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萨米尔·阿明：一个共产主义者

刘健芝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萨米尔·阿明因罹患癌症，当地时间2018年8月12日在巴黎病逝。海螺重新推送刘健芝老师的文章，以表达悼念缅怀之情。

　　他去年12月已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他最后的国际旅行选择了中国。他在中国的最后一餐是和健芝、戴锦华以及戴老师的学生们童童、亮宇、梦秋和子敏一起。(摄于2018年5月8日)

　　对即便十分遥远的未来所做的准备，始于今天。我们想要的社会模型是什么?基于什么原则?是个体之间的毁灭性的竞争，还是对团结之优势的肯定?我们要的是把不平等合法化的自由，还是与平等相关的自由?是对全球资源进行罔顾未来的掠夺，还是把地球生命状况的再生产所需的那些确切措施也纳入考虑?未来必须被视为普世人类文明之更高阶段的实现，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认识的一种更加“公平”或更加“有效”的文明模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为避免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境地，为避免重走十九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老路，我们应该确保回答以下的主题：一、在今天，是什么样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会追问过去所表达的“乌托邦”?二、关于地球生命的再生产条件，我们拥有什么样新的科学知识? 在追赶今天的富裕社会，比如说美国(中国的目标)、德国、日本甚或欧洲的富裕小国(其他国家的目标)吗?这样的目标是可欲且可能的吗?还是说这目标更具野心：创造条件让我们三大陆社会为人类文明之更高阶段的发明做出贡献?

　　——萨米尔·阿明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此庆祝阿明85岁生日。阿明，是一位令人景仰的老师，也是我们挚爱的朋友。我充满深情地回忆起那我们那美好的初识，2000年左右我们都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由UBUNTU举办的会议。早餐时，我们恰好坐在同桌。阿明问我来自哪里，我回答香港。他眼睛闪闪发亮，接着便热情地告诉我，你一定要与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联系，有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多知识类工作。我认真地听着，他告诉我那个团队的名字叫做ARENA，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亚洲学者另类实践交流”)。我说，我就是ARENA的联合主席。他立刻笑出声来，那一刻便是我们友谊开始的见证，亦见证我们在后来的许多项目中的共同合作，比如另类世界论坛，全球可持续大学以及其他的全球项目。阿明与许多ARENA成员都相熟，因此我们也与Muto Ichiyo, Mushakoji Kinhide, Surichai Wun'gaeo, Francis Loh, Samuel Lee, Vinod Raina以及许多其他人建立了共同的友谊。

　　在与阿明的交往中，我们听取了他有关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以及寻求进步而带来的挑战等问题的颇有见地的分析。但我们不会感到悲观或绝望，因为阿明的乐观极富感染力。他会用极有说服力的方式来表述他的分析，并总能指出将其付诸行动的可能性与希望所在。他经常讲笑话，不论是他自己想要讲一个，还是出于我对他的请求：阿明，请讲一个吧!即使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笑话，但每一次我仍会像从未听过一般觉得非常好笑。阿明会用严肃的语调开头，似乎他在做一个演讲，他极富情感地讲这个笑话，以致于在听众们发笑前，他自己常常先开怀大笑起来。阿明是这样一个正直且极具奉献精神的人，对生命充满热情，在生活中富有情趣。他对于愚蠢，以及对于像Hosni Mubarak这样暴虐的统治者的嘲讽，是以其对不公正、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腐败与欺诈行为的抗争，以及让这个世界对每个人而言变得更好为根基。

　　我最喜欢的关于阿明的故事，是他六岁起萌发的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当他的母亲与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儿童乞丐，他母亲向他传达了一种关于社会公平的意识。并非出于对儿童乞丐的怜悯，他隐约感觉到那是一种社会不公。阿明以其父母作为榜样，他们都是医生，他们用法语和阿拉伯语对阿明进行语言学与文化教学，却不带有任何沙文主义或不平等。他的父母因有着良好的信用与慷慨的工作在埃及塞得港的民众中很出名。当阿明不得不为了躲过由于自身的政治活动而带来的逮捕危险，准备逃出埃及时，他父亲的朋友、一个保卫员放他通过了安检，乘船前往欧洲寻求庇护。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熟识阿明，他的许多作品都在中国出版了。他因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而出名。阿明谈及他的所到之处时也会极富情感地谈到中国的一两个地区。在这些年我对他的采访中，他告诉我，他17岁时加入共产党，一年后，就被中国的革命所展现出来的能量震撼了。同时，他也被越南反抗美国与法国而进行的革命所鼓舞，这亦是一个“弱小”人民群众战胜两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例子。

