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为一名毛泽东主义者的
萨米尔·阿明
据埃及Ahram Online网站8月12日消息，世界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e Amin)12日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86岁。
阿明1931年出生于开罗，父母分别为埃及人与法国人，他与家人在塞得港度过青年时期。1947年阿明赴巴黎留学，1952年在巴黎政治学院取得政治学学士。1957年，他以论文《欠发达的起源——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积累》获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国家数据与经济研究中心取得数学统计学文凭。毕业后，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在国内施行“大计划”政策，阿明受邀回国工作。
1957年到1960年，他在开罗的埃及经济管理研究院任职，直到纳赛尔政权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使他不得不离开。
1960年至1963年，阿明担任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随后，一度任教法国普瓦捷大学、巴黎大学，1966年在法国获得终身教职后，阿明选择到塞内加尔的巴黎-文森斯和达喀尔大学教书，并在那待了四十多年。
1970年起，阿明出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自1980年起，阿明一直担任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理事长，1997年起又任世界另立实践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
阿明对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受到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的影响，以“中心”与“外围”的层次概念对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关系进行分析，力图全面论述不发达经济的实质。
阿明的著作涵盖主题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伊斯兰政治等，曾著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年)、《不平等的发展》(1973年)、《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年)、《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年)、《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7年)、《今日阿拉伯经济》(1980年)等。
1988年出版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是阿明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通过拒绝主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这种史观狭隘而错误地假定了一种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世界，到基督教的封建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系统的进步——阿明呈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对世界史的再诠释，这种诠释，强调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起到的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2000年之后，阿明又连续出版《自由主义病毒》(2004)，《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2013)，《世界范围的价值规律》(2010)和《终结资本主义的危机还是终结资本主义》(2010)等。
2011年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动荡中，他写了多篇文章分析形势，《阿拉伯地区政治动荡的根源和未来》一文指出：“被我称为第三世界人民第二次觉醒浪潮的“阿拉伯之春”(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反攻下失败)具有多种运动形式：或是矛头直指独裁统治的民愤爆发，或是新兴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质疑。“阿拉伯之春”与“资本主义之秋”(全球化、金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在衰落)恰好重合。和上世纪一样，这些运动的出发点是使位于制度边缘的国家和人民重新获得独立。所以，它们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仅仅潜在反对资本主义。”
2012年，阿明在接受Ahram Online采访时表示，“新自由主义正处于崩溃状态。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正在崩溃;但目前的状态是崩溃，而且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得不适应，以及新制度是偏向于统治阶级还是群众，仍等待揭晓中。”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5月5日，阿明再次出席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会上他对坐在身边的林毅夫说：“我很热爱中国。中国朋友们，不要幼稚，就算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也不会放过中国的!”
以下是萨米尔·阿明2015年在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采访时，讲述自己成为毛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本文是根据采访内容整理而成，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是如何成为一名毛主义者的？
从1948年起，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当时我17岁，现在我85岁了，但是我认为我不会改变。我在大学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我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的观点经常被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是马克思学的学者所误解。这些人研究马克思，但是从不将之与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相联系。我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斗争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改造世界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因素。这是第一部分。
其次，我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京。那时候我还年轻——不仅是因为那时的我充满热情，还因为我有些天真——我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的革命不只是中国的，而是会席卷整个亚洲，而且在20年内，东南亚、非洲等地都会取得革命的胜利。那时的我年轻天真，但这也是我充满热情的原因。后来我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成为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认为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典范。
1952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被译为西方的语言，我当时读到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成为毛主义者。我觉得毛泽东的书比其他人的书更好地回答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毛泽东的观点有何不同呢?我不是说它比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更好，而是说马克思和列宁属于过去的时代，而毛泽东的书则是针对当时情况。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学院派理论，而是斗争中的人民的理论。因此对于现时代的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斗争中的人们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要比以抽象的方式、泛泛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更重要。当然，总体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是十分有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只是第一步。然后就要将这种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有效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是要将人民现实面临的挑战考虑进来。
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现实挑战
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回答法国人在法国、刚果人在刚果、中国人在中国所遇到的实际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法国化、刚果化、中国化。但是，并不是所有使用这个概念的人都是指同一个含义。有些人使用这一概念也许是为了替右的道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辩护，而另一些人则是做出左翼的回应，例如毛泽东。
