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据谢觉哉日记记载，1921年6月29日下午6点，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怀抱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救国救民志向，从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小火轮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又与十多位代表一道，辗转登上南湖的那艘红船。从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

　　夺先声

　　毅然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20世纪初的各种新思潮中，经过反复比较鉴别，毛泽东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919年7月，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他亲自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常常夜半还不得休息。文章写好了，他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在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开始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

　　1918年8月19日，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当时，毛泽东等八人租住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房内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为让小油灯的弱光照遍房间，只能把它挂在墙角上。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毛泽东的这两次北京之行，以及在长沙、北京、上海等地的辗转，与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当时中国思想界两位巨人的相继交谈，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次到达北京后，毛泽东首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通过李大钊，毛泽东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他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之外，就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这间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

　　在这里，毛泽东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经常向李大钊请教。他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也研学过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回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启程赴上海，主要目的是想商讨湖南建设问题。由于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于是有机会与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开先路

　　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毛泽东与蔡和森从理论上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建党理论和实践贡献，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相互辉映。

　　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二十余人，在蒙达尔纪召开会议，史称“蒙达尼会议”。

　　会后，蔡和森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接连写了三封长信，阐述成立共产党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

　　1920年12月1日以及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了信。回信中，他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还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这反映了他经历了一段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

　　蔡和森、毛泽东之间的通信与探讨，从思想、组织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建党理论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与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促进了湖南及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酝酿与成立。他们的建党思想，可以说是为中国共产党最早设计的蓝图。

　　1920年11月，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负责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李达还把上海建党建团情况、《中国共产党宣言》、党纲草案十条、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及时寄给了毛泽东。

　　1974年在长沙九所宾馆，毛泽东回顾湖南建党历史时曾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1921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毛泽东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青年团章程，便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长沙市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很快发展彭平之、刘少奇、柳直荀、张文亮等一批先进青年为团员。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没有公开的名称，没有发宣言，也没有办公开的刊物，处在“潜在”状态。据党创立时期的领导成员李达回忆，至中共一大前，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有成员近十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有六人，即：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他们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毛泽东曾争取萧子升加入这个组织，但萧子升不愿放弃“以教育为工具”的观点，从此两人分道扬镳。

　　当先驱

　　动员亲人走出韶山干革命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都始终矢志不移、执着追求，并带领全家投身革命。

　　毛泽东领导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积极扩大文化书社业务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介绍共产党人的观点;支持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提高工人思想觉悟;推动湖南第一师范教学改革，倡导思想自由;还到湖南各地考察农村社会和教育情况，了解省情、民情、社情。

　　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韶山。农历正月初八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谈家常。毛泽东开导他们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六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年轻的毛泽东同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他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