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泽东和延安杨家岭农民亲切交谈

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前的50多年间，我们党对农村农民问题的思考和处理，与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包括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巨大成就，也发生了严重曲折。这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基础。如何对待这份遗产，是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理论遗产。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是我们党最早正确认识农村农民问题的主要代表。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最大国情出发，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建党建军的首位，以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局限性以及错误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不良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把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重要一翼，走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都体现了他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认识解决中国问题的前后连贯性、一致性。
　　毛泽东对农村农民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毛泽东善于对农村农民问题深入思考和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天然或自动发生，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人主动自觉地运用调查研究等方式方法才能实现。回顾毛泽东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调查研究始终伴随其中。毛泽东一生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而关于农村农民的占了极大部分。收录《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1926年至1941年9月的文章就有17篇之多。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等重要论述，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二是革命遗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着眼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贯穿这两场革命始终。第一场革命反帝反封建斗争，根本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这场革命至1952年底完成。第二场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现农业集体化。土地改革任务完成后，党“趁热打铁”，到1956年底，就基本实现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其后经过曲折探索，至1962年形成了“三级所有、队（小队）为基础”的相对稳定体制。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小的国家，由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造成的土地兼并，以及资源、财富集中于少数人而带来的两极分化，历来是中国王朝更迭及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改造及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杜绝了两极分化的发生。和我们同时代成立的一些大国，物质技术基础在当时远比我国雄厚，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却被远远抛在后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国家没有经过包括农村农民在内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大变动，有的到现在甚至连实质性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无疑是其重要原因。
三是现代化遗产。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兴起，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先搞合作化、后搞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设想，并投入格外多的精力，具体指导着农业合作化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逐步明确提出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党和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先后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奠定了制度基础、物质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中国的工业化及现代化事业，是在一穷二白、物质技术基础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资本积累，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所需资金只能靠自身积累。仅在“一五”期间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就高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全部基建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这在当时算是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主要依靠广大农村及数量巨大的农民。
　　同时，毛泽东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样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而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他甚至这样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这一思想后来形成农、轻、重为序的战略思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传统农业开始了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历程。农业机械化迅速推进，化肥及农用电力快速增长，全国土地灌溉面积大幅增加，为后来乡镇企业崛起初步奠基的社队企业不断发展，特重大水利工程不断上马，大江大河的治理及一般洪水灾害得以初步控制，以及我国粮棉等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等等，都是党和人民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的重要成果。
　　四是防止两极分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毛泽东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即趁热打铁实现农业集体化，在遇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重大挫折后不断调整，在1962年使分配规模退回到1956年初级合作社按小队经营和分配（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是小队不是大队）的水平。他坚决不同意退到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包产到户，其根本考虑，就是担心出现两极分化。这也成为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底线。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另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鉴于历史局限，他把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看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水岭，对多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或允许包产到户，他多次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进行严厉批评。毛泽东以特殊方式提出的防止两极分化重大课题，我们至今仍在回答和解决的路上。
五是精神遗产。包括我国农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历来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但近代以来，中国反动统治者腐朽无能和丧权辱国，使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精神长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张扬奋发。但当农民被党及领导的农会组织起来后，就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讴歌了农民运动展现的革命精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这是党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精神在组织起来的农民身上的初步表现，中国农民在精神上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这种完全不同于过去旧式农民斗争的新式农民运动高潮迭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赢得了我们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其间构筑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沂蒙精神、大别山精神、老区精神等，不仅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也反映了作为这场革命的主体力量——中国农民新的精神面貌，落后的农村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先进基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些精神不断得到新的弘扬。在新中国的广大城镇和乡村，一扫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党与人民鱼水情深，人与人相互关心、相互帮助，风气淳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至今仍被人们所怀恋和津津乐道。所有这些都化为推动新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六是牢固的执政基础遗产。中国共产党执政，经历了由建立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过程。党和毛泽东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赢得了包括中国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农村和农民成为党执政的坚强后盾和牢固基础。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扩展到我国各个地方，使党的领导直达基层。
　　毛泽东时代虽然成为历史，他的丰功伟绩及创立的科学理论，打下了党长期执政坚不可摧的根基。毛泽东创立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思想和精神的“元要素”，已经深深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我们党后来创立的理论成果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毛泽东以各种不同方式提出包括农村农民等许多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以及预言箴言，永远需要我们后人以高度的智慧深入思考、高超的能力加以解决。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