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共产党失去了根据地，却得到了毛泽东

萧武

　　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自一年前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以来，中央红军第一次得到了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根据地之于红军的重要性，在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的这一年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在雪山草地的自然困难面前，备历艰辛的红军体会尤深。多年之后，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回忆中仍然提到，离开根据地之后，红军就处于无后方作战的状态，由此为长征带来极大的困难。

　　在作战时，军队都要区分前方与后方，前方负责打仗，后方负责筹集后续兵员、粮草、弹药、服装等后勤补给物资。可以说，后方供应的成败会直接决定前方战事的发展态势。正因此，历史上一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劣势一方能够取胜，经常依靠的就是偷袭敌人后方补给基地，使敌人供应断绝，被迫撤退。著名的官渡之战便是如此，曹操与袁绍在长期对峙中拼消耗，最后曹操通过突然偷袭袁绍的后方物资集中地乌巢，从而一举扭转战局。

　　红军面临的无后方作战就意味着，他们行军打仗所必须的物资都没有着落，没有固定的来源。

　　红军与旧军队不同，不给指战员发饷，但与旧军队相同的地方是，红军指战员也是人，必须吃饭、穿衣。尤其是在离开中央苏区时，因为事先准备不足，也没有长期远离根据地作战的准备，因而携带的物资极少。在湘江战役中，为了抢渡，又被迫抛弃了一部分物资。因此，到贵州、云南一带时，云贵高原已是冬季，而红军指战员仍然没有棉衣，只能穿着单衣在高原的冬天行军打仗，长途奔袭。

　　更重要的问题是人。

　　首先是兵源。红军的兵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经过政治教育后可以争取一部分参加红军；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地的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军。这两方面的补充才保证了红军从井冈山时期的两三千人一直发展到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五六万人。在长征开始前，中央甚至提出扩红十万的目标。虽然最后没有完成扩红十万的任务，但经过多方面努力，仍然在短时间内将红军的规模扩大到了近十万人。不过，由于新参军的战士未能来得及训练就被单独编为一个军团，结果是这些新兵在战斗中迅速减员，经过湘江战役，所剩无几。

　　在长征开始后，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存在了。俘虏敌人需要打歼灭战，才能缴获敌人的物资，俘虏敌人官兵。从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就改变战略战术，尽可能避免与敌人硬碰硬，也就谈不上对敌人打歼灭战，自然俘虏敌人官兵。因为没有稳定的根据地，所经过的地方虽然受到群众欢迎，但毕竟是匆匆来去，尚未和当地群众建立鱼水深情，红军就又要在敌情变化压力之下被迫离开，当然无法吸引多少当地群众参军。

　　因为没有根据地，红军也就缺乏稳定而安全的后方医院，来为战斗中负伤的伤员提供治疗和恢复，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对红军来说，负过伤的干部战士都是宝贵财富。负过伤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了战斗经验，因此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可能会是骨干力量。不少红军将领都曾负过伤，在后方医院疗伤。其中比较著名的，大概要数名将粟裕，他曾多次负伤，中央苏区时期也曾负过伤，正是在后方的红军医院进行治疗和恢复的。而在没有后方根据地的长期转战条件下，就没有这种条件了。在长征中，轻伤员尽量带走，重伤员短期内无法恢复，就只能就地安置到群众家中。秦基伟将军在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转移时，就因为负伤而被安置在群众家中。但他清楚，留下的结果要么是被敌人抓住杀死，要么就是脱离革命队伍，所以他稍微好一点了，就赶紧去追赶队伍。长征过程中，类似情况造成的减员不在少数，多数只能被迫脱离革命队伍。贵州、云南、四川一带都有有类似经历的人，他们跟着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一路艰难转战，却因为负伤不得不离开离开红军队伍，被就地安置到当地老百姓家里。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国民党军进入苏区，就会变成聋子、瞎子，只能被红军牵着鼻子跑，等到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疲惫不堪，红军再突然发动攻击，将敌人一举歼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苏区的群众心向共产党，心向红军，而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军。所以，根据地群众会将掌握到的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红军，而国民党军却无法通过群众获取丝毫红军的消息，自然变成了聋子、瞎子。

