个星期。这时,我才知李老一直抱病工作,他抱病听取了北京同志的意见,又抱病主持了一天半的修改文稿会议。工作安排好后,才进医院。

晓丹又说:医生、护士都要求李老休息,但做不到,他心里时刻想着《王任重文集》的事。

我问:开刀成功吗?

晓丹说:开刀很成功。中央办公厅要省委在他住院开刀期间,安排人值班,随时报告。湖北省委也很重视,主要领导人都来探望过……我这时觉得我有一种强烈的失责感,内心感到十分内疚。每天与晓丹通话,尽问工作上的事,从未问过李老的身体状况,太大意了。我看着病房内坐在床上的李老与乃强谈话的情景,心想患了直肠癌开刀,换上任何人都会卧床休息,而李老硬是撑着,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我忽然问晓丹:那乃强怎么知道的?

晓丹说:他可能听省委办公厅的人说的。

我对晓丹说:以后凡是李老的事,都要通气,现在工作已到了冲刺阶段,离不开李老,为了《王任重文集》的如期出版,一定要确保李老的身体健康……

晓丹说:没有办法,医生说话他都不听……

这时乃强喊我:尔重有事问你。

我赶快走进病房,李老问:北京三宝(指王任重的儿子-笔者按)、范康工作得如何?武昌的同志也应抓紧时间。

我答:北京几乎每天有电话联系,你放心吧,无论北京还是武昌的编委会成员,都在埋头苦干。伍愉凝、张涛来电话,已修改完了。

李老说:你回去后,再给北京三宝打电话,要他们抓紧时间……我说:你放心,我回去就给北京打电话。

一周后,即311日,李老从同济医院回水果湖,晓丹给了我一卷修改稿和一封信。信是李老写给吕乃强、王性初和我的。

全文如下:

文献研究室同志走后,我本着他们提示的精神,把张涛同志专辑部分和另外几篇文章看、改了一下。实践证明,文献研究室的要求是十分正确的,是把任重的文集做成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文集,所以,必须做到的。我们已做过的工作,与文献室的要求不是有距离,而是相差太远。我们需要严肃斟酌。第一,取舍问题或前后重复的,均应考虑再舍弃一部分;第二,文内取舍,文章的段落重复、有的句子重复,有的话应考虑删减;第三,文字的删改,有的文辞使用不当,有的文字太不严肃,有的造句太不规则,应考虑整改;第四,规范文字与标点;第五,全文整改之后再考虑注解上的取舍与修订。

我已经改了的,不一定完好。大家可以传看、参考。广州起义一篇(指王任重写的纪念广州起义的文章-笔者按)我总感觉思路不明,因为任重同志当时对广州起义的历史评价也是不明确的,党史上也只是给了一般意义上的评价。此文之取舍可以考虑。总之看了几篇(文)以后,加倍地感到我们肩上责任重大。我们多吃些苦,文稿搞得精些,文献研究室不大动斧钺,将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否则,会使我们惭愧,对不起党和任重同志。

天气乍凉乍暖,注意保重,又要有计划地使用时间与体力,以求较好的成果。

敬礼

尔重1999310

我读着信,深深地为李老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亡友王任重的深情、对编委同志的关怀而感动。我立即将信复印,送杨永良、高凤梧、吕乃强、王性初和编委会成员,并电告北京同志。

312日晚上940分,李老从医院来电话,说了几点意见:

一,你给三宝打电话,通知范康,抓紧按中央文献研究室意见认真修改;

二,家里这些人(指湖北的编委会成员)也要抓紧时间修改文章,一天改几千字也行,准备420日左右集中,一起再搞,再逐篇审查,到5月份争取交出《王任重文集》全部文稿;

三,文字宁肯精,不可多。我改的十多篇文章,大部分不是任重自己写的文章,当时任重在工作岗位上,别人将其作为文件下发,这是可以的。但现在作为任重的文选出版,好多话、好多例子可以不要,弄掉。广州那一篇,我们不能把农村暴动、抓枪杆子、抓农村根据地都归结为是从广州暴动那里来的,那是不对的。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还没有创建农村根据地,这种思想还未形成。

