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5日,在一片苍黄的黄海上,一艘舰艇缓缓地行驶。
上午10点整,它发出三声汽笛。呜,呜,呜。
这是祭奠甲午战争一个仪式,参加者多为北洋水师后人。
他们将花扔向海面,他们整齐地朗诵祭歌,哀悼先人。
他们神情肃穆。其中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人很清瘦,但精神矍铄。他是某著名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重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他老爷爷,在北洋水师当兵,是致远舰舰长邓世昌的侍卫,专职保护舰长的安全。
1894年7月,当时,致远舰在黄海与日本海军作战。炮弹打尽,它全速冲向日舰,准备与之同归于尽。
不幸中途触碰鱼雷,舰底被炸出个巨洞,致远舰迅速下沉。
士兵劝邓世昌上小艇避难。邓世昌说:“舰在人在,舰亡人亡。”
士兵见舰长不走,他们也不走。舰艇在迅速下沉。
邓世昌大吼:“你们迅速离开。”
士兵不动。
邓世昌拔出宝剑,说道:“现在,我命令你们离开,这是军令,违者斩!”
士兵离开。只剩下这名侍卫。
邓世昌又命令侍卫逃生。
侍卫说:“我负责保卫舰长安全,舰长不走,我就不走。”
他们,象两座雕像,沉入水中。
这名侍卫留下一个儿子,就是教授的爷爷。她母亲给他取名赵克日,这也是她老公最后一次探亲时的意愿。
赵克日艰难地成长。这年大旱,颗粒无收。赵克日母亲一日仅吃一顿稀粥,有时,强忍着饥饿整日不吃。她越来越瘦。而官府收税的差役不停的催税,他们将家里最后一点粮食都拿走了。赵氏去追,央求差役发点善心,留下一点。差役淫笑着说:“如果你跟了我,我天天供着你!”说着就要动手动脚,赵氏拒绝。差役当场变脸:“不适好歹的东西,早晚会弄死你!”下令要手下将赵氏带走。赵氏被关进牢房,她想起以前受过的屈辱,悲痛欲绝,上吊自杀。
很多村民被苛捐税逼得去逃荒,赵克日小小年纪,也跟着去。这苛捐杂税里,就有支付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3000万两白银赔偿款。
赵克日吃着百家饭长大。后来,清朝选派学生留洋,他幸运入选。
他来到日本军校,日本教官问:“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回答说:“母亲取的。”“你父亲呢?”“被日本人打死了!”教官说:“改个名字。”他大声回答说,“不。”
他上的是军事课,老师只教一些常识,对于实战战法讳莫如深。
日本学生可以轻松地学习前沿知识,可他们学习不用功。
他只好到图书馆里借书看。可图书馆一些区域,同样对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人封闭。
他勤学苦读,要为父母亲报仇。
课余时间,日本学生总来欺负他。总是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教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校置之不理。
兽性大发的日本学生将他当成决斗的靶子,用刀来劈他。他躲避不及,右臂中刀。
他晕倒过去,被人送往医院。
他的右手臂因流血过多,救治不及时,残废了。
医生说:“切了吧。留着也没什么用。”
他说:“不!留着总有点用处。”
医生对他非常钦佩,给予精心地救治。
10天后,他又出现在教室,继续他的学业。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回国后,他在吉林任军事教官。
日俄战争爆发,战场在中国吉林。日本、俄国大肆抓捕中国人充当他们的炮灰,而清政府却无耻地宣布中立。
看到一批批中国人被侵略者抓捕,他感到无比痛心。他要求辞职,辞职报告交上去,却似泥牛入海,杳无踪迹。
他去上级处请示出兵。上级正在宴请上级,他们莺歌燕舞,个个吃得骠肥体壮。
上级拉他去喝酒,装模作样地笑着对他说:“虽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甲午战争你还记得吧?”
他说:“外国人在我国打仗,如果我们作壁上观,将何以面对国人?”
另一个说:“放肆,兵者,死生之大事,容不得你在这插嘴!”
他愤愤而出。自言自语道:“大清国要亡。”
他也意志消沉起来,唯以教子为念。
可儿子却不争气,给他带回一个日本姑娘。气得他面色铁青。
他骂道:“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要气死我才甘心吧!”
他脱下衣服,露出右臂,那道长长的疤还在。说:“你看看父亲的手,这是日本人留下的!你爷爷,死在日本人手里,你奶奶,死在日本人手下,你竟然跟日本人好上了!”
儿子跑了。10天后,儿子回来了,向他认错。他原谅了儿子。
他交给儿子一沓手稿,上面写着他家族的故事,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儿子听懂了,参军了,后来,死于淞沪会战。
他也死了,死时,家无余财,全支持抗日了。
他孙子,就是那教授,解放后在高校教书。他在另一个战场战斗。
有人鼓吹,对日需要新思维。他反驳道:“日本才需要深刻反思,需要换一种思维。”
有人不平,列强都入侵过中国,但为什么中国只盯着日本?他反驳道:“日本对中国伤害最深,至今还不认账,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有人认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是盲目的,是民族主义。他反驳道:“中国人经历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有人讥讽,中国拿了日元搞建设,却反过来骂日本,真是忘恩负义。他反驳道:“日本杀死那么多中国人,至今不知悔改,真是厚颜无耻。”
有人讥讽他文革时受那么大的苦,却好了伤疤忘了疼。 他反驳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们的国家将你们的父母都赶上战场当炮灰,你怎么不换国籍?”
对付别有用心人的谩骂,他柔韧有余。可有一些事让他伤心。
曾经,他在北京进行过一次“中国人,你还记得甲午吗?”的街头采访,结果发现有的人对甲午战争一无所知。一位东北汉子竟愣愣地反问道:“甲午是个啥?现在都兴公历了,连屯子的庄稼人都不看黄历了,谁还算得清‘甲午’?”
有一次,他正在讲甲午战争,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对他说:“老师,我们听烦了甲午战争。”
他教的一些学生一毕业就往日本跑,往日企钻。
他反思自己是不是确实讲得太多,他转而研究宋明历史,他想弄明白一些东西,一些藏在史书背后、当代学人隐晦表达的东西。通过研究,他发现,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人们尚武习气慢慢消失。宋朝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到了顶点,传统学说出现瓶颈,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明朝出现市民阶级,可这个阶级非常软弱,担负不起重任。明朝社会呈现官僚阶级与农民阶级对抗的结构图景。他发现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明朝官僚阶级宁可将国家交给异族,也不肯交给农民阶级,可明朝恰恰是农民阶级建立的王朝!
历史,可怕的历史!
他不想再研究历史了。他觉得,历史只讲过去的事,对现在有借鉴作用,但这种借鉴,必须有新人出现才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用新的学说武装人,不能让人僵化。
他转而涉猎社会学、政治学。他什么用都看,但往一目十行。
后来,他慢慢地放宽心了,现代社会,交流频繁,敌对国家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是大势所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
他只要求他的学生,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越到晚年,他越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如果中国再也现民族统治,希望不会是日本。
黄海之行后不久,他逝世了,很多人来吊唁,包括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