　　长征中的红军所到之处，遇到的情况虽然还不像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那么悲惨，完全变成聋子、瞎子，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但获取敌人动向的信息显然不如在中央苏区根据地那么及时、迅速了。纯粹依靠一些军事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得到的敌情常常会出错。比较著名的当属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刚重新得到红军指挥权指挥的土城战役，因为敌情信息错误，使原计划中的突袭战变成了久攻不下的攻坚战，而且敌人的援军还在不断赶来，红军的伤亡持续增加，却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胶着之下毛泽东被迫决定下令红军全线撤退，与敌人脱离接触，保存力量。

　　当时的中央虽然由“国际派”把持，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比较教条、僵化，但根据地的重要性他们还是知道的。他们最后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并不是他们想放弃，而是敌情变化了。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之下已经不可能再扭转困局了，所以被迫放弃了中央苏区根据地。放弃苏区进行转移，是为了寻找新的根据地，而不是因为根据地不重要，或者说他们不明白根据地的重要性。

　　离开中央苏区后，中央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是到湘西去与贺龙、肖克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但红军的战略意图很快被国民党识破，在沿途进行层层拦截阻击，到湘江之战后，红军大幅减员，已经失去了与国民党军硬碰硬的能力。随后，国民党军又在一方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好了口袋阵，坐等中央红军来钻。更重要的是，二、六军团当时在湘西的根据地条件并不好，全军总共一万余人，而且缺乏大运动战的经验和能力，只能以游击战为主，对中央红军的战略策应能力不足。并且，湘西自然条件要比中央苏区差很多，少数民族众多，敌情复杂，二、六军团自顾尚且不暇，无力接纳庞大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

　　因此，在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案，转而寻找战机，北渡长江，与此时已在川陕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四方面军会合。为了摆脱敌人的尾随追击，中央红军先后四渡赤水，突袭贵阳，威逼昆明，从而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堵计划和部署，才争取到北渡长江的机会。之后，又翻过雪山，终于与四方面军会合了。

　　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红军和机关人员总共不足两万人，四方面军约五万人，两个方面军总共近八万人，以当时川西北根据地的条件，也无法供养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和机关人员。红军必须寻找其他出路。

　　张国焘给出的方案是南下，利用四川军阀林立，大小军阀之间长期混战的矛盾，占领四川，作为根据地。而中央认为，红军的出路应当是继续北上，到陕甘宁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找立足之地。经过斗争，最终达成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一起北上的决定，但在过完草地之后，四方面军突然决定裹挟中央红军与中央机关南下，以武力为后盾，强行解决战略方向的分歧。中央红军和中央被迫连夜出发，单独北上。

　　由于一部分中央红军被四方面军裹挟南下，北上经甘南、甘肃到达陕北的仅约7000余人，中央红军的两个主力军团一军团和三军团也合并，改编为陕甘支队。到陕北后，又与陕北红军的3000余人、先期已经到达陕北的四方面军别部红25军的5000余人合并，重建了红一方面军。经过山城堡战役，中央红军在陕北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从而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这样，转战一年有余、形成二万余里的长征才算结束，漂泊已久的中央红军才又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充当后方的根据地。

　　一年后，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在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陕北聚齐，陕北成为继中央苏区之后的又一个革命中心。

