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毛泽东读了一生的书, 也是在他手中最为沉重的一部书。

“二十四史”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过程, 蕴藏中国历史演变规律, 包含丰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知识、经验和智慧。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阅读这部大书, 1952年添置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后, 又开始有计划地完整阅读。为方便读史, 他还促成“二十四史”的整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

毛泽东一生好史。用他1964年《贺新郎·读史》中的自陈来形容, 恰似“一篇读罢头飞雪”。

一、史家阅读情怀

毛泽东读史, 方法很灵活, 总是联系到书中的一些人和事, 补充阅读其他书籍。比如, 1964年12月29日, 他写信给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 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 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 告我为盼!”他根据自己的记忆, 写下《三垂冈》一诗, 后经查实, 是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

由此可说,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其实是广义的说法。配合读“二十四史”, 他时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宋、辽、金、元各朝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中, 先看哪一本, 后看哪一本, 毛泽东也有一定套路。这从他1962年读几本史书的顺序可看出些端倪。9月20日, 他要《宋史》, 工作人员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11月23日, 他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11月24日, 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由此推测, 毛泽东这段时间可能是在研读《宋史》。在读《元史》的时候, 他明确地说:看完《元史》, 再看《通鉴纪事本末》, 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读“二十四史”和读“通鉴”、“本末”, 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体的, 能起互补之效。

对“二十四史”, 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有的看了许多遍, 像《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 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 至少看过五遍以上。在不同场合, 毛泽东从不回避, 甚至有意彰显他所拥有的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情怀。

1959年5月28日, 他送一本《后汉书》给林克, 让他研究历史, 要他读其中的党锢传、董卓传, 读《三国志》里的曹操传、郭嘉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等。毛泽东还对林克说:西汉高、文、景、武、昭较有意思, 东汉两头均无意思, 只有光武可以读。

1964年5月12日, 毛泽东在济南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 又说:“现在被书迷住了, 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 《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 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 其余的都不好, 尽做坏事。”

1965年3月4日, 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 “送陈毅同志阅”, 并在封面上还具体写明要看该书中的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 还批示“送刘 (少奇) 、周 (恩来) 、邓 (小平) 、彭 (真) 一阅”。1975年, 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 仍然坚持读“二十四史”, 有8册《晋书》的封面上, 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的“1975, 8”, “1975, 8再阅”, “1975, 9再阅”等字样。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 于一千多年间逐步成书, 虽体例大致相同, 但史家的编纂背景、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各不相同, 各书在史料的准确性, 史识的深刻性, 史笔的生动性上, 也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不仅读原著, 还习惯评论作者写法和注家注解方面的短长, 并给予史学上的评论。

可举两例, 来体会毛泽东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旨趣和见解。

关于《后汉书》。毛泽东的评价是:“写得不坏, 许多篇章, 胜于《前汉书》”, “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 确然无疑”。这里提到的三人, 唐代的李贤注有《后汉书》, 唐代的颜师古注有《前汉书》 (即《汉书》) , 宋代的刘攽是治汉史的大家。看得出, 毛泽东读两部《汉书》, 很关注后人的注解。他对颜师古注的《前汉书》, 评价不是很高, 曾说过:颜师古在注文中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下一篇没有隔好远, 他又重复, 然后又重复, 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毛泽东称赞李贤, 是因为李贤注《后汉书》, 注重搜集大量史料, 补充原著的不足。刘攽曾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 专任编修汉史部分, 并对《后汉书》作了按语, 后附入《后汉书》中。毛泽东读《后汉书》, 显然注意到刘攽的按语, 甚至有可能参照《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 故有所比较, 觉得刘攽治汉史, 有超过前人之处。

关于《三国志》。毛泽东特别推崇裴松之的注。他在一个批语中说:“裴松之注三国, 有极大的好处, 有些近于李贤, 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 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 后来居上。章太炎说, 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 英豪巨眼, 不其然乎?”的确, 西晋陈寿写《三国志》后, 不断有他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这些新史料来注释《三国志》, 所注文字数量, 几与原文等同, 引用魏晋人著作达200多种。

