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期起，就有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统，而集中编辑出版多部党内文件集、党史资料集供全党学习讨论和提高思想认识，以利更好地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则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自延安时期开启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些党史文献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过程，凝结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结晶。梳理和探究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领导并主持编辑一系列党的历史文献集的基本情况、深远考虑及其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一、毛泽东主持编辑党史文献集的基本情况
延安时期，我们党如何为全面抗战指明正确方向，如何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教育全党，如何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把党建成能够承担起历史重任的“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的任务，大力倡导有条件的中国共产党员都要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研究民族历史结合起来，并向全党发出学习研究党史的号召，在党内掀起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这样的学习运动和教育运动，必须要有教材。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一系列党的历史文献集和思想理论集，包括《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农村调查》等等。这些文献集各有内涵，重点突出，特点鲜明，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政治文献类
《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属于这一类，被毛泽东称为“党书”。
编辑《六大以来》始于1941年上半年，当年12月正式出版，用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实际上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工作。他对每篇文献都进行了认真审核、编排，还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过修改，使其更加醒目。考虑到文献类别不同，毛泽东按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将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分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8个专题；考虑到阅读对象的差别，毛泽东还分别编成了汇集本和选集本两套版本。文献内容主要包含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反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一部分是反映我们党当时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这部文献集编辑完成后，中央书记处将其定位为“党的秘密的历史文献”，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
编辑《六大以前》，是《六大以来》的延续。延安高级学习组成员在研读了《六大以来》以后，产生了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很多同志向中央提出了系统研究党史的要求，提议像编《六大以来》一样，编一本反映六大以前情况的党史资料书。毛泽东也认为，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仅有《六大以来》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了解党的六大以前的情况。为此，中央决定编辑《六大以前》，从1942年初开始，由陶铸和胡乔木协助毛泽东着手编辑。《六大以前》收入的主要是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等人的文章，同时还收入了党的二大、三大、四大的会议文件，全国劳动大会的宣言、决议、通告，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决议和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等，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党的六大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历程。这部文献集出版后成为研究党的早期思想和实践发展过程，特别是总结大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重要参考文献。
1943年决定着手编辑《两条路线》，是在前面两部文献集的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阅读到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及以后党内出台的一些充满教条主义和“左”的倾向的文件。鉴于当时党内对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存在的一条“左”倾错误路线认识还不够清晰，毛泽东针对相关文件写了一篇批驳王明等人错误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观点的长文，即《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写作这篇长文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有必要针对王明的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编辑一本关于党的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将反映正确和错误这两条路线之间斗争的文献综合起来，发给全党同志，让大家从这些文献中结合各自的切身体会去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认清楚哪条路线是正确的、哪条路线是错误的。这部文献集出版后，成为延安整风时期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重要文件。
（二）经典作家论述类
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上，集中讨论了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等问题。编辑经典作家相关理论著作的任务，也提到日程上来。这期间，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要求高级干部“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毛泽东还特别提议：“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为此，他亲自主持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等重要文献集。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摘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与实际、唯物辩证法、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等方面的论述共40篇。这部论集侧重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出版后成为延安时期干部必读文献之一。
《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主要内容是列宁、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和重要文件，对于读者认清中国革命问题，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未来革命政权和革命前途，认清资本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罪行，明确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调查研究类
毛泽东亲自编辑的《农村调查》文献集，就属于这一类。《农村调查》汇集了毛泽东保存的自1927年大革命时期至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这期间他撰写的有关农村调查的报告等材料，共收入文献14篇。在编辑过程中，他曾于1937年10月为该书写过一篇序言，1941年在延安正式出版时他又写了序言二和跋。毛泽东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党员干部找到一个如何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的方法，倡导全党同志加强调查研究。1942年整风运动展开后，《农村调查》作为22个整风文件之一，下发全党。
上述党史文献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后来对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党史研究与学习提供了宝贵教材。
二、毛泽东主持编辑党史文献集的深远考虑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大的精力，亲自领导、亲自指导甚至亲自主持、亲自动手编辑这些党史文献集，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世界政党史上都比较罕见。之所以这么做，与我们党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内外环境和严峻形势有关。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着更为严重的内外困难。在外部，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性进攻，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方面虽然继续抗日，但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则日趋增长。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导致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而在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对以往发生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还没有统一的、深刻的认识，严重妨碍党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基于对当时抗战形势的深入分析和对夺取抗战胜利以及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深远考虑，毛泽东决定亲自主持党史文献集的编辑工作。
（一）统一全党思想，为召开党的七大作思想准备
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这些党史文献集，首先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之前把党的思想统一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上来，统一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下。关于这个目的，胡乔木这样说过：“编辑《六大以来》，我想是为七大作准备。”
筹备党的七大，酝酿已久，准备时间也很长，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未能按最初计划召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1937年12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曾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尽管这次大会一再延期，但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工作，却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只有统一了全党认识，才能建成“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才能承担起领导全民族坚持抗战并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艰巨任务。
就在党的七大长时期筹备期间，各地代表陆陆续续到达延安。而这个时期在党内上下都还存在各种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错误思想倾向。因此，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建党20周年之际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同时，为彻底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不良作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当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先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整风，党的七大的召开被再次推迟。在这期间，毛泽东明确提出，大家在研究“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时，“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可以说，号召深入学习研究党史文献集，就是为了统一思想、达到整风效果。正如中央书记处指出的：“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中央要求各根据地党组织的高级干部要“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编辑这些党史文献集，对统一党内认识、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增强党性和增进党的团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工作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总结历史经验，为分清是非曲直提供素材