　　蒋介石曾经想将红军消灭在大渡河畔，让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但红军没有变成石达开第二，而是成功的渡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根本的原因就是红军在遵义会议上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而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有正确的道路，胜利到达终点，红军才不会变成石达开第二，长征才成其为长征，否则，长征就会像石达开一样，变成一次失败的逃亡。而这个道路，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一方面军分手后，四方面军单独南下，向四川扩张，但不久后即遇阻，于是重新回到川西北，接应从湘西一路转战至贵州、四川的二方面军北上，准备会师后再联袂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会合。不过，四方面到甘南后，就驻足不前，张国焘又和一方面在西征还是北上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就在驻军甘南时，时任四方面军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分析了北上的困难，其中的理由之一便是，陕北是干旱地带，物产欠丰，人口稀少。陕北根据地内当时总共才40万人，要供养二万人左右的一方面军已经捉襟见肘，如果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全军北上，再加六万人，对陕北而言，实在难以支持。而他们当时所在的甘南，还有80万人，也没有陕北那么干旱，至少物产要比陕北更多一些。

　　毫无疑问，徐向前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四方面军中很具代表性。按理说，自从1932年被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转战几千里才在川陕一带站住脚，此后又经历了北上与南下的摇摆，四方面军应该也非常清楚根据地的重要性，但徐向前的这种看法表明，四方面军多少有些担心到陕北后条件太过艰苦，所以不能都挤到陕北去，必须另寻出路。

　　此时，红军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陕西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河西走廊与青海一带是马家军的天下，宁夏也在马家军控制之下，东边的山西是阎锡山，尾随红军追击而来的中央军实力更为强大。在这种四面都是敌人的情况下，红军当然力量显得十分弱小。因此，中央希望三大红军主力能够在陕北聚齐，互为犄角之势，在军事上就会处于更为主动的有利地位。而且，日本在华北动作越来越大，中日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一旦战争爆发，国民党军不是日军敌手，华北成为沦陷区，自然会成为敌后地带，有利于红军去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自己的实力。

　　但四方面军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首要任务是西进，取得苏联援助。因此，在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二方面军和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总部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后，就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西征的意见分歧尚无最终定论的时候，四方面军决定单独西进。西进并不顺利，就在四方面军渡河时，国民党军关麟征部半渡而击，将四方面军分割为已经渡河的2.2万人，和剩下的不到两万人。最后只能由已经渡河的2.2万人孤军西征，剩下的二万人到陕北与一、二方面军会合。

　　徐向前及其他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将士后来回忆中都提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民情无法适应。虽然四方面军有在鄂豫皖和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经验，但那都是汉族聚居区，面对的敌人虽然凶恶，毕竟也是汉族为主。而在河西走廊，他们面对的敌人是马家军。

　　一般而言，国民党军的群众基础都非常差，不管在哪儿都会被群众反对。但马家军是个例外。在汉族地区，长期以来，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主要由宗族来组织。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情况不同。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常常扮演者基层社会组织纽带的作用。马家军是回族为主的军队，而在河西走廊的回族同胞众多，马家军虽然对当地群众长期剥削压迫，但因为有共同的宗教作为纽带，使马家军反而成为国民党军中少有的与群众关系相对较好、受到支持较多的一支。而西路军在当地则很难与群众建立像在鄂豫皖和川西北根据地那样的鱼水关系，无法得到群众的充分支持。很大程度上，西路军的失败即与此有关。

　　反观一方面军所在的陕北，之所以能够迅速站稳脚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经过刘志丹等人率领的陕北红军的长期斗争和宣传，陕北群众对红军的主张和政策都是熟悉而且支持的。但由于陕北红军力量相对较小，对根据地的控制能力不足，还有许多地方仍然由国民党军占据，红军只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山区活动。所以红军的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并未在陕北所有地方大张旗鼓的实行。红25军的到来加强了陕北红军的军事实力，中央红军到来后，红军实力更进一步，迅速将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扫除，使原本比较分散的根据地连接起来，也就有条件实行红军的各项政策，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了。