记录和反映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的著述已出版不少。有他留下的读“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和勾画, 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有身边工作人员或其他当事人写的大量回忆, 以及研究者编撰的各种书籍, 如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以及芦荻的一些回忆文章;更有人们熟悉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各种专题文献集, 其中有不少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引用和评论。

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 所传达的远不是一般史家的胸怀, 而常常是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鲜明立场。他的读史立场, 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二、阶级史观线索

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史观, 是毛泽东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运动基本线索的一把钥匙。

从毛泽东在三个不同时期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评述, 可知他一以贯之的阶级史观。

1926年5月至9月, 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学员听课笔记, 毛泽东对中国历朝兴衰作过以下分析:

秦朝末年, 陈胜吴广不堪其苦, 遂辍耕而叹, 揭起义旗, 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 结果汉高祖胜, 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 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 初入秦时, 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 得一般人之信仰, 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 粗恶无比, 不得一般人之信仰, 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 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 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 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 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 诸多不利于己, 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 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 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 不得地主阶级拥护, 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 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兵, 所向皆克, 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 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 遂失败了。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 还不像后来那样明确和深刻, 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之处, 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评说中国历朝兴衰的集中实例, 或者说是他的阶级史观的较早表述。他当时的主要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 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历朝皇权的更替, 都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和“代表地主的利益”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失败者常常是代表农民利益的, 成功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 或靠代表农民利益起事, 随后又去代表地主利益了。在大革命时期, 如此表述历史观, 和毛泽东着眼于农民运动这个现实需要有关。

1939年12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 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 也更有理论深度了: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 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 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 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 没有新的阶级力量, 没有先进的政党, ……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 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 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 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 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 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 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那段论述, 更多的是以宣传家和鼓动家的身份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这段论述, 则主要以理论家的身份来说明自己的历史观, 使用的也是相当规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毛泽东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 几乎是在同时, 说明当时他论述中国历史演变规律, 和他从理论上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 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

到了晚年, 毛泽东立足于阶级史观来读谈“二十四史”的立场, 越发鲜明强烈。凡被“二十四史”当作“贼”、“匪”、“盗”、“寇”来描写的历代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 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他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 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李自成等的传记, 他是常要看的, 而且看得很细。读《旧唐书·黄巢传》, 还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

1964年, 毛泽东写《贺新郎·读史》, 以诗论史, 把他立足于阶级史观立场读“二十四史”的感受, 作了更加精炼和鲜明的提示: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 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 东方白。

“二十四史”的内容, 以“几行陈迹”一言蔽之;“五帝三皇”的内容, 以“骗了无涯过客”一言蔽之;阶级史观的内容, 以“彼此弯弓月”一言蔽之;数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 毕竟要从盗跖、庄屩、陈胜、吴广这些底层造反者说起。

三、国家民族立场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常常带着浓厚的情感, 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统一, 关注中国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 虽不断经历统一和分裂的斗争, 但总体上倾向于统一。对此,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有过整体的评价。1975年5月30日, 他让芦荻给他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人物传记, 随后发表评论:我们的国家, 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 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 维护统一, 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 就是倾向统一的, 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 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 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毛泽东不仅鲜明表达国家统一立场, 还提出对历史上的某些分裂局面, 也应该从促进国家发展和促进中华民族实现更深刻统一的角度, 作辩证分析。对汉末以降几百年的动乱和分裂, 史家评价不一。毛泽东的看法则别具一格。1975年6月18日, 他同芦荻具体谈到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看法, 其立足于国家民族立场的读史情感, 展露无遗:

汉武帝以后, 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 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 建安、三国, 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汉末开始大分裂, 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 后来形成三国, 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 对统一都有所贡献, 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 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 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 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 ……南方的广大沃土, 全面地得到了开发, 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 纷纷入主中原后, 战乱频仍, 南北对峙, 这不好, 但民族大融合, 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 文化也交流了, 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 又机智又沉着, 淝水之战立了大功, 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 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 他想当皇帝。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 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此番论述, 有史有论, 高屋建瓴, 不能不说眼光独到。

正是基于国家民族立场, 毛泽东一向主张为历史上担受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和曹操三人“翻案”。

关于商纣王。毛泽东多次谈到, 他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 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 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关于秦始皇。毛泽东1958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多次讲: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 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 车同轨, 书同文, 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 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 长三百余里, 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 直接于生产有益, 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 能说这不是好事吗?

秦始皇最受诟病的有两点, 一是焚书坑儒, 一是专制独裁。对这两点, 毛泽东认为“当然是坏事”, 但也主张作些分析。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 但也不是什么书都焚, 什么儒都坑, 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 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 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 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 高度集中统一是统一中国取得成功的积极因素。秦始皇看准全局情况后, 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 有很大的决心和气魄, 敢于力排众议, 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

关于曹操。毛泽东推动为曹操平反, 也是看重他在天下割据大乱之时统一北方、改革时弊、发展生产方面的贡献。西晋陈寿《三国志》推崇曹操, 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贬损曹操。对此毛泽东多次作过分析。1958年11月20日, 他在武汉同陶鲁笳等人谈到:《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 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奸臣, 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曹操统一北方, 创立魏国, 抑制豪强, 实行屯田, 兴修水利, 发展生产, 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 是有功的。那么, 这个“冤案”是怎样造成的呢?毛泽东认为源于封建正统观念。他1959年2月同林克谈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 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 异族为患, 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 北部民族经常为患, 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四、批判分析方法

所谓批判分析, 是指不是书上写什么就信什么, 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基于这种阅读立场,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所写内容, 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强烈不满。

第一个不满, 是“二十四史”所写内容颠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把历史写成了帝王将相的历史, 而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却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他1975年同芦荻谈话时明确表示:在“二十四史”里,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形, 大多只字不提, 有的写了些, 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 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 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 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倡文艺创作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让人民群众占据历史的中心位置, 所针对的, 就是“二十四史”这种帝王将相的历史文化观和历史叙述理念。

第二个不满, 是认为即使写帝王将相, “二十四史”的许多描述也很不可靠。在1975年同芦荻的谈话中, 毛泽东举了不少例子来表达此意:

一部二十四史, 写符瑞、迷信的文字, 就占了不少, 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 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 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 上面常有云气, 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 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 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 自然不能写, 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 奉命北征, 走到陈桥驿, 竟发动兵变, 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 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 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 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 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 或是隐而不书, 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 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 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 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 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不过, 毛泽东并不因自己的这两个“不满”, 就反对读“二十四史”。事实上, 也只有熟读精读, 且分析批判, 才能提出不满其颠倒历史和虚假描述的理由和依据。1966年8月28日, 毛泽东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负责人, 谈到红卫兵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 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 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 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1975年在同芦荻的谈话中, 他说得更清楚:“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 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 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 一切信以为真, 书上的每句话, 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 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分析它、批判它。”

五、古为今用目的

毛泽东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他读史, 除个人兴趣, 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和优势。他时常从历史中获得灵感, 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 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 不光停留在“知其然”, 还力求“知其所以然”, 考得失, 明事理, 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毛泽东喜欢把“二十四史”中一些他觉得有意义的人物传记, 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读, 有乐趣共享, 有史识共鉴, 有经验共取, 有教训共勉, 也都是为了古为今用。

毛泽东把历史读活, 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古为今用的立场, 撮其萦萦大者, 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注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比如, 他读到《史记》记载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 就思考:“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 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 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 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 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 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读到汉武帝曾经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 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 现在汾河水干了, 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他赞成“引黄济汾”的工程计划。

