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首先是革命导师，也是出色的教育家，他教会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者成功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兴办教育。离开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很难解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何会较快胜利，也难以理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作为大教育家的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的贡献至少有十一方面，并且在作出这些重要贡献时往往是领人之先的。当前，全面研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重视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极为重要。
教育兴则国家兴。在毛泽东那里，教育极为重要。毛泽东首先是革命导师，也是出色的教育家，他教会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者成功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兴办教育。离开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我们很难解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何会较快胜利，也难以理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这种教育经历为他成为教育家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校期间他对教育有深入的思考，还主持办过工人夜学。毛泽东对教育的思考范围广博，包括学校类型、办学宗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教学方针与教学管理、课程设置与学科分类、教学方法、教师责任与师生关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等等。
时代使毛泽东成为大革命家，也让他成为大教育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革命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创办各类学校，就不能提高革命干部与战士的文化水平与思想水平，就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政权后也不能有大量优秀、称职的人才管理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是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的总体设计者，他始终密切关注整个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
直至今天，我们对作为大教育家的毛泽东的贡献研究还远远不够。全面研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重视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极为重要。本文认为，作为大教育家的毛泽东，对中国教育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至少有十一方面，并且在作出这些重要贡献时，毛泽东往往是领人之先的。对此，本文将逐一加以概述。
01、办工人夜学培养工人的文化与政治觉悟为民主革命做准备
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担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时就主办过工人夜学。他认为工人、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文化知识，要唤醒他们的觉悟，就应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湖南一师附近有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也是铁路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苦力聚居的地方。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多半过着穷苦生活，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泽东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满腔热忱地主办工人夜学、免收学费。由于毛泽东的努力，以前湖南一师未办好的工人夜学正式办起来了，且相当成功。
为招收工人入学，毛泽东也颇费心思。他用白话写的《夜学招生广告》通俗易懂：“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经过悉心宣传，3天后有120多个工人报名参加学习。夜学设在就一师附属初级小学内，开设国文、算术、常识3种课。毛泽东自己担任历史教师，“教以历史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
1917年冬，毛泽东在《夜学日志首卷》记载：一师夜学创设的目的，就是让“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有机会受到教育，“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1920年9月，毛泽东受聘担任一师附小主事后，又在附小的初小部创办了平民夜校，后还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冬，毛泽东与李立三等来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同时办起平民小学，免费招收工人子弟入学。1922年，安源的第一所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夜校）创办起来。夜校教科书介绍自然科学、生活常识、阶级斗争等各方面知识，通俗易懂，使工人大受教育和启发。同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工人夜校已发展到七所，学员一千余人，同时还设立了补习部、子弟部、妇女职业部及阅报室、图书馆，各工作处还设立了读书处，备有《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大公报》等报刊，供工人业余时间自由阅览。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利用办工人夜学培养工人的文化与政治觉悟、以为民主革命做准备的革命教育开拓者。
02、最早提出共产党夺取教育权的主张
共产党夺取教育权的主张，是毛泽东关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思想的前导。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教育权的主张，受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1920年冬，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时，毛泽东不仅到现场听，还参与对讲演稿记录版本的选择和修订工作。
罗素在《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讲演中赞赏“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说：“布尔札维克是应世界的潮流而生的”，“布尔札维克想把世界变成共产主义的世界，我觉得资本主义已到了末路，世界的将来，布尔札维克正好发展，推倒资本主义。”“共产党既想鼓吹人民，于是不得不藉报纸及各机关传布他们的思想，但他们无此种机关，所以想用强硬手段来夺取，他们的手段就是用革命。”“马氏想用多数工人推倒资本家，布党则以利用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行此事。这些少数人拿重要的政治机关，把布尔札维克主义输入于青年的脑袋中，到了几十年后，布尔札维克自然就能实行了。”罗素还联系中国和俄国说明科学的共产主义之成功。
毛泽东从罗素那里得到的最大启发是：走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夺取政权后掌握教育权，把共产主义理想灌输给青少年。但毛泽东不同意罗素中国先发展实业、教育资本家的主张。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故此，毛泽东对蔡和森主张成立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总之，罗素的讲学激发毛泽东悟出了在中国先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以掌握教育权的道理。而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泽东明确地表达了组织共产党、实行劳农专政、掌握教育权的主张。
03、最早创办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专门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大学
1921年，毛泽东作为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长沙后，他旋即于8月在长沙正式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大学主要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人才。这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一次巨大飞跃，也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
毛泽东与何叔衡等拟定《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最早发表于1921年湖南《大公报》），清楚说明了创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大纲》共13章31条，相当完备。其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的第一条是，“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大纲》表明，毛泽东创办的是一所有“自治规约”的新型大学，并且还想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它是一所有着自己办学理念和风格的大学——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并革新是其重要任务。