文章中讲的七八条,与此没有关系,思路不太明确,任重那时总结的思想还不明确。毛泽东的文章也还没有发表。还是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观点来改,特别是文章中有重复的地方、不必要的例子,都要删去,真正形成有思想的文章。总之抓紧时间一天修改几千字。

我连夜整理李老的电话内容,13日由省印刷厂印刷后马上发给杨永良、高凤梧和全体编委会成员,包括北京的四个编委会成员。

420日晚上740分,李老来电话,内容如下:

一,我认真看了《王任重文集》下卷,问题不大,请你转告编委同志,抓紧时间改稿;

二,开会时间过了五一节就开,时间要比上次长,上次11天,这次15天;

三,开会地点还是老地方-东湖梅岭;

四,和北京小曹联系(指曹志勤同志-笔者按)请他转告范康同志,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五,开会通知,请赶快发,还有十多天,时间上要抓紧。

这就是李老的工作方法,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不过像李老这样抓工作,少见,尤其是一个刚开了刀的耄耋老人。

56日上午,武昌、上海、北京的编委会成员集中在东湖宾馆梅岭2号。李老坐镇,对《王任重文集》三稿本又逐篇逐段逐句地进行讨论进行再修改,再订正,包括每篇文章的标题、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方法是上午集中讨论,由负责有关文稿的编委先介绍情况,尔后大家发表意见;下午分头阅读文稿,准备第二天的讨论。

这次修改文稿,首先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相似的文稿归类集中、梳辫子。王任重文稿可分四大部分:第一,关于理论学习方面的文章有5篇;第二,关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文章有20篇;第三,关于农业方面的文章有72篇;第四,关于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章有9篇。

其次,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进行讨论,逐篇地进行研究,将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进行比较,择优留用。但暂不改动,保留原型,作为历史见证。最典型的是,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有争论的,但实践又证明是正确的一篇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字不动、原汁原味地保留。

再次,又对四个部分保留的文章逐篇审核,认真讨论,取得共识。对入选文集的反映政治运动的文章,如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指三年困难时期-编者按)的文章。

4

在修改时把握分寸,对原稿只删不增,对可有可无的段落、文字坚决删去,可进行必要的文字润色,使文字准确、语言规范,保留作者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真实思想。对两篇内容相似的文章,要进行比较。

如《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会》和《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比较认为后文比前文好,便删去前文。作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时,针对文艺、新闻、出版的理论学习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这在当时是必需的,也很重要,但入选文集,就有很多方面有重复,也只能忍痛割爱,择优留用,使文集精粹些。作者任湖北省委书记时,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有不少报告的题目有千篇一律之感,如1960112日《在中共湖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621日《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这些会上的讲话很重要并都作为文件下发执行。

问题是如果照单全收,这类雷同的标题罗列在文集内就会显得重复、大而全。更重要的是掩盖了每个报告的特色和重点。编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将上述三文的标题改为《反对共产风》《认真做好甄别平反》《几年来为什么不敢说话》。这一改,标题醒目,重点突出,可吸引读者。而对省委集体笔名龚同文所写的文章,一般不予收入,如有证明为王任重的文章,也是以优取胜,而不是统统照收。

196261日至7日,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龙胜县进行调查,写出了《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调查座谈会纪录》的报告,呈送毛泽东。

这个报告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毛泽东当时思考的问题,正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对此,毛泽东评价很高,批示: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以中共中央文件方式发全国省、地级。

调查报告经陶、王二位修订,但起草者是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当时任中南局常委的李老对此一清二楚,鉴于这种情况,也未将它收进《王任重文集》内。对王任重在改革开放中写的几篇文章,尽管完全符合政策,作者也有独到的见解,但编委会经再三慎重研究,考虑到作者的特殊身份和所发生的影响,也删去了《经济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解决经济过热问题》等文。