二是研究历代战局、战略、战役材料。毛泽东对史书上记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 尤感兴趣, 批注最多, 评论也最多。诸如《史记》所载楚汉成皋之战, 《后汉书》所载刘秀指挥的昆阳之战, 《三国志》所载袁曹官渡之战, 曹孙赤壁之战, 吴蜀彝陵之战, 《晋书》所载谢安、谢玄等人指挥的淝水之战, 这些大战, 都是双方强弱不同, 弱者先让一步, 后发制人, 因而取胜。毛泽东读之, 批注有加, 在论著和谈话中经常引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 也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格外有用, 体会也很深。毛泽东读专业兵书并不很多, 其军事知识和战略战术, 既源自实践, 也多从读史得来。

三是看重记叙乱世和反映人才辈出的内容。毛泽东早年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 就表达过这种读史兴趣:“吾人览史时, 恒赞叹战国之时, 刘、项相争之时, 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 三国竞争之时, 事态百变, 人才辈出, 令人喜读。”延安时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到延安任联络参谋的徐复观, 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读历史,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 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对《史记》、《三国志》、《南史》、新旧《唐书》、《五代史》等批注较多, 也应是这个缘由。比如, 他读《旧五代史》卷26《唐书·武皇本纪》下, 其中说到李克用解朱全忠合围晋阳城之危的情节, 就批注说:“沙陀 (少数民族的沙陀部, 代指唐朝晋王李克用, 作者注) 最危急之秋, 亦即转守为攻之会, 世态每每如此, 不可不察也。”乱世之际, “事态百变”, 总有经验可循;乱世之际, “人才辈出”, 更说明时势造英雄的规律。毛泽东喜欢读此类史书, 说明他注重总结历史发展中的治乱规律, 注重思考人才培养锻炼规律。1969年夏夜, 他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 兴奋批注, “再读此传, 为之神往”, 表达的就是这种读史心境。

四是汲取古人积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方面的内容, 最能方便古为今用, 用起来也很具体。诸如, 读《史记·陈涉世家》, 他认为陈胜率先起义却很快失败, 原因在背故旧、用小人这“二误”;读《汉书·元帝纪》, 他提出汉元帝靠儒学治国, 是“衰国之君”;读《后汉书·陈寔传》, 认为陈寔鼓励小偷重新做人, 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读《三国志·袁绍传》, 结论是袁绍多端寡要, “得计迟”;读《北史·王建传》, 批注王建是个庸人, “不懂政治”;读《旧唐书·高祖本纪》, 提出李渊“遇事无断制”;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有关李世民的内容, 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新唐书·姚崇传》有关评论姚崇、宋璟两位名相的治国之策, 批注“二人道同, 方法有些不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 批注达24处之多, 称道韦睿领兵打仗“善守”、“将在前线”、“敢以数万敌百万, 有刘秀、周瑜之风”。除了赞赏韦睿的军事才能, 毛泽东更看重的是韦睿“不贪财”, 遇功不争, 遇事敢担当, 能够团结干部, 善于“躬自调查研究”, 是一位“劳谦君子”, 因而“仁者必有勇”等等, 结论是:“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古为今用的读史目的, 实际上就是着眼于现实, 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借鉴治国理政方法。

毛泽东说过五句话, 反映出他为什么如此酷爱读“二十四史”, 以及他读史的收获所在。第一句是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的,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第二句话是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 “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第三句话是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第四句话是1964年1月会见外宾说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第五句话是1964年7月会见外宾说的, “看历史, 就会看到前途”。

这五句话, 传达出毛泽东的读史理念, 也反映了他一生的读史情状。或因太过阅读历史和熟悉传统, 毛泽东有时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 对此也应承认, 不必回避。但用上面这五句话来揭示毛泽东和“二十四史”的关系, 总体上却是符合实际的。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