　　阿明并非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中国与越南革命的拥趸。他看到革命在抵抗和阻挠帝国侵略中的能量和动力，所以仍然希望，主权国家如果能拒绝屈服于霸权政治中的“三合会”——美国，欧洲和日本，就可以在今天的地缘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阿明用极具批判的眼光看待真实的政治：与其说将政治从全球的金融霸权中脱钩，不如说用政治提供一种“万隆会议”所代表的不结盟精神那样的领导力，比如说，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在非洲与拉美地区已失去其人民性，因为中国关注于贸易，而非团结。然而，阿明补充说，将中国与“三合会”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曾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之一，而且才刚刚逃出生天，还由于中国不可能如“三合会”一般部署其军事力量，在贸易中强加其议程或不平等条款。阿明从不为了批评而批评，他总是能提出积极的，可行的建议。比如，他认为，中国应当支持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不只是把成品卖到非洲。中国应当帮助他们实现经济与政权上的独立自主，应当与非洲国家建立政治团结，以尝试建立长期的同盟来抵抗来自“三合会”的侵略与霸权。中国不应该把存在于资本主义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剥削关系简单化，不应该让自己向资本主义全球化妥协，因为这种全球化就是通过积累而成的掠夺，融合了原始的暴行。

　　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垄断了科技，金融，自然资源，媒体以及武器，并且以牺牲主权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为代价，与其脱钩的战略应当既为主权国家也为工人和农民等劳动群众指引一条道路。人民抵制全球化应当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追求自力更生。因此，保卫自己的土地、水资源以及他们家庭农业的农民角色，是在脱钩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争取生态公正，保卫人民可持续生存的公有资源，由是成为与野蛮全球化脱钩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和越南大部分的农民仍然拥有一部分分配的土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成就，阿明为此也在坚持不懈地维护这样的成就。

　　阿明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共产主义的视野与承诺坚实地根植于他的心中、思想中以及行动中，我对此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在他生命的不同时间点，阿明加入过各种不同的政党-法国共产党，埃及的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党。我发现阿明在政治党派的问题上从不会循规蹈矩。他认为组织并非那么必要，而是对其信念十分坚定。他认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多个政治党派的成员。有何不可呢?对此，他咧嘴一笑。他与许多极富经验的共产主义者保持着友谊，即使他并不总是和他们立场一致。

　　阿明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也是一名活跃的组织者，因为他将组织社会运动视为一种保卫以及深化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的重要途径。他在一些运动中扮演着奠基者的角色，如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大学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同时亦慷慨投入大量时间在各种革命工作中，比如组织，社运网络建设，资源募集，与演讲者、作者沟通为世界社会论坛准备与撰写报告等。我曾与他在世界多地一同参加过许多工作坊以及会议，在北京，西安，重庆，香港，台北，韶山，河内，孟买，达喀尔，开罗，突尼斯，巴马科，内罗毕，阿尔及尔，德班，加洛加斯，阿雷格里港，巴塞罗马，马德里，罗马，巴黎……我得此荣幸可感受其智慧与博学。2012年12月的三峡之游，作为“南南论坛”的议程之一，是我与阿明以及Isabelle最为难忘的旅程——可口的食物，纵情的歌唱，壮美的风景以及深度的交流辩论。我很后悔我错过了在2011年9月的尼罗河行程，那是由其朋友为阿明举办的80岁生日庆祝活动。每天，在漫游途中，阿明都会以“价值”为主题进行演讲，并且在游船到达的尼罗河沿岸，他便作为当地导游为大家介绍自己的祖国。我可以想象，当在介绍河岸边的历史遗迹时，他为自己是埃及人而骄傲，他是这个国家的儿子，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但却不幸地被来自帝国主义力量的掠夺者和毁灭者所侵略，而如今，却被独裁者，原教旨主义者以及新自由主义者所割裂。

　　当今世界日益不公，人民以健康、幸福甚至生命为代价创造的社会财富被私有化，要生存除了抵抗别无他法，只有抵抗才能获得自由与主权。但是我们无处安放绝望，必须付诸行动。在阿明的字典中，“绝望”一词并不存在。他仍是共产主义斗士，为抵抗野蛮、为以真正民主为标识的社会进步、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变革理想、以及为了人类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