从《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办学宗旨进一步的学理解释。毛泽东用较大篇幅对比分析了书院与学校的各自利弊，说明湖南自修大学完全是一所新时代的学校，进而说明：自修大学作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其内容“大略于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而设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在当时颇有影响，更起到了示范作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中指出：“湖南学者乃有自修大学之创设。购置书器，延聘导师，因缘机会，积渐扩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中说：“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从二人的赞誉与希望可以看出，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也遵循了教育的一般规律，所制订的自修大学办学方针是切合实际的，对教育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湖南自修大学的特殊使命，是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人才——总共培养了200余名学生。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新置的书刊中，“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著作有：李汉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恽代英《阶级争斗》、李达《唯物史观解说》、李季《社会主义史》等”。期刊“有《共产党》、《新青年》”等。还有贺民范私人寄存书籍“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和进步书刊多种”。并且，从湖南自修大学所购置的书刊和《新时代》发刊词等文章可见，它的使命是要对中国社会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改造而培养人才。
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毛泽东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成型。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战争年代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红军学校，办党校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办教育事业，都是基于湖南自修大学这种极其重要的经验。
04、率先开办农民夜校并结合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1月，毛泽东因病从上海回韶山后不久，即组织秘密农协，经常召集农协骨干开会，讲述土豪劣绅如何压迫、剥削农民，农民应当怎样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等。同年４月，毛泽东通过李耿侯与妻子杨开慧等人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学珠算，还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大事等。毛泽东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学员大都成为秘密农协的骨干分子，夜校场所一般即是秘密农协会址。到7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同年７月30日，毛泽东参加在郭氏祠堂召开的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改组教委会（掌管行政）、学委会（掌管经济），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等被选为两会执行委员，10多个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也都由进步教师担任。
毛泽东不仅把农民夜校教育与农民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还领导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出境，开展夺取乡村教育权等斗争，使韶山成为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在韶山办农民夜校、开展农民运动，为湘区委领导农民运动积累了经验，也为毛泽东此后培养全国农运干部积累了宝贵经验。
05、国共合作时期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大力传播共产主义
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任职时提出围绕革命进行宣传计划，组织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培训农民运动骨干。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负责，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届主任或所长都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员也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主持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期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1600多名学员，有力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亲自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时，在教学中更是注重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1926年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把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任命毛泽东为第六届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由前五届的主任制改为所长制）。
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后，农讲所气象更新：第一，严格了招生条件。第二，培训内容更系统。第三，加强课外理论研究。第四，注重学员从事实际农民运动工作能力的培养，注重实习。第五，为了使学员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农村状况，注重培养学员调查研究的本领。第六，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内容更系统的表现是，总共开设25门课程：《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状况》《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学常识》《苏俄状况》《中国史概要》《地理》《中国职工运动》《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法律常识》《统计学》《农业常识》《农村合作概要》《各国革命史》《革命画》《革命歌》等。同时，课程讲授质量大有提高。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他还聘请共产党人周恩来、萧楚女、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于树德、罗绮园等分别讲授有关课程。此外，毛泽东还邀请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何香凝等到农讲所讲演，扩大学员对革命知识和革命形势的了解。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发展党员和团员，壮大共产主义力量。
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毛泽东同时在思考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他着重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形成的标志。在这篇引起国内外政治家和学者注意与研究的论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提出了发动农民夺取地主、军阀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广大农民起来为推开地主政权、建立革命政权而斗争。”
1927年1月，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广州革命政府迁到武汉。在毛泽东倡议下，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成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3月，毛泽东、邓演达等在武昌负责第七届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设置29门课程，目的是加强对学员进行国民革命知识、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和中国农民运动及趋势的教育，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懂得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策略及方法，同时把军事教育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课程增设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内容。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毕业后，深入各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对推动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对组织广大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农村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播下了革命种子。
06、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利用政权大办教育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夺取教育权的思想，在他与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终于实现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第八条规定：“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应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反动教育宣传。”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的相关条款提出：“改造红军的质量（按照现代战术条件去组织战斗单位，创办红军学校，出版军事法令书籍等），以提高红军战斗力去战胜革命的敌人。”并且，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落后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这些法律、法规条文充分体现了担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后让广大人民获得教育权、享受教育机会的思想。
此外，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设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成人教育局、社会教育局、初等教育局以及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农业学校等机构。临时中央政府还制订、颁布了《教育行政纲要》等22个重要文件，使教育工作有章可循。