资本主义历来就是帝国主义，在这一观点上，我跟列宁稍有不同。我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与垄断联系的新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征服世界，并将其划分为主导的中心与被主导的边缘。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块边缘地带就是南北美洲，后者作为殖民地从属于前者。西欧资本主义为了加速自己积累扩张的进程，摧毁了美洲印第安人本土的社会和文化。所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制造了中心与边缘。当然，这就导致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为了适应中心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就这一点而言，列宁确实是对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我认为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的，这对你们而言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在1840年由于鸦片战争被迫对世界打开国门，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签署不平等条约，这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前就开始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种理解的结果将是，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不是从帝国主义中心——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开始的，而是从俄国、中国、越南这样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开始的。这就是不平等发展的历史，这对资本主义有利，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的。因此，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是从边缘爆发的革命，那时主要是中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对这些加以考虑。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认为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不可能在欧洲之外的任何地方发生，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作为中心的欧洲开始。
但是这种革命——即列宁所说的最薄弱的环节上的革命——俄国革命，是在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发生的，而不是在中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的。因此，俄国革命就面临两方面的新问题。
一是如何发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到革命中来，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这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不同。因为，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农民只占人口的3%—5%。但是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则是农民占大多数，那么怎样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动员农民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呢?在这方面，毛泽东比列宁认识得更深刻。因为毛泽东是后来者，借鉴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并加以推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1949年中国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取得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是人民民主的——工人和农民的胜利，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动员起了贫农，中立了中农——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认识得很透彻，并且找到了很好的解决之道，即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不是将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平均分给农民，而是将土地作为国家的财产，但是农民有土地使用权。这一点很重要，虽不可能完全公平，但最大可能地保证公平。但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是西方的学者。而在西方，农民并不占人口的多数。
二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憎恶。通常认为冷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认为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冷战始于1917年，之后以热战(武力战争)和冷战的形式交替继续。1917年—1920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联合武装干涉，然后是一段冷战，其后又是热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又是冷战。1949年后中国很长一段时间被孤立，不是中国人和毛泽东自己的选择，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打压。他们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而是支持退居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此，我们要知道西方国家为什么对这些革命充满仇恨。当然，部分原因是这些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但这不是全部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国家决心要独立，不依附于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接受的。他们不会容忍任何独立的国家，即使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了。这就是为何自1991年以来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俄罗斯——它也无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想要在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保持独立。
“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中心—边缘结构与摆脱依附的关键
我要强调的是我一直关注的是整个全球体系，包括中心与边缘，但是更关注边缘国家发生了什么。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我自己就是一个边缘国家的公民;二是我们是大多数，占据了全球人口的85%，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以及拉美都是;三是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也有令人困窘的贫穷，虽然并不像我们这些国家这么多。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只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经济、政治、文化、组织等各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只孤立地强调其中一方面。
我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分为四个部门：奢侈品消费部门、群众消费部门、出口部门以及设备生产部门。对于一般边缘国家而言，奢侈品生产部门和出口生产部门是主导性的经济部门。其中奢侈品生产部门为国内富人服务，出口生产部门为国外服务。由于不重视群众消费部门和设备生产部门，这样的经济结构既不能满足国内多数劳动者的需求，又不能实现工业化来摆脱边缘的依附地位。这一分析框架潜在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阶级分析来考察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因为在不同的阶级结构下，边缘国家可能关注经济的不同部门。如果是工人阶级主导的阶级结构，他们会注重四部门之间的联系，强调群众消费部门和设备生产部门;但如果是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他们就会重视奢侈品和出口部门。中国需要的是以普通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内市场能够优先发展，并以群众消费部门的繁荣为基础来促进设备生产部门的发展。
关键是看哪些消费品生产更受重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消费品，还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消费品?以交通问题为例。如果以汽车生产为重点，就意味着注重的是中产阶级的消费，因为普通中国人买不起贵的汽车，但是中产阶级可以。但如果以公共交通工具为优先——比如令公共汽车的数量是现在的十倍，那就是满足大众消费。
我的理论框架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本的，就是阶级结构;第二个层面是国家层面;第三个层面，也是最引人注意、影响最大的国际或称全球层面。大家一般更多地关注的是第三个层面，即中心—边缘的划分。但是对于前两者，尤其是阶级层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国内阶级结构的改变，就不会有国际上中心—外围的改变。因为事物的变化都是从内部、底部开始的，不可能凭空从天而降。正是底层的阶级斗争改变了权力结构关系，进而改变那些因变的关系层面，这为改变全球体系创造了条件。但是，你知道我不相信联合国的那些国际会议能够自上而下地找到解决国际问题的途径。但是1955年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体系不同——亚洲和非洲国家为了独立自主、为了“脱钩”、为了相互合作与支持而聚集到一起，他们同帝国主义国家斗争，希望调整和重建国际秩序。