在编委会14天的讨论中,文字之增删、标题之修正、注释之考察,都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已见、畅所欲言的。为了求真求实,要求言必有据,力戒空谈,不说套话。提倡不同意见之争论、交锋,即使争得面红耳赤、言辞犀利,也是允许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李老坐在一旁,一言不发,静听各种不同意见,谁说得有理,按谁的意见办,即使有违自己的看法,李老亦从善如流。真乃大学者的胸襟、大领导的风度。但当李老拍板后,大家都十分尊重李老的决定,都按李老的意见办。经过争论形成共识,《王任重文集》也从三稿本的73.1万字成为四稿本的58万字。

623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省委《王任重文集》领导小组组长、省委《王任重文集》编委会主任杨永良,在听取了《王任重文集》编委会的汇报后,非常满意,评价很高。

省委表态后,李老要万茂林和我携稿速去北京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并作汇报。后来《王任重文集》又作了五次、六次修改,但都不是原则问题,均是文字技术层面上的事,故改动不大。但李老仍每次和大家一起修改。

六易其稿,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满意为止。在党中央、湖北省委领导下,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在有关兄弟省市帮助下,一部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光芒的65万字的上、下卷《王任重文集》终于问世了,这是全国党史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湖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为研究撰写中共党史、中共湖北党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认为,湖北省委《王任重文集》编委会,是高水平的编委会,所编辑的《王任重文集》也是高水平的。这是对于通宵达旦、勤奋工作730个日日夜夜的编委同志的褒奖,也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1999128日、2000427日分别在北京、武昌举行了《王任重文集》发行座谈会。至此,为《王任重文集》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时,李老曾邀我以后为他做些文字工作。我很高兴,能当李老的助手,那是我的幸运。但我只能直话直说,我说:李老,在这前几个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的纪实文学,我已同意了;吕乃强秘书长要我和他一起研究湖北解放后的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总结经验,找出教训,形成文字……不想李老听罢,哈哈大笑,说:写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在东湖客舍的事,很重要也很有必要;研究总结湖北的经济状况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当我于2003年把在北京出版的《梅岭-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和《东湖情深-毛泽东和王任重13年的交往》两本书送到李老手上时,李老从座位上站起来,喜笑颜开地边翻书边说:好!好!好!

5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反腐斗争,把吕乃强和我打算研究湖北经济的事搅了,后来又因乃强身体欠佳而被迫放弃,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从私而言,使我失去了向湖北省委第一支笔杆子学习的良机;从公而言,湖北少了一本总结经济、探讨教训的经济史,这对湖北也是一个遗憾。

李老是我党的资深党员,是革命的前辈。他1932年入党,曾在北平大学、北京大学读书,后又远涉重洋,在日本仙台帝国大学求学,因七七事变,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少年得志,抗战时曾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冀南五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是与王任重、任仲夷齐名的冀南三才子之一。参加过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曾任牡丹江省委常委、民运部长、铁道兵团党组成员、宣传部长,先后参加东北剿匪、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后任武汉市委第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农委主任。文革中遭陷害,出狱后任中共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区党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任陕西省委常务书记和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李老是一个大文人,毛泽东称他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他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等身,他的写作面广,他写小说、诗、散文、戏剧,长篇名著《新战争与和平》获全国图书二等奖(这一届评奖缺一等奖),还任过长江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在新闻领域亦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学术方面,有《易经拓荒杂录》《甲骨文的文学》《书经的文学》《易经的文学》《孔子与易》《老子研究新编》等论文。这些都显示了李老渊博的知识和深沉的古典文学造诣。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李老老骥伏枥,不仅成功地主持编撰了好评如潮的《王任重文集》,更可喜的是还苦心孤诣地出版了用心血铸就的20卷千万字的皇皇巨著-《李尔重文集》。这是李老留给人民、留给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李老的一生可谓功成名就,十分精彩。

他领导的《王任重文集》编委会的一场有声有色、如火如茶的反腐斗争,本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可由于对反腐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估计不足,被不了了之。作为政治家的李老,是多么不甘心哟!但自己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只得嘱托人们,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将其写下来,流传下去,让后人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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