临时中央政府有关教育的法规和文件有战时特点，一切都是为夺取革命胜利服务。1933年4月，政府颁布的《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第一条规定：省、县、区、市教育部及乡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正确执行中央政府及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文化教育的政策等，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使能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以争取苏维埃运动在全中国的胜利。《纲要》还规定了各级教育委员会的职责，如乡教育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进行广泛的识字运动，建立识字班、夜学、列宁小学等。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毛泽东阐明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发展文化教育，发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毛泽东的教育措施包括：注重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又关注职业技术教育、业余教育，普及儿童义务教育；注重教学管理和效率，注重编写新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毛泽东先后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苏区中央局党校、列宁师范学校、红色通讯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等，他还亲任红军学校政委、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
毛泽东倡导尊师重教，在保障前方作战的物质需要的前提下，尽量保障各类学校的经费供给，提高教师待遇。因此，中央苏区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不仅办起了不少大学和职业学校，又努力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成绩突出。从性质与功能看，中央苏区教育不仅同革命战争、同劳动相结合，更同未来共产主义目标相联系。
07、最早提炼出十点教学法
有着长期教育经验的毛泽东十分注重教学方法。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为军队教育工作者概括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教学方法。这就是1929年12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提出了著名的十点教授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点教学法是毛泽东在多年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至今仍有启发意义，若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根本不可能提炼出这样的方法。
由于创办过不少学校，毛泽东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对于一所学校，毛泽东看重校长和教员。1936年，他在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1939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亦这样说：“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都是兴办学校的宝贵遗产。
08、延安时期创造了黄土地上的办学奇迹
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出色，可以说创造了黄土地上的办学奇迹。毛泽东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非常注重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同时也注重其文化知识教育。在陕甘宁边区这片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抗日战争时期兴办的干部院校多达50余所，主要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研究院等；属于边区政府领导的主要有中共西北局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纺织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警校等中高级干部学校等。
延安时期的社会文化政策和教育措施同样出色。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范围内的150万人口中识字人口约占1%，文盲约占99%；旧的小学不过120所，没有一所中学，贫困农民的子女多无条件读书，适龄儿童失学率非常高。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小学的数量1945年达到1377所，学生数量增至34004人。同时，边区小学的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边区还加强了识字教育，组织形式是民众学校、冬学、小先生制、岗位教育等，其目的在于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可以说，边区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奇观。
由于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延安时期的教育带有战时特点。毛泽东对教育的目的、目标规定得更为清楚：一切为着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八条《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指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毛泽东还阐明了整个民族的抗战教育政策。1938年10月，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论及“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时提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全民族要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在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的大前提下，对于具体怎样办好根据地的学校、学校的任务和课程设置等，毛泽东都有考虑与说明。1939年7月，他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三要点：“（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办学校、传授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故毛泽东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毛泽东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评价很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更加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必须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能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其学习形式可以是研究小组或组、学习小组或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他还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延安时期是民主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各类学校的教育相当规范，学制、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毛泽东历来主张学制灵活、反对课程过繁，而战时学习要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使之精简，学以致用。然而，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相当齐备，尽管各有不同。
例如，抗日军政大学以培养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为目的。马列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党的建设等。此外，还有时事政策报告和讲座。其特点是注重理论研究与学习。鲁迅艺术学院，专修课是各系根据专业需要设立，选修课有日文、俄文等。
延安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下设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1944年7月并入）和医药系，行政学院和鲁迅文艺学院学制2年，自然科学院学制3年，医药系学制l至2年。其课程设置最为齐全，有共同课与专业课两种。共同课占总课时的20％—30％，专业课占70％—80％。全校的共同课有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行政学院的共同课为边区民主政治，富有特色。行政学院的行政系行政专业的课有社会政策、干部工作、乡政权工作、群众工作；行政系警政专业的课程有警政业务、社会常识。司法系的课程有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法学概论、社会政策、现行法律研究。教育系的课程有边区文化教育概况、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材研究、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研究。财经系的共同课有边区经济概况、会计审计与统计，经建专业的课程有农业、工业、合作问题、交通运输；财政专业的课程有财经业务、税收业务、银行业务、贸易业务。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的共同课有数学、物理学、普通化学、绘图、外国语，各个系如机工系、化工系、农业系的课程都较齐全。延安大学医药系的课程各专业有侧重。医生班设有解剖学、细菌学、病理学、诊断学、生理学、药物学、中药学。司药班设有药物学、中药学、简易药物学、医疗常识、保育常识、卫生常识、简易妇科学。助产班设有助产学、生理解剖大意、简易药物学、治疗常识、保育常识、卫生常识、简易妇科学。护士班设有生理解剖大意、细菌学大意、简易药物学、理化常识。中医班设有药物学、诊断学、治疗学、生理卫生学、消毒学。兽医班设有畜牧概论、中国兽医学、药物学、诊断学、普通病、传染病、免疫学。1941年秋还增设俄文系。延安大学的学科这样齐全，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大学不能比的，它是共产党领导下创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而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更是以实用为主。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提出的要求是，“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
从延安时期的教育成绩来看，其学制、课程设置符合实际，符合教育的规律，各院校办学更符合现代大学的教育规律。在当代，按照实践的发展和实际开设急需专业已是教育工作的常态。
09、提出让社会成为“大学校”思想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关注干部教育，军队教育，关注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也关注整个社会教育，他的让社会成为“大学校”的意图已非常明显。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消灭文盲、将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的计划：“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这种设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重大演化。