　　也就是说，陕北虽然自然条件并不好，人口也不多，但相对而言，群众基础要比四方面军曾经占领过的地方好很多，也就更容易站住脚。

　　对于红军这样的军队来说，如果说红军是种子，群众就是土地。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会收获不同的果实，同样的种子也不可能适应所有不同条件的土地。红军也一样。既然是红军，当然都清楚群众的重要性，但要找到适合红军扎下跟来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却并不容易。中央红军和二方面军都曾试图在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地带建立根据地，但最终都放弃了，除了自然条件艰苦，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群众基础。四方面军曾在川西北建立过根据地，并曾一度连续取得胜利，扩大了土地面积，但最终仍然不得不撤离，除了敌情变化的原因，群众基础同样是主要原因。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就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曾经渡过黄河东征山西，但并不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阎锡山在山西长期经营，根基较深，共产党和红军无法生存，山西的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都不了解。

　　在一定意义上，自从离开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寻找适合他们生存的群众。也就是说，长征之路也是红军重新寻找群众之路。但最终，仍然是中央红军率先在陕北找到了适合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土壤，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央红军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生存和发展，根据地建设做得更好一些。而根据地建设之所以做得更好，是因为毛泽东最早在中央苏区提出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没有毛泽东的社会调查和他提出的群众工作路线，根据地建设就谈不上。

　　红军要不要承担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工作，也是红军创立之初，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一度与朱德、陈毅产生重大分歧的问题。毛泽东坚持认为，红军必须做好群众工作，才能建立稳定的根据地，红军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而在朱德和陈毅看来，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只有打胜仗才能扩大根据地。群众工作与红军打胜仗，究竟哪个更优先？这看起来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红军在长征中失去根据地，失去稳定的群众基础，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央苏区根据地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的红军，也在长征之路上屡屡遭遇重大失败，不断减员，乃至出发时八九万人的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只剩了不足一万人。

　　但中国革命又是幸运的。虽然在长征初期经历了重大挫折和失败，但在遵义会议上，痛定思痛，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又重新得到了承认，中国革命又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就像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一样，重新获得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了陕北。

　　陕北虽然不是“流着奶与蜜之地”，但对共产党和红军来说，陕北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新走上了正确的根据地建设道路，也就重新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抗战开始后，陕北的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模式推广到了日寇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各个根据地。正是由于这些根据地的滋养，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席卷全国，建立新中国。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一边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一边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一般而言，根据地多数依托山地建立，但除了自然条件，最重要的还是依靠群众的“人山”。

　　是否发动群众参与，也是共产党所说的全面抗战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的根本不同之处。今天经常有人说，论持久战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国军中也有许多将领提出了持久战的主张，比如李宗仁、白崇禧，就明确提出过。但毛泽东的持久战与国民党将领们的持久战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泽东是要将抗日战争同时变成一场民主革命，在基层打破之前的封建社会组织，压制地主阶级，帮助建立妇联、农协、救国会等各种群众组织，将群众组织到新的基层组织中来，同时用党的基层组织来领导这些组织，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革命，让千百年来被压迫的普通农民变成抗日的主体，也变成基层社会组织的主体。在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改造的基础上，再建立各级抗日政权组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才将各抗日根据地称为抗日的人民民主政权，以区别于国民党领导下的一党独裁、对人民群众残酷剥削压迫的政权组织。

　　在这些根据地，虽然没有像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样直接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但却本着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同时鼓励支持抗日的民主爱国人士积极参与各根据地的民主抗日政权。这样，让国内各民族、各社会阶层都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敌堡垒。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抗日战争变成了一场亿万觉醒的人民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因此，共产党领导下各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不仅是为民族独立而斗争，更是一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是大地母亲盖亚的儿子，每当他站在地面上的时候，就能够获取无穷的力量，战胜任何敌人。但最后，在与赫拉克勒斯的战斗中，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俄斯举过头顶，使他双脚离地，无法从大地获取力量，从而杀死了他。长征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站在人民群众构成的土地上，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战胜一切敌人，一旦离开群众，共产党和红军随时都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个启示对今天的共产党来说，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