我们党成立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记载在不同时期党的文献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这些党史文献集，从深层次上讲，是为了深入总结党的经验教训，让党内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得以直观、快捷且深入地明辨党的历史上的是非曲直。
胡乔木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深入地总结经验，就要敢于直面党的错误、挫折并善于从中吸收教训。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史文献集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20世纪40年代初这一历史阶段。在这期间，我们党既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也经受过许多挫折；既出现过“左”的错误也出现过右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为此，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而《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文献集，收入的文献资料就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党成立以后的历史，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左”倾教条主义者们都干了些什么，明白哪条路线是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编辑这些党史文献集，就是要先从改造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其他各种错误认识进行一次彻底地总结和清算。大家研究分析这些党内原始文件后，就容易分清是非曲直，也能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正如毛泽东所说：“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可见，只有“算历史账”，才能把问题搞清楚。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当下的和未来的事情办得更好。
（三）转变党的作风，为实现理论上的彻底性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打好基础
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这些党史文献集，从深层次上说，也是为了转变党的作风，让党内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养成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从而不仅促进实现理论上的彻底性，而且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延安时期所要解决的党的作风问题，体现在方方面面，但主要反映在三个关系问题上，即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于革命胜利关系极大。仅以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来看，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当时党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在延安整风以前，党内突出存在的错误作风是教条主义，其主要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当作教条。这种作风的结果，就导致教条主义者所谓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作风对党的自身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进步极为不利，转变作风势在必行。
编辑党史文献集，是毛泽东促进党内作风转变的关键一环。从这些文献集中可以看出，在理论上转变作风，毛泽东特别针对的是那些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批评他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党组织所给予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以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
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领导和指导我们的党，完全扭曲了党的理论，歪曲了党的历史。在实践上转变作风，毛泽东特别针对的是那些采用“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毛泽东在编辑《农村调查》时，特别批评他们“‘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认为这些“没有经过周密调查”的“钦差大臣”们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当党的作风发生根本性转变后，党才能真正实现理论上的彻底性，才能真正提高党内的理论素养，也才能真正提高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决定编辑党史文献集特别是理论研究类文献集，为的就是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比如，编辑调查研究文献集，是为了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会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三、编辑并组织学习党史文献集的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党史文献集并号召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这些文献集，对促进全党的思想统一、组织团结，对奠定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的认识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创新，对形成和弘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引导全党“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取得全党性的思想高度统一，并走向成熟，是在成功地进行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他指出，《六大以来》等党史文献集的编辑和全党的大学习，使“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这无疑对引导全党统一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思想统一到哪里去呢？自然要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去。通过学习研究这些党史文献集，党内同志逐渐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党史文献集的学习研究，有助于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二）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通过奠定了认识基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在重大历史关头及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决议，是我们党自延安时期探索形成的统一全党思想的有效举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通过学习研究党史文献集从而达到思想统一后，才有可能审议通过并定稿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献集的编辑出版和广泛学习，为我们党全面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奠定了重要文献基础和思想认识基础，也为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准备了重要条件。这个时候的党，已经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在这样的基础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我们党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即：“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同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明确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号召全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思想必须“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和思想理论集，就难以有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产生。
（三）推动了党的正确作风的树立
自延安时期起，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但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这些作风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以调查研究方面的文献集发挥的作用为例。毛泽东编辑的调查研究材料和中央有关提倡调查研究的系列文件印发后，以前存在的那种“没有经过周密调查”就胡乱指手画脚的“钦差大臣”们，才从此没有了市场。这些有说服力的重要文献集的编辑和在全党的广泛学习，使教条主义者们渐趋失势和失语。党内同志学习了这些党史文献集后，深刻明白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的道理：“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广大党员干部通过深入学习研讨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这些党史文献集，对我们党转变工作作风，对形成新的学风、文风，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充满信心地作出判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四）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党的理论创新步伐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史文献集，使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认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从而提高了学好用好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延安时期，为了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不仅成立了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成立专门从事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各类学习小组和研究会，而且还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等30多所干部学校。在这样的气氛带动下，延安以外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干部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播。这对形成既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了解中国实际并能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党员干部队伍，从而夺取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全党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善于“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毛泽东所说的“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重点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正因如此，延安时期特别是党的七大后，我们党真正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作者：万蕊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邹卫韶，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