我想，那是中国在世界上非常受欢迎的时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赤脚医生援非。在一个只有两名赤脚医生的村庄里，村民们就能都被救治。他们就说中国人真了不起，真好!中国人为我们所做的，比我们的政府、比任何人所做的都多。二是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卢萨卡的铁路。这条长铁路为南部非洲的国家带来自由，让它们摆脱对南非的依赖。同时也让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有获得武器的途径，因为这三个国家离铁路非常近。
中国现在在国际上也应该负有重要的责任。因为中国可以、而且是唯一可以支持其他国家工业化的国家。中国可以通过提供自己掌握的大多数技术对这些国家予以支持。中国掌握着很多技术，可以建造小汽车、公共汽车、铁路等工厂。
中国有能力实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全球政策。这不只是提供资金的问题，而是运用中国的实力来支持其他国家，作为对等交换，中国可以获得所需的原材料。对很多其他国家都可以这样帮助。如果中国这么做，会很受欢迎。但这不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中国的一些企业正在做两件事：一是像其他国家一样只是在做生意。二是一定程度加入了圈地活动，将当地土地用于生产出口给中国的产品。这样做是在破坏当地的农业。
时代呼唤新的“毛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摆脱危机的出路
2010年以来，目睹了阿拉伯国家、欧洲、美国等频繁发生的社会运动和群众抗议，我写过与此相关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尼日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等国的运动和混乱。另一篇是关于更为宽泛的在全球层面上的社会主义运动。2010年到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爆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实际上是有预兆的。在那之前，突尼斯的加夫萨爆发了矿工罢工，埃及也反复发生罢工等等。但是突尼斯和埃及的这种大规模的爆发还是令很多人吃惊。这些运动的参与者群体多样化，诉求也多样化，但正是组成群体的多样化、诉求的碎片化以及运动本身缺乏甚至没有足够的组织，导致这些运动最后只可能将其目标定位得非常具体，即驱逐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这里我不想过多谈论这些运动本身。
我们可以概括出两大类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一类是运动本身就有着明确的、激进的目标，即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工人所有权;另一类没有前者这么激进，它们只是谋求劳资关系上的一些实质的、重要的改变。就整体而言，这两大类中的很多运动都可以称为我所说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ovement to socialism)，这是我从南美一些政党那里借用来的词。历史上，这些“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大致沿着两条线路发生，一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中爆发的，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国家发生的。中国无疑是后者的一个成功例子。我个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处理好整体统一性——国家、民族与多样性——国家的多种社会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而这一点正是当前诸多运动所缺乏的。这些运动不缺乏足够的、多样的参与群体，但缺乏统一的革命策略将其团结起来，缺乏有力的组织。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尤其是现在。这需要中心国家的激进左翼与边缘国家的激进左翼的共同努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就阿拉伯国家的革命而言，最核心的是脱离自由主义经济的体系，没有这一点，民主和国家独立都无从谈起。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资本主义的秋天与人民的春天不能简单等同。
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合会”式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有他们的地缘战略计划——要保持他们对全球的统治，尤其是要保证他们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排外性的占有和使用，尽管这很明显会带来全球的生态灾难。他们在诸如“保卫民主”“文明的战争”等伪文化命题下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南方国家的落魄流氓式发展(lumpen-development)，除此以外再无其他。这样的一个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在政治、社会、生态方面均是如此。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革命、抗议是对这种战略的反抗，但绝不是唯一的。
我们面临的是双重危机，而不是单一危机。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危机，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危机，即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
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进入了帝国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从1975年-1990年的15年间，垄断资本主义以更快的速度集中化。以同一标准计算，巨型跨国公司的数量从1.5万降低至5000家，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其结果就是少数人间接控制一切。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分包生产。我举一个关于西方的农业、农民(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例子。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了上下游产业，银行、孟山都公司这样的垄断资本提供种子、设备，控制上游，出售农产品的大型连锁超市等控制了下游，劳动创造的利润被垄断资本主义拿走了。
另一个变化是，过去的帝国主义是复数形式的，有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美国、法国还有英国。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组成的“集体帝国主义”，他们有集体的政治组织和集体的军事组织北约。这也是质的变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退居次要地位。针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他们有共同的战略。这是重要的变化之一。我在我的上一本书——《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阐述过这一点。那么，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今天的“集体帝国主义”。现在正是处于这个“集体帝国主义”时期。
权力和寡头的集中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一是西方民主在衰落。选举民主，尤其是美国、欧洲的选举民主被证明是虚伪的，毫无意义。二是法西斯主义的新形式和新途径。在欧洲，我们可以看见种族法西斯主义。在像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可以看见宗教外衣下的新法西斯主义。三是第三国际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例如列宁主义、毛主义淡出了视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面临当今挑战的时候，如何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今天的中国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已经很不同了，甚至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中国面临新的挑战。我们不需要怀旧毛主义，而是需要新的毛主义——能够回应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新的毛主义。这一点上还比较薄弱。这也是我所说的，为什么当今的社会运动无法团结一致。抗议，尤其是一些大规模的抗议缺乏统一的、都认同的策略。
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一些人有一种错觉或者幻觉，认为中国推行完全的市场化，就可以追赶上来，很快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主权国家。这种幻觉认为，中国可以成为一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因为中国是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规模使其容易成为第一;还认为中国的人均收入可以上升到大致跟西欧、美国差不多，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那只是个梦，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梦。然而，蒋介石、国民党证明了这个梦不可能实现。
人们很快会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全球危机正在持续并且加深，影响波及各个方面，在中国也有影响。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