在延安时期，由于知识分子少，他们在各个部门、各个学校都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往往一人多用，这种一人多处教学的形式实际上也把延安联结成一个大学校。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论述的学校教育的目的、方针，教育与全民族的任务、与政治方向的关系，学制与课程设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管理人员素质的重要性，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及各自作用，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干部教育，军队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及其和整个社会教育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大学校”观。而现在所谓“学习型社会”，根源上也是毛泽东关于把社会变成大学校的一种流行说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路线的总体设计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国家教育方针、路线的总体设计者，始终密切关注整个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积累的丰富的军队教育、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普及教育的经验基础上，对教育更有总体与长远筹划。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国事活动中，毛泽东像抓军事、政治、经济一样抓教育，曾亲自起草、审阅或批转中央、国务院诸多教育文件，在一些重要会议上都讲到了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审阅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关于教育的条文），1950年8月1日起草《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对军队文化的全面规划，设想从军队中培养大批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笔者注），1953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有大量指示），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谈及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讲到消灭文盲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讲到教育方针，1957年3月召开普及教育工作座谈会（谈及教学计划、教科书问题，私立中学可以办，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等——笔者注），1958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并多次谈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之加以鼓励，1961年9月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5年同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的报告》，1964年关注减轻学生负担、教学制度，1965年亦关注减轻学生负担、学校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并考虑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此外，毛泽东的一些题词、通信亦与教育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制定、审定、同意颁发的文件及其讲话、谈话、通信等，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承续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基本理论，但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这些基本理论仍然包括：教育与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普及教育，教学管理，教学方法，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思想改造，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发展，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军队教育与整个社会“大教育”等。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之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兴办教育，成绩巨大，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11、提倡文字改革，支持新文字工作、支持普通话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由于积贫积弱和长时期战乱，教育荒废造成文盲、半文盲充斥社会。为了有利于实现教育兴国，有利于人们易于学习作为国家语言的汉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决策，确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三大任务，奠定了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基础。
这一决策高瞻远瞩。我国的主要语言是汉语，汉语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由于历史原因，汉语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程度。各地方言妨碍人们的交流，造成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诸多不便。要使我国真正实现统一，文化、语言文字必须要统一。而汉语统一的基础，是采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确定为全国的普通话，并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
毛泽东支持文字改革、支持普通话推广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积极支持文字改革、新文字运动。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同年2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新文字运动委员会”，吴玉章被推选为主任。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推举毛泽东、朱德、郭沫若等为名誉理事；选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等45人为理事。新文字协会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边区政府用新文字开展冬学运动，助力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它首先在延安市、延安县做起，逐渐推广到全边区和其他地方。新文字协会编印了一份《SINWENZBAO》（新文字报），于1940年11月22日在延安川口油印出版，每周一期，发送到各冬学。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21期起该报改为铅印，由延安新华书店发行，该期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同时也发表朱德的题词“大家适用的新文字，努力推行到全国去”。边区推行的新文字是拉丁化新文字。据统计，在此期间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拉丁化新文字图书有16种。这些工作的具体领导者是吴玉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注重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8月，吴玉章致信毛泽东，就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中央尽快推行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的信引起毛泽东重视，他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1951年初，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同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筹备会在北京成立。次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来承担组织汉字改革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任务。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1955年2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与支持下，在吴玉章直接领导之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不断努力，于1956年初拟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毛泽东极力支持汉语拼音改革、推广普通话，他的几次讲话有明确体现。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做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讲了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紧接着，毛泽东就发表讲话：“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修订和多次审议后，于1958年2月11日正式发布。这样，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普通话首先在教育系统、语音媒体中得到施行和推广。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逐渐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中被自觉使用。从60余年的成就来看，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50%，13.47%的人口以普通话为母语。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在使用交流中又得到了积极普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并且，以汉语为代表的中文正在走向世界，全球6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除中国外，全世界各国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超过1亿。
作者简介：
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文章来源：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